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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一艘名為Sophie Frazier的渡輪，滿載著310名乘客，從廈門港出發，駛往新加坡。本艘渡船的乘客，名義上是接受海峽殖民地華人買辦Hong Sing的招攬，去南洋三州府充當勞力，實則是僑鄉百姓各懷目的，或冒險謀出路，或投靠親友，或逃避禍亂。

在廈門港經辦票務、招徠乘客的負責人，是祖籍海澄縣山尾社（今海滄區鰲冠村）、出生于檳城的英籍華人李順發（LEE Soon Hoat）。基于鄉緣、血緣關系，很多人不請自來，故而乘船人多來自海澄、同安一帶。

當渡船駛出廈門港后不久，即遭遇臺風，為減少損失，船上工作人員立即安排所有乘客躲入下層甲板艙內，整整四天，乘客在昏暗的艙內，饑無可食，污穢四溢，疾病叢生，待船靠岸后，艙內已有三十五人因病死去，另有三十名重傷、重病者上岸后不久即因醫治無效離世。

乘船受害者，因懼怕船主的權勢，上岸后竟默不作聲、不敢追償。

消息傳回國后，反而引起不小的波瀾。在此事故中，居住在海澄縣霞陽社（今海滄區霞陽村）的楊茹注，竟有七名親人喪命，他可不像其他人那樣忍氣吞聲，就此略過。11月4日，楊茹注帶領霞陽社民六七十名，浩浩蕩蕩殺向山尾社李順發家，一舉奪走李家所有財物，并將李順發及其叔父一并捆綁帶回霞陽拘禁。楊茹注要求李順發為死去的親友賠償700~800元，否則將沒收他所有的家產。而在此之前，已有同一事件受害者的家人曾向李順發的叔父索要受難者的隨身行李或賠償，顯然，這一次，李氏叔侄也不想就此松口、讓步，堅決拒絕任何賠償。李順發有這樣的底氣，或許還有其霞陽女婿身份的助力，當天，其岳父和妻子也與李順發見了面，但最終三方還是未能就賠償問題達成共識。眼見談判陷入了僵局，李順發的堂兄弟、出生于泰國宋卡的李新（Lee Sin）立即轉向英國領事列敦求助。

李順發作為英籍華人，雖然長時間在鄉居住，但也連續三年在鼓浪嶼英國領事館注冊和報備。當列敦收到請求信息后，本著保護僑民的職責，即于11月5日，照會駐廈門的興泉永道尹恒昌，要求盡快釋放李順發并賠償損失。恒昌隨即派人初步調查得知，霞陽社雖只有數百居民，但因受團練所控制，官軍勢力未及，且霞陽周圍計有30個村社結成聯盟，由蔡、楊等姓控制，人數多達萬人，部分成員社甚至是遠近聞名的海盜、山賊巢穴，地方官非必要不介入。于是恒昌便以霞陽社地屬汀漳龍道管轄，興泉永道無權過問為由，回絕了列敦的要求。

列敦對于這種踢皮球的態度甚是反感，他一方面將“偵查”號和“Pluto”號兩艘英艦調回廈門，另一方面通過英國駐福州領事向閩浙總督提出交涉。迫于上級壓力，廈門及海澄的地方官便只能逐步啟動釋放李順發的行動了。

11月16日，海澄縣派出衙役王某一行前往山尾取證。待他們到達吾貫（今海滄區鰲冠村）后，各種打聽周旋，竟無人愿意指路，一番碰壁后，最終才來到了山尾李家。王某按例向李新索賄，否則就上報知縣李家并未遭遇財產搶奪，李新果真是“番仔直”，竟懟到，“你不說，自然有英國領事調查”，“想要錢，最好別說出來，我一分錢都沒拿到，也給不了你”。11月17日，王某來到霞陽，很順利地將李順發及其叔父帶離，在回縣城的路上，王某很是不甘心，又和李順發說到，“昨日去吾貫和山尾時，李新說，只要把你從霞陽帶走，你就會給我賞金”。然而，李順發卻不吃這一套，“想要，自己去和英國領事拿”，王某悻悻回到，“這是中國的慣例”。噫，同一種面孔，不同的認知，怎么能相處得了呢？

11月18日，海澄縣對李順發叔侄簡單過審后，即將兩人經廈防廳移送興泉永道署。恒昌等人，對于這等憋屈，難以釋懷，于是他們決定換個方式給這起案件重新定性。他們主張李順發是中國人，所犯之事應由中國自行裁決，于是威逼李順發在認罪書上簽字，以承認自己生于海澄縣，非英籍檳城人，并否認自己曾被霞陽人綁架的事實。李順發也頗為強硬，雙方就此陷入了僵持。

眼見事態不妙，李新趕緊將興泉永道的逼供來由告知列敦，請求進一步的幫助。列敦當即派出領事館代表溫思達再向興泉永道署施壓，要求立即釋放李順發，并設計轉達李順發，不得簽署任何文書。之后，在列敦和閩浙總督的前后施壓下，案件最終有了一邊倒的新進展：由海澄縣知縣強制要求霞陽楊茹注等人共同承擔對李順發的賠償共計605元，立即逮捕主事人楊茹注。

李順發叔侄，作為渡船死人事件的間接責任者，不管是否有責任為死去的人善后，單單他們與清朝地方官吏的相處方式，便顯得格格不入，長久之下，他們又怎能和諧融洽？而作為僑鄉，海滄附近的鄉民為了平衡海內外關系，在自己的居住地也創造了一種足以自衛的制度，只是，在強權之下，也顯得有些力不從心。以至于，當他們出洋后，就很難能落葉歸根了。經此一役，李順發一家已經無法安然在鄉常住，于是，他們便攜帶家眷，大包小包，徹底告別家鄉，回到了檳城。

參考資料：《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國：福建人的活動與英國、清朝的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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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yno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