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的四點歷史教訓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這是正義戰勝邪惡、光明戰勝黑暗、進步戰勝反動的偉大勝利。第二次世界大戰打了六年，我們中華民族更是浴血抗戰十四年，終于使世界迎來了光明，寰宇恢復了和平。在今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80周年紀念日這一天，我寫了一篇題為《明治維新不宜過度美化》的公眾號文章。我在文中提出我們“思考產生戰爭、產生法西斯、產生軍國主義的根源是什么，警惕戰爭的根源與代價。具體到日本，追根溯源，要追溯到明治維新這個源頭上去”。

最近，我剛剛收到著名學者馬國川老師親簽的大作《國家的抉擇——明治維新20講》，又看了馬國川老師與海邊的西塞羅、王升遠、李一諾、二湘等有著真知灼見的名家的對談直播，討論的都是明治維新的話題。馬國川老師作為日本問題專家，每次看他講日本的書、聽他談日本的講座，都受益良多。近代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往往把日本明治維新捧得很高，比如戊戌變法，就是“以日為師”，以明治維新為榜樣。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包括不少自由派朋友對日本明治維新推崇有加，而忽視了明治維新的歷史局限性。實際上，明治維新既促使日本僅用了60年時間就實現了大國崛起，又推動這個充滿希望的新興國家走上軍國主義的不歸路而自我毀滅。明治維新之后，一度成為亞洲文明“天花板”的日本，為什么會放著本來花團錦簇的一團好日子不過，結果全國上下全都瘋了？用馬國川老師的話說：“明治維新并不是一部歷史凱歌，而是一個成敗參半的現代化故事?！?/strong>只一衣帶水，便隔十重霧；能知四國為，獨君識時務。今天回望過去150多年的日本歷史，明治維新時的日本，做對了什么？又做錯了什么？尤其是總結它做錯了什么，對于今天的后發國家更有意義。

那么，明治維新到底做錯了什么？它留給世界什么樣的歷史教訓？今天，我在8月15日的文章《明治維新不宜過度美化》的基礎上，進一步總結了明治維新的四點歷史教訓，確切地說，是明治維新之后到二戰結束之前的日本的四點歷史教訓。

第一，強調國家至上而不是民權至上，現代化啟蒙并沒有完成甚至中斷。不可否認，明治維新初期倡導“文明開化”，日本涌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啟蒙思想家，主張民權，主張近現代政治文明。但明治維新到了后期，轉向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強調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和天皇，主張犧牲個人利益為國家服務。這種價值觀的扭曲使日本將“富國強兵”作為最高目標，忽視了公民的權利與自由，為對外侵略提供了思想土壤。二戰結束之前那幾十年的日本，以及1933—1945年間的德國，無節制膨脹的國家主義，導致民權式微。日本明治維新后期，就連一開始很多有著獨立思想和人格的啟蒙知識分子也發生了轉向，從倡導天賦人權向宣揚社會達爾文主義轉變，為日本當局的國家主義鼓吹辯護。明治維新后的日本，確實在短時間內迅速實現了富國強兵，但卻把這種極高的國家效率當成壓制民眾權利的工具。以致于在甲午戰爭期間，日本為了侵略朝鮮和中國，不惜集舉國之力，上至天皇、下至平民都節衣縮食無償支援戰爭，民眾的個人權益完全遭到無視，那時的日本，沒有現代社會的公民，只有帝制下的臣民。在1889年頒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即“明治憲法”中，雖然仿照西方國家的憲法在形式上規定了民眾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但整個這部1889年日本憲法，通篇都是“臣民”二字，而不見“公民”二字。可以說，明治維新之后到二戰結束之前的日本，就是一個沒有靈魂的龐大軀體，是一個強大的利維坦，一個喪尸國度，國家因追求急功近利的短期利益而偏離正軌。而真正的現代化，不僅是讓國家更強大，更是讓公民更有尊嚴。

