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付一夫

近日，國家發改委有關部門負責人接受媒體專訪時，特別提到了“收縮型城市”。該負責人表示，“從城市發展趨勢來看，人口流失、資金外流、土地閑置的這一類城市，今后也會面臨撤并或整合的可能。這是國際規律和經驗，我們要尊重規律、順勢而為、因勢利導。”

其實，早在2019年國家發改委發布的《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當中，就已經有了關于“收縮型城市”的表述，并明確要求此類城市“要采取瘦身強體策略，嚴控增量、盤活存量”。時隔六年官方再次聚焦這一議題，其中蘊含的戰略考量與發展導向，值得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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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收縮型城市”的討論，最早可追溯至20世紀80年代的德國。

當時，德國正遭遇大規模人口減少，隨之而來的是市政預算縮減，公共排污、公路交通、住房、教育及醫療等基礎設施大面積閑置，這一現象迅速引發德國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

在此背景下，德國學界于1988年正式提出“收縮型城市”概念，最初用于描述人口大量流失導致的城市局部空心化問題。此后，隨著全球范圍內收縮型城市數量持續增加，其特征與影響逐漸突破人口和經濟范疇，延伸至社會、環境、文化等多個范疇。

從歷史維度看，城市收縮并非現代獨有現象。早在千百年前，羅馬、特洛伊等古文明城市以及瑪雅文明的核心區域，均因戰爭、災難、疾病沖擊經歷過城市衰退；進入20世紀，全球化推動人口遷移與經濟中心地理重構，在催生一批發達都市的同時，也導致部分城市在區域發展格局中地位下滑，陷入人口流失、活力減弱的困境。

利物浦是收縮型城市的典型案例。憑借優越的地理位置，這座位于英格蘭西北部默西河畔的小鎮，在18世紀奴隸貿易中成為重要中轉港口。此后，愛爾蘭人、猶太人、華人等移民涌入，工業革命更助推其經濟實力飆升——1931年，利物浦已發展為人口85.6萬并享譽全球的大型港口城市。

然而，后續多重沖擊改寫了這座城市的命運：航道淤泥阻塞、遠洋輪船興起、“集裝箱革命”普及，導致利物浦外貿規模大幅縮減，碼頭工人數量從1920年的2萬余人銳減至1980年的4000人；丘納德輪船等本土大型企業也陸續將總部遷至倫敦等發達城市。至此，利物浦逐漸褪去光環，成為公認的收縮型城市。

放眼國內，收縮型城市同樣存在。綜合國內外案例可見，這類城市通常具備以下一種或多種屬性：

（1）老工業城市：經濟過度依賴傳統重工業與低端制造業，難以適應產業轉型升級需求而掉隊。例如美國底特律、德國萊比錫，以及國內的鞍山、本溪等。

（2）資源型城市：因煤炭、石油、森林等資源枯竭，相關產業衰退引發城市發展降速。如法國洛林、加拿大資源型城鎮，以及國內的鶴崗、阜新等。

（3）偏遠型城市：地理位置遠離中心城市，缺乏港口優勢且交通不便，部分地區氣候條件惡劣，導致人口外流、經濟不振。如日本北海道部分城市，以及國內的雞西、廣元、通遼等。

以上便是“收縮型城市”的基本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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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世紀中葉起，科技進步與全球化進程突破了人類自然生理極限與地理空間限制，將經濟增長、社會發展與空間集聚深度綁定。工業化與城鎮化的穩步推進，也帶來了全球經濟與人口實現普遍性增長。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性地將城市發展建立在“長期增長”甚至“無限增長”的假設之上，追求經濟指標提升似乎成為城市發展的“默認目標”。然而，越來越多收縮型城市的案例正在打破這一固有認知，也讓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增長并非城市的唯一歸宿。

城市走向收縮的原因錯綜復雜，綜合來看主要涉及四大維度：

（1）增長極的“虹吸效應”擠壓發展空間

“增長極”概念由法國經濟學家佩魯于1950年首次提出。他認為，區域經濟平衡發展僅為理想狀態，現實中經濟增長往往從一個或多個“增長中心”向周邊傳導，因此應選擇特定地理空間作為增長極，帶動區域發展。在實踐中，扮演“增長極”角色的通常都是經濟發達的大都市，而這些大都市也著實發揮了自身的輻射作用，有效拉動著周邊的成長。

