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祿生說丨嚴格選拔官員，誰打招呼都不好使！

反腐倡廉，是古今官場永恒不變的紀律主題，而人事工作，就是官場生態的第一道防火墻。秉承公平、公正、公開的“三公”原則，進行官吏選拔，就能初步保證政治新人的清廉底色——至于他將來是否能堅守清廉底線，那是另一個問題了。

古代明清時期，朝廷中央行政機構有六大部門，分別是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其中，負責官員選拔及考核的吏部，是六部之首。

可見，即便是在古代帝王政治環境下，選拔良吏、致力于廉政建設，也是首當其沖的頭等大事。

俗話說“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以上“人事”原則，古已有之，并非新意。但就像黑格爾說的那樣，“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的教訓，就是沒有從歷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訓。”在古代社會，再美好的“良吏政治”愿望，最后總會落空。

以明朝為例。明代早期政治重文輕武，希望通過科舉制度選拔天下良吏，還大明政治以朗朗乾坤。但從歷史維度去審視，我們眼看著大明政治一步步滑向了宦官專政、朋黨爭權的深淵。

到了明代末期，帝王政治權力中樞似乎又想起了“良吏政治”的重要性，想起了吏部作為政治生態防火墻的重大作用，于是在六部之首的吏部署設立了奉祀四大名宦的場景，以此警醒所有吏部官員，要重拾“三公”原則，選拔天下良吏。

耐人尋味的是，明末吏部署奉祀的四大名宦都是明代本朝的廉吏，這說明了什么？說明明朝中央認識到，大明政治岌岌可危，拿歷史上久遠的古代圣賢來教育吏部官員，已經是遠水解不了近渴了；唯有用本朝的清廉官員為樣板，反倒有立竿見影之效——雖然后來明朝的覆滅表明這種努力徒勞無功。

前述明末吏部署奉祀的四大名宦中，既有享譽千古的明代良吏海瑞——其榜樣的作用和分量無可置疑；也有吏部本署的前官員蔣時馨——這就不免令今人深感詫異了。蔣時馨者何人也，竟可與“海青天”相提并論被奉祀于吏部署？

這塊立匾于明代晚期的【年高德邵】匾，就是蔣時馨題寫的。匾中蔣時馨的身份落款為“欽差吏部天官”。吏部作為官署名，源于魏晉時，其職能是掌管全國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調動等事務。長官為吏部尚書，歷代相沿不改。天官，官名，“天官冢宰”的簡稱，為百官之長。后世以天官為吏部的簡稱。

上匾題詞夸贊了一位年老的冠帶鄉賓，謂其品德高尚。在古代匾額文化中，題匾詞雖然是說給別人聽的，但表達的往往卻是題匾人自己的心聲，或是題匾人自己的為人寫照。夸他人品行好的人，自己的德行也不會差。果不其然，前述題匾人蔣時馨自身就是個德行天下為人嘆服之人——否則他何以被明末吏部署當做良吏榜樣加以奉祀？

從大歷史的視角看，蔣時馨其人可謂籍籍無名，少有人熟知這個名字。但我之所以想要寫一寫蔣時馨，原因有三：

一是蔣時馨作為明代良吏榜樣，對今人頗有啟示意義，不忍其埋沒于歷史。

二是蔣時馨屬今福建漳平人，算是我家鄉龍巖市的古代賢人，推廣家鄉先賢也是我的應有之責。

三是根據族譜記載，我所在的石氏家族，祖上有人在清代吏部當過差，官至郎中（跟明代蔣時馨在吏部任職時級別相同）。因此，我對蔣時馨這個明代的吏部清官心有戚戚焉。

我們這就來簡單回顧一下，蔣時馨在明朝吏部當差的情形，探尋其何以成為一代良吏。

明萬歷五年（1577），蔣時馨考中進士，時年三十歲。之后，蔣時馨歷任江西新余縣、湖北嘉魚縣的知縣等。后調任北京吏部署，歷任吏部文選郎、考功郎郎中。蔣時馨在吏部任職時長不詳。

萬歷二十二年（1595），孫丕揚升任吏部尚書。孫丕揚是明代有名的鐵腕大臣，史評“挺勁不撓，百僚無以敢私干者”。而蔣時馨也以清廉、正直、不阿聞名。孫蔣二人的政治理念，可謂在同一頻道上。

于是，孫丕揚將高層官員的考核、選拔、調動等權限，全部授予蔣時馨，而后者也以堅韌不拔的廉政作風回報了孫丕揚的信任。這就初步奠定了蔣時馨作為一代良吏的履歷基礎。

后來因為遭遇朋黨之爭，蔣時馨的官場生涯難以為繼，但他的清廉聲名，反而達到了歷史高潮。

萬歷中后期，大明朝中宦官專權、黨派林立、勾心斗角，如浙黨、齊黨、楚黨、昆黨、宣黨、東林黨、閹黨等，朋黨之間互相傾軋，爭著向朝中關鍵位置推薦自己的人。而吏部高層官員，尤其是掌握官員選拔、考核、升降權限的文選郎、考功郎等主官，譬如蔣時馨，就是各朋黨竭力要拉攏的人。

但偏偏蔣時馨視“公平、公正、公開”為選拔官員的絕對首要原則，不可逾越，同時他拒絕任何朋黨的拉攏，就是這么硬氣！如此一來，哪個朋黨都沒辦法按自己的私心往朝中塞人。

結果可想而知：所有朋黨都視蔣時馨為政敵，都在說他的壞話，針對他的各種誹謗蜂擁而至。時間久了，明神宗萬歷皇帝就對蔣時馨起了猜疑之心，罷免他的念頭忽隱忽現。

不得不說，蔣時馨的頂頭上司，吏部尚書孫丕揚，確是個靠得住的大佬，他舌戰朝中朋黨，全力為蔣時馨辯護，硬氣如他，跟屬下蔣時馨完全站在同一個戰壕。無奈孫丕揚本人也受到了朝中政敵大佬的彈劾，他全力保護蔣時馨也無濟于事。不久，孫丕揚離開了吏部尚書的崗位。

重壓之下，堅決不肯低頭或舍棄原則的蔣時馨，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辭職。于是在萬歷二十三年（1596），蔣時馨辭官隱歸故里。

辭官后的蔣時馨，在家鄉今福建漳平隱居了近十五年，期間潛心研究理學，著有《體仁篇》等，在文界頗有影響。此處不贅述。

萬歷三十七年（1609），年近八十的孫丕揚復任吏部尚書。到了這把年紀，做官早已不是他渴羨之事。孫丕揚之所以要復任尚書，就是要出一口氣，為自己，也為他垂青的前下屬蔣時馨！

于是，孫丕揚第一時間說服萬歷皇帝，向蔣時馨發出了復出邀請，擬任命他為吏部太常寺少卿。可惜，在蔣時馨收到圣旨前，就已溘然長逝。對此，孫丕揚萬分哀痛，并以朝廷名義追贈他為太常少卿。

如此，孫丕揚還是覺得不夠，他又力主在吏部署為蔣時馨設立了奉祀位，把后者列為了吏部奉祀四大良吏之一，使之與海瑞并駕齊驅——這是個莫大的榮耀。

作為一介文官，蔣時馨的仕途頂峰不過是五品考功郎，死后卻能奉祀于吏部署，成為大明社會的清官榜樣。毋庸置疑，這首先要歸功于蔣時馨本人的清廉正直、剛直不阿，堅守人事工作“三公”原則，努力維護大明官場生態的防火墻。

行文至此，筆者也不由得慨嘆，蔣時馨之所以能尊享身后榮譽，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他碰到了一個信任他、維護他的好上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