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審趙濤從威尼斯電影節回到北京的家中已有月余，她重新進入到自己的生活日常里，照顧家人、跑步、整理家務，這在她來看都是和電影同等重要的事。

2000年，趙濤帶著《站臺》第一次來到了威尼斯電影節，25年后，她回來擔任主競賽評委，同時，她也是此次評委會中唯一的東亞面孔，這也是頒獎禮后大家戲稱的“有自己人”。

作為一個不愿意下預設的評委，她期待在這次電影節看到對世界、對社會有洞察力的電影，“現在這個世界發展得太快，有很多的變化需要我們去關注。電影作者的視點會帶我們進入到一個全新的狀態，告訴我們此時此刻世界正在發生什么。”她認為她在評選一個獎項的時候，“是一種對真實聲音的支持。”

歐洲時間9月6日晚上20點40分，評審團主席Alexander Payne念出了最佳女演員的名字，《日掛中天》的主演辛芷蕾站了起來，全場沸騰，這份興奮在全中文互聯網上迅速彌散開來，她成為繼27年前的鞏俐，14年前的葉德嫻之后，第三位在水城封后的華人女演員。

辛芷蕾從趙濤手中接過金獅獎杯，站上了領獎臺。“十幾年前我剛入行的時候，吹過一個牛，也算是一個夢想。我說有一天我要站在世界級舞臺上，成為國際巨星。那時候我遭受到了很多嘲笑，但是你看，今天我終于站在這兒了。”直播鏡頭中，辛芷蕾后面的趙濤仍然保持她標志性的抿嘴笑，很多年前，她也說過同樣的話。

2002年，《任逍遙》入圍戛納電影節，趙濤在采訪時說出了自己的目標，“我的目標很清楚，就是奪得戛納電影節最佳女主角，無論這需要幾年，甚至十幾年，我相信我一定能做到。”

但到了如今訴說理想有些羞恥的時代，這個年輕時的目標便變成了公眾對她的調侃和玩笑。她一遍又一遍地解釋自己當年的壯言，那僅僅是一個20出頭的年輕人，看到了電影，一個理想世界，表達了自己最純真的愿望。“不是說那個獎項對我很重要，而是對于當時年輕的我來說，理想那個方向很重要。”她說，“難道有理想有問題嗎？”

NOWNESS最新短片《風華正茂》捕捉我們與趙濤在威尼斯相遇的瞬間，記錄在大時代面前依然響亮的聲音。

趙濤一直生活得目標明確、充滿秩序感。每個人生階段，她總是優雅堅定地向目標前進。但疫情蔓延的那幾年，工作暫緩下來，電影產業陷入停頓，家里發生了一些變故，這些被趙濤形容為“非常時刻”。趙濤不確定自己還能不能再做演員了，她像被困在了某處，“我沒有興趣再去演戲，不想工作，也不想拍戲。”

更多的精力被分配在了照顧家人的事務上。每天醒來，趙濤開始做一日三餐，收拾屋子，今天整理書柜的一個角落，明天就整理抽屜、整理衣服，有時一天擦三回地板，一絲頭發都要撿起。每天總有不同的事情要做，沒有停下來的時候。進行單一的勞動時，她會播放一些影視和動畫片，有時候是《甄嬛傳》，有時候是《葫蘆娃》，或者是B站上的視頻流，一個接著一個地播放。

家務勞動和這些熟悉的聲音混雜在一起，能夠讓她得到放松，趙濤告訴自己，“要讓家庭平穩地度過這個時期，首先自己要平穩。”也是在這樣的日常中，賈樟柯突然提出了拍攝一部新電影的想法，當時她在打掃衛生，電視機正播到《名偵探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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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些猶豫。最后，賈樟柯對她說，“雖然現在很困難，但還是要工作，現在對于你來說是作為演員最好的時候，包括這么多年累積的經驗、眼界、各種各樣的條件，如果放棄的話就太可惜了。”賈樟柯告訴她，“雖然是非常時期，但是還是應該堅持下去，還是應該去做一點事情，讓自己有所表達。”

