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深圳人不能忘記的“紅色家書”

9月3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

深圳人雖然無法遠赴北京，但卻不約而同地在選擇了放下手中的工作，在辦公室，在教室里，在街頭巷尾，一同觀看九三閱兵儀式，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

深圳是座年輕的城市，但我們的歷史不年輕。在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上，深圳人也曾創造了很多足以改變戰局的紅色經典戰役。

1938 年 10 月，日軍在大亞灣登陸，廣州、寶安（今深圳）相繼淪陷。

彼時的深圳，還不是 “特區”，而是珠三角邊緣的 “邊陲之地”，但這片看似 “不起眼” 的土地，正是東江縱隊的主要發源地之一，成為了華南抗日的 “星星之火”。

1938年，曾生、王作堯等在深圳坪山組建抗日武裝，后合編為東江縱隊，司令部設在深圳市大鵬新區葵涌街道土洋村。

東江縱隊在深圳最震撼的故事，是兩場 “跨越國界” 的 “生命接力”：一場救了中國的文化脊梁，一場救了反法西斯的盟軍戰士。這兩場營救，都刻著深深的 “深圳印記”。

1941 年 12 月香港淪陷，在這段長達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時期，東江縱隊孤懸敵后，在日偽軍的夾擊下浴血奮戰，沒有先進裝備，就用土制炸彈炸日軍據點；沒有通訊設備，就靠 “交通員” 徒步穿越封鎖線送情報，成為了唯一成建制且堅持抵抗直至抗戰勝利的武裝隊伍。

在香港淪陷后，日軍為了扼殺中國人民的抗爭意識，將矛頭指向了當時藏身于香港，堅持為抗日發聲的一眾文化名人。為此，在1941-1942年間，東江縱隊成功營救了被困香港的鄒韜奮、茅盾、何香凝等數百名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國際友人，被稱為“秘密大營救”。

在大營救的4條主要撤離路線中，西部陸路撤離路線就是從香港島到九龍，過荃灣，翻越大帽山，進入元朗十八鄉，過落馬洲，渡深圳河，到達白石龍村。

如今位于龍華區的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成為了嶺南地區收藏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史料及文物最多，也是深圳市唯一的主題性紀念館。

第二場則是在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東江縱隊完成了一場跨越山海的生死營救，上演了一場深圳版的《拯救美國大兵瑞恩》。

1944年2月11日，美國飛虎隊飛行員唐納德?克爾駕駛P-40戰斗機突襲被日軍占領的香港啟德機場。

在擊落一架日機后，克爾的飛機也中彈，他被迫棄機跳傘，降落在了九龍后山的觀音山坳。

虎落平陽，在命懸一線之際，這位美軍“飛虎隊”的飛行員被當時只有14歲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李石發現。被稱為“小鬼交通員”的李石，迅速把唐納德帶到一個山洞躲藏了起來，并向游擊隊報告了情況。

收到消息后，東江縱隊馬上開始了營救行動。之后的二十多天，不同的游擊隊員和村民來到唐納德藏身的地方，為他換藥、包扎、送食物。

但為了搜捕克爾，日軍出動了1/4的駐港兵力，掃蕩、封鎖克爾的逃跑路線。克爾不得不滯留在馬鞍山、石芽山一帶。在這里，克爾結識了名震大灣區的傳奇英雄劉黑仔。

1944年3月，港九大隊海上中隊幾乎拿出全部家底，調派三艘武裝船護送克爾橫渡大鵬灣，突破日軍封鎖，在大鵬半島南澳登陸，成功將克爾送到東江縱隊司令部。

在坪山，包括曾生在內的坪山各界代表100多人，為克爾舉辦了一場隆重的歡迎儀式，并送上一面三角錦旗，上面寫著——

“空中英雄”、“柯爾（即克爾）中尉留念”、“惠陽坪山人民敬贈”以及對應英文。

正如克爾1944年3月8日寫給東江縱隊的感謝信中寫道：

“無論在和平中或者在戰爭中，我們都將和你們同志一般地站在一起！”

事實上，克爾僅僅是東江縱隊營救的其中一員。

這場深圳版的《拯救大兵瑞恩》，不僅創造了絕地接力營救飛行員的經典戰例，更在中美反法西斯戰爭史冊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如今，這段以營救飛行員的真實歷史為藍本、來自深圳的紅色力量，已經搬上了電影熒幕——