第二，只實現了器物的現代化，而沒有實現思想的現代化和制度的現代化。

日本近代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曾經把現代化分成三個層次：

最重要的是思想的現代化，

其次是制度的現代化，

最次要的才是器物的現代化。

而且，這三個秩序還絕不能顛倒。

按照福澤諭吉提出來的這三個標準來衡量明治維新，可以說，明治維新僅僅實現了器物層面的現代化，也就是最低層次的現代化，并沒有實現制度的現代化和思想文化的現代化。其實，就連福澤諭吉本人，也有他的局限性，也并沒有完全擺脫舊日本思想體系的束縛。

在明治維新的三大國策中，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只是手段，最終目標是富國強兵。明治維新雖然打著“文明開化”“求知識于世界”的旗號，學習了西方的科技和工業，實現了富國強兵，但由于沒有同時接受現代政治文明，沒有系統學習并掌握到西方思想文化的精髓，政府權力以及當權者的野心無法得到有效制約，日本最終走上了一條自殺式的軍國主義邪路，給中國人民、亞洲人民，也給日本人民自身帶來了深重災難，害人害己。

第三，學習的對象發生了偏差。不可否認，日本是一個善于學習的民族。自古以來，誰強大他學誰，誰先進他學誰。比如日本在古代學唐朝，在現代學美國，都促使這個國家發生了進步。而在近代學誰呢？在19世紀中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這幾十年的時間里，世界各主要列強在政治體制上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英法美為代表的代議民主制，另一類是以德俄日為代表的君主集權制。而當時的德、俄、日三國，雖然經濟上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但政治上卻仍是君權至上，其政治體制保留著大量的封建專制殘余。比如明治維新之后的日本，保留并強化了武士道精神等大量的封建殘余。明治維新之后的日本，并沒有學習當時制度最為先進的英法美，而是學習了能夠立竿見影快速崛起的德國。明治維新之后，倒幕派掌權了，這個國家究竟怎么走？具體怎么走，不知道了，只是籠統地提出來要學西方。至于學習西方的哪一家，在1880年初，兩位重量級人物——伊藤博文和大隈重信有一個非常激烈的爭論，到底應該是學英國憲法，走英美式道路，還是走德國式道路？最后是以伊藤博文勝出，認為日本還是要走德國的普魯士道路。1889年頒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即“明治憲法”，明確的就是以普魯士憲法為藍本建立的，帶有濃厚的軍國主義和威權色彩。在這個憲法中，天皇的權力至高無上，憲法是欽定，就是皇家定，不是議會定，這個是很有問題的。而且，1889年日本憲法還規定軍隊不屬于內閣，也不屬于議會，只聽命于天皇一個人，就為后來的軍部獨大和軍國主義，在憲法上埋下了一個伏筆。所以，明治維新之后，迅速崛起、實現富國強兵、對內君權至上、對外窮兵黷武的日本，也被稱為“東方的普魯士”。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后全盤學習德國，這個對后來的日本歷史，尤其是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產生了重大負面影響。

第四，盲目迷信“國運在我”。近代日本部分政治精英基于特定歷史背景和意識形態提出來一種觀念，這一觀念主要體現在日本近代史上部分政治人物的言論和行為中，例如曾任日本外務大臣的松岡洋右，他在20世紀30至40年代提出“東升西降”論，認為東方文明（以日本為代表）將取代西方文明成為世界主導力量。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本統治集團頭腦發昏，計劃偷襲美國珍珠港。在日本統治集團高層，只有一個人頭腦相對清醒，就是山本五十六。當然，山本五十六也不是什么好東西。山本五十六當時反對把美國拖進戰爭，絕不是出于是非正義，而是因為山本五十六早年是留過美的，曾經在美國哈佛大學留過學，又擔任過駐美武官，他是個“美國通”，深知美國國力之強大，日本遠非其對手。但是，日本最高決策層的命令已下，山本五十六只能執行。

所幸，二戰的最終結局，不可一世的日本軍國主義以戰敗而告終。戰后的日本，在美國的監督和指導下完成了民主改造，催生了一部真正現代意義的憲法，有了真正對民權的保障，徹底改變了少數人壟斷政治權力的局面，才使日本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真正進入了現代文明社會，獲得了新生。

易中天老師在讀完馬國川先生的“日本三部曲”后說：

“我有三個慶幸：

幸虧日本是戰敗國，

幸虧日本是‘好的失敗者’，

也幸虧日本在戰敗后沒有分成東西或南北?！?/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