趙濤答應了。這部電影后來被命名為《風流一代》。它講述了一個普通女性從千禧年代開始直到今天的情感歷程，由此映照中國過去20年的社會變遷。

三年后，再回憶起那個轉折點，坐在椅子上的趙濤向我們解釋，“（那時候）不是為了要拍一部電影，而是我想重新做一個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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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一場突如其來的雨降臨她所在的威尼斯。雨才下起的時候，趙濤面對著一排玻璃窗，看窗外的船只。足足有五分鐘，她就像一尊古典主義的塑像立在那兒，穿著白色的針織外套和裙子，散著頭發，沒有多余的動作。房間里播放著歌曲《是否》，是她主演的電影《站臺》的一首插曲。她已經有20多年沒有主動去聽這首歌，在那個當下，音樂帶她回到了過往。

2000年，作為《站臺》的主演，趙濤第一次來到威尼斯電影節。當時的她還是山西的一名舞蹈老師，演員對于她來說，只是一份兼職。她記得，賈樟柯告訴她，他們的電影入圍了競賽，要去威尼斯了。趙濤既高興又茫然：“威尼斯在哪里？”她不知道電影節的流程是什么，唯一的準備是給自己買了一件禮裙。

她每天都好奇地張望周遭的一切，“探索”這個電影節。那個時候他們遇到了金基德，趙濤聊到時，停頓了一會，“電影創作是奇妙的，我們彼此之間都不認識，但看到時卻覺得很親近”。

沉浸在電影中，對趙濤而言，是一種極其美妙的享受。她常常在家通宵達旦地看電影，舒服地窩在一角，看到凌晨兩三點，看到肚子餓了，中途吃碗泡面繼續看。她喜歡這樣的人生漫游，好像在一天的時間內，一口氣體會了許多樣態的生活。

這是電影帶給她的珍貴禮物，她再不會把它輕易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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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濤不愛說話。拍攝照片的間隙，眾人散開休息時，她不會拉人聊天，只是安靜地扶著欄桿站著，眼神定在某處。在采訪中，她的回答也干凈利落，微笑著看對面的人。

她形容自己性格內向，即使心理活動很多，但話總是習慣憋在心里。從童年起便是這樣，小小的她常常待在房間里，一言不發地透過窗臺看外面的世界，一看就是一個下午。

她在太鋼社區長大，那時候快速的城市化進程還未進入這片區域，周邊都是一些小小的樹林。趙濤會趁媽媽午休的時間，騎上媽媽的自行車，頂著烈日一股腦沖進樹林中。光沿著樹的縫隙投射下來，她在草叢里撲蜻蜓，將它們夾在手指之間。時間到了，她跨上自行車往家走，走一段路，就松開一個指頭，放飛一只蜻蜓。到家了，蜻蜓也全都回到樹林里。第二天，她再騎上車，重復一模一樣的事。

小升初的那個暑假，趙濤和父親路過青年宮，報名了一個舞蹈班。最初她只是把舞蹈作為興趣，它可能隨著夏天的結束便結束了。直到結課那一天，老師突然放了一首舒緩輕快的音樂。具體是哪首音樂，趙濤已經記不清。她只記得，在音樂的籠罩下起舞的自己，找到了一種和世界交流的語言，“我突然發現那幾個動作把我心里想說的話都說明白了，我第一次意識到我可以不說話，就把我的情緒表達出來。”很多年后，她才意識到，自己那時候是熱愛舞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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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上學時，趙濤被老師們誤會早戀、叫到辦公室里訓話，二十多個老師批評了一通，她也只是聽著，沉默不語。回到教室后，她從書包里拿出英語書，一把撕碎了。她抓起紙屑就往窗外撒，漫天的紙屑從二樓飄揚而下，她心里感嘆了一句，“哎呀，好美啊”。

趙濤身上有一種無法屈折的決絕和堅硬。當她向父親提出自己要學舞的想法時，父親不答應，認為那不是一個穩定的職業方向。為了這個目標，她和父親冷戰，幾個月都不說話。最后父親妥協了，你要學，那就去學專業的舞蹈。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為自己爭取，為自己而活的時刻，最后她考上了北京舞蹈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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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她正式進入舞蹈學校開始學習跳舞時，已經比其他同學大了兩三歲，她們有童子功的基礎，趙濤已經落了一截。她的目標，就是把專業功變得和好朋友一樣優秀。為了這個目標，她對自己無比嚴苛。很長的一段日子，她把自己泡在練功房，不停練習壓腿、下腰，疼得氣都喘不上來。直到40多歲，醫生告訴她，她的脊椎里還留著當年的碎骨渣。