然而除了輻射帶動效應外，增長極還對周邊城市存在著另一種“虹吸效應”，即由于核心城市集聚大量優質資源與公共服務，周邊城市的勞動力、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會被持續吸引到核心城市當中去，這在客觀上剝奪了中小城市與農村地區的發展機會，不僅拉大了區域發展差距，更將部分城市推向收縮的軌道。

（2）去工業化引發產業萎縮

工業化進程曾推動全球多地制造業占比大幅提升，但根據經濟學經典的“配第-克拉克定理”，工業不會長期主導經濟體發展，而隨著經濟的發展與產業的升級，服務業將取代工業成為新的主導產業，由此催生“去工業化”現象。

具體來看，去工業化對城市的沖擊體現在兩方面：一來，土地成本、勞動力成本、生產成本攀升，疊加生活與環境質量下降，促使工業城市政府引導工廠外遷，企業家也傾向于將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轉移至低成本國家，而發展中國家的優惠政策進一步加劇了這一趨勢；二來，部分城市受工業發展慣性影響，產業結構難以適應升級需求，疊加轉型遲滯與成本高企，最終陷入產業衰退與人口外流的雙重困境。

（3）“資源詛咒” 引發城市收縮

對資源型城市而言，豐富的礦產資源既是發展優勢，也可能成為“詛咒”，這便是經濟學中的“資源詛咒”效應，此前因低房價引發關注的鶴崗，正是深陷“資源詛咒”的典型案例。

究其原因，資源型城市往往優先發展資源產業，其短期增長效果顯著，但也暗藏隱患：資源產業的過度繁榮會擠占非資源產業的發展空間，吸引其他行業生產要素流入，導致現代制造業與服務業“空心化”；一旦資源產量下降或瀕臨枯竭，缺乏替代產業支撐的城市經濟便會迅速下滑。此外，資源產業的暴利還可能忽視科技創新與人力資本積累，滋生尋租行為，加劇生態環境惡化，這些因素共同推動人口外流，加速城市收縮。

（4）人口老齡化削弱發展活力

人口是城市發展的核心紅利，而當前許多城市面臨生育率持續走低、居民壽命不斷延長的雙重趨勢，人口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這將直接導致勞動力供給減少與經濟活力下降，從消費結構、商業活動到政府稅收，均會受到連鎖沖擊，最終引發城市收縮。日本眾多收縮型城市，便是老齡化加劇城市衰退的典型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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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六年，官方再次提及“收縮型城市”，并明確“未來城市仍將存在分化現象”、“人口流失、資金外流、土地閑置的城市或面臨撤并整合”，這既是對城市發展規律的理性認知，也為收縮型城市的未來發展提供了方向指引。

平心而論，盡管“增長”仍是多數城市的追求目標，但客觀現實表明，部分城市的收縮已成為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面對這一趨勢，我們需調整發展思路，在坦然接受的同時探索轉型路徑。

事實上，除了“撤并或整合”之外，收縮型城市還可從其他維度破局。

例如，隨著后工業化社會來臨，民眾生活水平提升與價值觀念轉變，城市“宜居性”的重要性已超越單純的經濟增長，成為城市競爭力的核心指標之一。在此背景下，城市的“增長機器”角色逐漸弱化，“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愈發重要，城市發展目標也應從“追求增量”轉向“經營存量”，著力打造宜居、活力的生活空間。這也與不久前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提到的“城市發展正從大規模增量擴張階段轉向存量提質增效為主的階段”相互映襯。

收縮不等于衰退。接下來，收縮型城市完全可以通過拆除空置建筑、提升人口素質、聚焦特色產業等方式，優化空間布局，提高發展效率與可持續性；還可依托本地生態環境、自然景觀與人文資源，打造特色小城品牌；同時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在培育新興產業的過程中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助力城市煥發“第二春”。

城市發展并非只有“增長”一條路，適當“收縮”或許能開辟新的發展空間。正如河灘上錯落有致的鵝卵石，在水石相依中形成獨特風景——收縮型城市若能找準定位、科學轉型，同樣能在區域發展格局中找到屬于自己的獨特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