由廣東省委宣傳部、深圳市委宣傳部等單位聯合攝制，劉浩良編劇并執導的電影《營救飛虎》，正式于9月3日登陸全國院線，成為深圳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紀念日的獻禮。

在看完九三大閱兵儀式后，我立馬前往電影院觀看電影《營救飛虎》。當天，微博話題#在深圳拍的這部電影上映了# 已經登上了娛樂熱搜榜，可見這部深圳影片的關注度。

電影的核心情節，取材于那段真實的歷史傳奇。但當時見證歷史戰役的香港與深圳，如今已經成為了繁華都市。

為此，劇組不惜在深圳市坪山區 1:1 還原1944年香港紅磡、灣仔街景，還深入大鵬新區的海蝕洞，進行實景拍攝。影片結尾“對火點煙”的場景，更是源自真實歷史照片。

在電影中，“干活”這句臺詞被多次提起。作為電影主演，片中飾演“歡少”的演員韓庚其實早在2002年，就曾進入深圳歌舞團工作。

在他看來，臺詞“干活”其實蘊含深圳精神——努力、堅持、韌勁，而深圳的發展離不開有創造、堅持、有韌勁兒精神的深圳人。

在電影院里，我遇到了一位白發蒼蒼的耄耋老人，他拄著拐杖，連走路都要親人攙扶，但他依然在電影首映日來到了電影院。

電影散場后，我來不及找到他，我不知道他是否也曾是東江縱隊的一員，但我相信，他肯定見證過東江縱隊的那段歷史。

從電影院走出，回望歷史，深圳不僅有東江縱隊劉黑仔這樣的抗日傳奇，更有許許多多像“歡少”這樣勇敢沒有姓名的普通人。

東江縱隊能在深圳立足，靠的從不是精良裝備，而是 “普通人的支持”：客家人的山歌、漁民的船槳、華僑的匯款、孩子們的 “情報員”，共同織成了一張 “人民戰爭” 的大網。

2008年開始，唐納德·克爾的兒子戴維·克爾多次來到深圳，他捐贈了父親的很多物品，也重走了當年營救其父親的“來時路”。

他說：若要紀念這段歷史，就必須趁早，并想辦法把這份記憶與情感傳承給下一代。

奮戰的來時路，從不曾被遺忘。電影《營救飛虎》不僅是對歷史的重現，更是對東江縱隊精神的傳承。在首映禮上，東江縱隊后代代表陳建勛回憶起父親參與營救美軍飛行員克爾的經歷：“父親曾與克爾在山洞中隱蔽20天，當時上千名日軍嚴密搜捕，父親冒著危險往返山路運送糧食與藥品。”

“如今親歷者日漸減少，我們這代人更應扛起弘揚抗戰精神的責任，讓英雄故事代代相傳。”

令人欣喜的是，80 多年過去，東江縱隊的故事沒有被山海淹沒，反而成了深圳最鮮活的 “城市記憶”。

如今，深圳保留著東江縱隊司令部舊址、紀念館等紅色遺跡，它們承載著那段厚重的歷史，是傳承東縱精神、弘揚愛國主義的重要載體 ，也是我們深圳人獨特的精神財富，更是東江縱隊留給深圳的 “紅色家書”。

還記得，被救的“飛虎隊”克爾嗎？他的獲救，不是終點，而是新的起點。

克爾在在土洋養好傷后，被護送回到了桂林的空軍基地。歸隊后的克爾，立刻向第14航空隊司令陳納德建議：

共產黨在香港有堅強的力量，美軍應與其合作。

陳納德獲知后，立刻指示將克爾被營救的經歷編入飛虎隊脫險教材，并同意克爾提出的美軍和東江縱隊合作的建議。

1944年10月，東江縱隊經請示中共中央，由毛澤東批示、周恩來回復同意，與美軍正式建立起情報合作聯系。

為此，東江縱隊特地成立了情報部門，負責和美軍聯絡，交換日軍情報。負責這個情報處的處長，是一位來自深圳大鵬的年輕人，他叫——袁庚。

沒錯，就是那個在30年多年后，已經60多歲還能創造蛇口奇跡的改革先鋒，袁庚。

命運的齒輪，從未停止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