作為七八十年代生人，時代給趙濤留下的底色是理想主義。那個年代的小孩必須懷揣著一枚理想，長大以后要做畫家、做醫生、做軍人，人生應該筆直地、努力地向那里進發，“我需要有理想，我不能是一個沒有理想的人。”趙濤說。“生活該怎么過、工作該怎么做，我不能有糊涂的時候，我覺得那個時候對我來說是不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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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進入演員這個行業，趙濤是充滿警惕的。人生第一次進組拍戲，趙濤給自己買了一支手電筒式的電擊棒。她在報紙上看到，演員在片場拍戲會被欺負，她要用它來防身。

在拍完《三峽好人》之前，她都沒有確定自己是否要做一個演員，它只是被她視作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改變不是突然發生的，是參與一部又一部電影之后，她感受到世界與社會的博大，“我最初的世界里面只有我的家人，其他人跟我關系不大，我的情感都放在家人身上，但是當我開始跟導演拍戲，開始去關注那些看起來跟我們沒有關系的路人、普通人的時候，我發現其實他們身上也有我的影子，大家都有欠缺的東西，有善良的一面，有可愛的一面，可能也有不好的一面。”

現在的她仍然有理想，那就是為這些和她一樣安靜的普通人發出聲音。

趙濤至今記得一個場景，在2002年的戛納電影節，一位年輕的中國記者朋友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我身邊的朋友經常在紐約、日本、巴黎等地，有的還坐頭等艙，而你們《任逍遙》電影里面的人卻過著那樣的生活？這不太真實吧？”

“我當時非常生氣。為什么人會這么傲慢？為什么你作為一個資源這么好的人，眼睛里容不下別人的日常？”回憶起那個畫面，她提高了聲調，“《任逍遙》里面那些人的生活狀態是我親眼看到的，他們的廠區和我們太鋼的廠區是一樣的，年輕人就是那樣生活的。”這份憤怒與不解她留存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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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那個中國記者不同的是，她相信這些人和這些苦痛的存在。

通過表演，她讓形形色色的女性得以在她的身體之上重現，“當我去塑造一個普通女性的時候，我從她們身上感受到了憤怒、幸福，無論任何情緒，我都能夠感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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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跟你飾演過每個角色共情嗎？

“我相信，”她露出篤定的表情，鄭重地點點頭，“每一個劇本里面我飾演的女性，她的生活狀態、精神狀態，她所有的一切……我都是相信的。”

舞蹈里有一種重要的表達方式，舞者在背對觀眾的時候，仍然要用后背和觀眾做交流。她把這些情緒的潛流帶入到了影視表演中。她觀察到，很多人在生活中不想表達，不知道該說什么，沒有人可以訴說。沉默的他們融化在人群中，不發一言地穿行著，在汽笛轟鳴的大船上，在街巷里，在橋洞下，在逼仄的大樓中。“我嘴巴不說，可我希望我的手指頭、我的頭發絲兒都在表達，把人物那個時候要表達的情緒都釋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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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三峽好人》時，她飾演的沈紅行走在奉節城里，臺詞很少，只有零碎的“好的”“謝謝”。趙濤理解沈紅，一個女人走到外地，遇到了最困難的決定，無人訴說。她的戰爭是內心的戰爭，自己與自己僵持不下，這是許許多多中國女人的現狀，把復雜的思緒盡力壓在苦澀的嘴角。

通過理解和表演，她把自己變成一個容器，裝下社會中各個群體的沉默和無法吐露的情緒，同時，還裝下20多年來的社會變遷和女性命運交織的圖譜。在當代中國電影中，似乎只有趙濤，能夠以一個女性的身體與目光，完整地承載這些流變，這扭轉了傳統的大時代敘事中，女性被邊緣化的處境。女性進入時代敘事，也意味著弱勢者、邊緣者的經驗，不再不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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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論是《站臺》、《任逍遙》還是《三峽好人》，趙濤都是用感受在演戲，進行無戲劇性的表演。她認為自己需要建立自己的表演方式。

2011年拍攝的意大利電影《我是麗》成為了那個重要的節點。收到導演安德烈的邀請，趙濤獨自前往意大利，在威尼斯的一座小鎮里生活了四五個月。通過和其他演員的討論、過往的表演經驗，她開始探索和總結自己的方法，別人認為不重要的細枝末節，她必須明確到極其細致的程度，拆解一場戲是發生在早晨 8點鐘，還是發生在早晨10 點鐘。

