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我受邀做客第一財經的直播間，對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進行預測，同時對于獲獎者的學術成就在第一時間做出解讀。當我看到喬爾·莫基爾、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霍伊特（以下簡稱KAH）憑借對“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的研究獲獎時，我的第一反應是既不意外，又非常意外，而第二反應則是今年的獲獎主題與中國推動的新質生產力密切相關。

我在直播間詳細介紹了KAH的學術貢獻，撰寫此文的目標是不再重復介紹三人的成就（過去一周許多學者寫出很多優質的科普文章），而是把重心放在KAH研究成果更多讓人意外之處（大部分科普文章并沒有覆蓋的知識點），特別是當下全球人工智能（AI）發展日新月異，中國正在積極推動，企業正在積極參與的技術創新與競爭的政策與實踐，可以從KAH的研究發現中獲得哪些借鑒。

意外之處：2024與2025年諾獎成果高度重合

不意外的原因是三人的獲獎實至名歸，我在2024年撰寫的預測文章《感懷求學往事，展望經濟諾獎》中就寫出了阿吉翁與霍伊特的名字，也寫出了當年的獲獎者阿西莫格魯的名字，這幾位年年都是預測榜單上的常客。實際上，阿吉翁曾經是阿西莫格魯博士求學期間的老師。

我在這篇文章里還提到一個趣事，就是三人曾經比賽，看誰能第一個寫出目標讀者為經濟學博士研究生和同行的現代版的經濟增長理論教科書（我在2001-2008年求學期間的宏觀與增長教材都過時了）。結果阿吉翁和霍伊特的《增長經濟學》在2008年12月18日出版，阿西莫格魯的《現代經濟增長導論》在2009年1月4日出版，晚了16天。但后者的篇幅遠超前者，而且是獨立著作。這么想來，作為學生的阿西莫格魯率先（與長期合作者約翰遜，羅賓遜一道）獲獎也不奇怪了。

做為經濟史學家，莫基爾的知名度在國內相對小眾，但近年來經濟史研究大有復興之勢，因此他也常常進入預測榜單。我對三人的研究成果都非常熟悉，因此在直播間可以迅速做出解讀，并且向觀眾強烈推薦莫基爾的著作《雅典娜的禮物》、《增長的文化》，以及阿吉翁與合作者撰寫的《創造性破壞的力量》。

而我意外的原因非常直接，雖然去年阿西莫格魯、約翰遜與羅賓遜（以下簡稱AJR）獲獎的主要原因是解釋了“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響繁榮”，但三人長期合作的另外一個研究領域恰恰就是“創新與技術進步如何影響經濟增長與社會平等”。實際上，他們的研究恰恰就是建立在KAH的基礎之上。如果說AJR關于制度的研究仍然會引起爭議（國內部分學者積極攻擊AJR的觀點，但這些批評主要針對的是簡化通俗版書籍《國家為什么失敗》，完整理解AJR的觀點，需要閱讀他們強調制度博弈復雜性的書籍《自由的窄廊》，更需要閱讀他們的學術論文），那么他們對于技術進步的研究則是獲得了一致的贊譽，特別是阿西莫格魯對技術與勞動經濟學的研究上取得了更加重要的發現（例如人工智能對就業與收入的影響）。綜合他們觀點的書籍《權力與進步》在出版后獲得了廣泛關注，去年我對AJR的解讀也圍繞這本書展開，原因同樣在于其他學者對他們的獲獎研究進行了廣泛的科普，但對他們新研究的覆蓋非常有限。