趙濤飾演了一名移居到威尼斯的名叫“麗”的中國母親，其中一場戲，是麗正在面對一個對她惡語相向的人。導演認為，麗應該氣憤地不理他，甚至痛罵他，但趙濤的處理，是接受他對自己的不尊敬，微笑，然后離開。理解麗，是理解中國巨變之下，千千萬萬個奔波的女人。她們有自己的個性，但也明白自己的處境。于是，不滿只能放在心里，化成了一個忍耐的微笑。

重看電影時，趙濤自己也被麗所打動，“她那么柔弱，但她在那樣的環境中不屈不撓，她內心有很多矛盾和波瀾，但卻始終平靜地面對一切，因為她為了兒子，這就是她面對社會的態度背后的原因。”

2012年，趙濤通過《我是麗》獲得了意大利南尼·莫雷蒂電影獎最佳女主角獎、阿斯蒂電影節最佳女主角獎，也成為首位獲得意大利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的亞洲演員。這部電影讓趙濤肯定了自己，“我終于找到了適合我自己的一個表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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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她進入賈樟柯的電影團隊，每個人都掛著年輕的面龐，“一幫年輕人太可愛了”。拍《站臺》的那些日子里，錄音師張陽帶頭在身上揣一把彩彈槍，一場戲拍完，導演賈樟柯一喊“cut！”，全場瞬間飛滿了“塑料子彈”。子彈“咻咻”地接連從趙濤的面前飛過，大家鬧成一團，已經都不知道誰在打誰。他們浸泡在世紀之初的夢幻氣息中，走到哪兒拍到哪兒，就這么從過去走到了今天。

這群飛揚的年輕人都不可避免地從青年步入中年、甚至老去了。那個拿彩彈槍瘋玩的張陽胡子已經白了。《風流一代》開拍前，趙濤已經有十多年沒有見過李竺斌。但看到斌哥的那一瞬間，趙濤就被震住了。斌哥中過風，這場病讓他迅速衰老，頭發花白。趙濤看著時間帶給這位老友的殘忍印記，等大家散去后，她沖進另一個房間，忍不住痛哭起來。

人到中年，趙濤也體味到了失去。《江湖兒女》首映時，她收到父親患肺癌的消息，一度不知所措。她每天都有在公園走路的習慣，一次走七公里。即使生活出現這么大的變故，她依然保持這個習慣，邊走邊想，該怎么治好父親的病。父親的病一再惡化，結局已經無法扭轉的時候，她挪不動步子，蹲在地上哭一場，再繼續往前走。

疫情期間，父親和姥姥相繼去世，兩個身邊最親近的人離開了。趙濤的生活一度有些失控，她失去了那個為她出謀劃策的爸爸。過去遇到任何事情，趙濤都會和父親商量該怎么做。他總會說，“做事情一定要看三步，第一步……”如今，這個聲音消失了，從那以后再遇到困難，她只能告訴自己冷靜，在心里默念，“我爸說了，做事情要看三步。”接著，再一步步地自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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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流一代》的結尾，巧巧突然在長期的沉默后大叫了一聲“哈”，這是趙濤在拍攝的時候，情不自禁地喊出來的。那個時刻，巧巧和趙濤重疊了，趙濤借由巧巧的身體，對著這個把人困住的時代發出了一聲告別的吶喊，“過去的那個時代已經結束了，她必須要放下過去，重新生活”。比起“被困住”，趙濤更想表達的，是個體在生活傾軋之下的韌性。“越是這樣的時刻，我們越應該有強大的自我。”

目睹時間的殘忍、跨越了失去以后，趙濤更加明確自己該做什么，“我要把家庭生活照顧好，做一個好演員，關心其他人，關注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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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抵達威尼斯的那幾天，由于時差問題，趙濤起得很早。睡不著了，她干脆決定出門跑步。她的步子經過海邊，經過石橋，還經過她曾經來過的地方。她有意地去尋找曾經住過的房子。她認得它們，它們還佇立在那里，只不過已經沒有人再住。時間的交錯感讓她感到熟悉又陌生。怎么20多年前的事情，卻像兩個月前發生的一樣呢？

這些建筑凝視著她，看她來來去去，以不同的身份回到這里，得到了一些，又失去了一些。不論是20多年前的少女趙濤，還是現在的她，都重新確認了一件事。那就是，要一直表演下去。“生活需要在我的掌握當中，我不能讓別人掌控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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