AJR與KAH的研究領域高度重合，從研究發現的時間先后順序來看，KAH先獲獎，AJR后獲獎是更加合理的做法。但這樣連續兩年獲獎領域幾乎是同一領域的現象，在經濟學諾獎的歷史上是極其少見的。不僅這點讓我非常意外，我同時也很意外諾獎委員會如此偏愛宏觀和增長領域。2000年至今，這個領域的學者已經獲獎7次（分別在2004、2006、2010、2011、2018、2024與2025年獲獎，此外，2015年的迪頓和2022年的伯南克的研究也屬于宏觀），遠遠超過其他分支領域（微觀與計量領域分別只有6次和3次）。例如過去30年取得重要研究成果的國際貿易與產業組織領域，只分別在2008年和2014年各獲獎一次，這兩個領域的研究方法在實踐中都極具價值，我相信在未來2-3年就會獲得桂冠。

持續增持如何從英國蔓延到歐洲？

以我的閱讀體驗來說，工業革命為什么最先發生在英國，而不是其他歐洲國家，或者此前技術似乎更加領先的中國（“李約瑟之謎”），以及英國的成功很快傳導到歐洲，可以稱得上是整個社會科學最重要的問題之一。獲得諾獎的索羅、諾斯、盧卡斯、普雷斯科特、羅默，特別是AJR和KAH都研究過這個問題，其他學科的專家更是不勝枚舉（以人類學家戴蒙德和歷史學家彭慕蘭為代表）。

AJR主要發展了諾斯的制度優勢觀點，即認為英國在大憲章運動和光榮革命之后建立起來的包容性制度如法治和財產權為主要原因。這個觀點廣為流傳，即為他們帶來了諾獎桂冠，但也引來了學界批評，其中也包括莫基爾，他指出持續增長很快從英國擴展到整個西歐，這個現象很難用制度優勢論來解釋。

莫基爾獲得諾獎的關鍵原因是他率先總結，只有當“理論知識”與“實踐知識”這兩種有用的知識能夠被充分創造、積累、傳播并相互結合時，工業革命與持續增長才成為可能。英國與歐洲的特殊之處在于當時特殊的政治與文化環境（例如啟蒙運動帶來的觀念革新）更有利于兩類知識形成良性循環（更詳細的細節請閱讀眾多優秀的科普文章）。

特別有意思的是，那些攻擊AJR制度優勢論觀點的專家，可能并不知道，阿西莫格魯與約翰遜（以下簡稱AJ）在2023年出版的《權力與進步》一書里（主要在第五章），反思甚至可以說放棄了自己的觀點，承認制度僅是“必要但不充分”條件。原因在于：如果制度是萬能鑰匙，為什么荷蘭（制度更包容）、法國（對地主和商人的產權保護與英國類似）或威尼斯（早熟商業共和國）未率先工業化？AJ自我革命地指出在經濟實現持續增長的過程中，制度往往是結果而非原因。

AJ融合了莫基爾以及其他學者（特別是經濟史學家麥克洛斯基）的觀點，提出了一個整合了地理、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更加全面，更加動態的解釋框架，強調新興社會階級的崛起與“新愿景”的形成。這一轉變反映了AJ對技術進步與社會權力的互動的更細致理解：工業革命并非制度“自動”催生的結果，而是特定社會力量推動下的產物。

（1）地理與資源優勢：英國紐卡斯爾煤礦區豐富的煤炭資源提供了廉價能源，推動蒸汽機和紡織機械的創新。英國高勞動力成本和低煤炭價格激勵了勞動力節約型技術（如瓦特的蒸汽機改進），而非勞動力密集型路徑。這與法國或荷蘭的能源短缺形成對比，后者難以復制類似動力轉型。與莫基爾的看法一致，AJ認為煤炭不僅僅是物質基礎，還催生了煤礦工程的實用知識積累，如地下軌道系統，為鐵路奠基。

（2）文化與“投機精神”：AJ引用笛福把18世紀英國形容為投機時代的觀點（Projecting Age），認為當時英國社會鼓勵大膽創新的實用主義文化是工業革命得以產生的重要條件。農業、交通、制造和金融領域出現了同步創新浪潮。而實用主義文化源于中產階級的樂觀主義，而非精英科學家的抽象理論。AJ把莫基爾的“知識啟蒙”的觀點修正為：英國的創新更多源于“自學發明家”的經驗主義，而非大學式的科學革命。

（3）人口與經濟前提：AJ也吸納了克拉克的“中產生存優勢”理論，也就是英格蘭的土地繼承法和黑死病后勞動力短缺，提升了“中產”人口比例，推動了識字率和技能積累。當英國從依賴土地的有機經濟向煤炭主導的礦物經濟轉變后，英國人均GDP在1500-1700年翻倍，并在1820-1913年加速至年均1%增長，領先歐洲。

（4）貿易與帝國因素：大西洋貿易和殖民地（如棉花供應）提供了市場和原材料，刺激紡織業機械化。英國的海軍霸權和議會財政體系間接支持了基礎設施投資，輔助新興階級的商業擴張。

AJ回顧了這些主要解釋之后，指出英國的先發優勢并非依靠任何單一敘事（實際上述每個解釋都可以在當時的歐洲其他國家和中國找到反例），而是來自于多重因素的拼圖與互動。

AJ特別強調了英國新興中產階級的崛起（這在當時的歐洲和亞洲都是獨一無二的）反過來塑造了制度，而這一觀點主要受到麥克洛斯基的影響。簡單來說，工業革命其實本質是“中產革命”，由中北部英格蘭的“新貴”企業家驅動。這些人并非貴族后裔，但卻在發展企業時獲得了社會的廣泛尊重。啟蒙思想賦予中產階級道德合法性，推動“進步愿景”。通過這些整合，AJ構建了一個“權力導向”的解釋：工業革命源于中產階級對“有用知識”擴張的集體愿景，他們的“投機精神”驅動了從局部發明到系統創新的躍遷。這不同于中世紀的“自上而下”技術，而是“自下而上”的共享愿景雛形。英國工業革命標志著現代進步的開端，其成功源于社會重組，而非制度“宿命”。

用AJ的原話總結：“英國工業革命成功的關鍵，在于一群出身相對普通的新人所具備的創業與創新精神。……最重要的是，這些人必須善于解決問題、又一心努力發家致富，而且社會還不能橫加阻擋。也正是由于英國封建社會沒落，讓這些人開始能夠懷抱夢想，而且這些夢想無比遠大。”

當代社會都應該學習這一經驗：實現持續創新，引導技術方向需平衡權力，確保創新惠及大眾，而非僅放大精英優勢。

如果以上的論述讓讀者覺得過于簡化或者抽象，其實只要回顧一下中國自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工業化革命的成功，就會發現中國的崛起與當年英國的崛起本質幾乎是一樣的（雖然中國可以通過學習來獲得后發優勢，但學習并不容易，全球完成工業化的國家相當有限），在制度并不完善的背景下，社會觀念的革新（“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創新不問出身，英雄不論出處”，“為錢正名”等）相比其他物質因素，可能是更強大和更有效的驅動力量。

麥克洛斯基的資產階級時代三部曲

這里順帶介紹一下麥克洛斯基的三部曲《資產階級美德》、《資產階級尊嚴》、《資產階級平等》，其核心觀點是，工業革命并非源于物質資源（如煤炭、貿易或殖民掠奪）、資本積累或制度變革等傳統解釋，而是根本上源于倫理和修辭的轉變，即“資產階級再評價”。這一轉變使商業、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從社會恥辱轉為受尊重的“美德”，從而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創新浪潮。

值得一提的是，麥克洛斯基在《資產階級平等》中明確指出，明清中國和奧斯曼帝國在1400-1600年間具備技術、人口和資源優勢，本是工業革命的熱門候選，卻未能實現持續增長。她認為這是因為明清中國受儒家精英文化影響，強調科舉與國家壟斷，導致創新被壓制（如海外貿易禁令）；奧斯曼則因國家干預（如印刷禁令）扼殺新想法，都最終陷入到馬爾薩斯陷阱。

在政策主張上，麥克洛斯基強調創新源于修辭解放，而非政府挑選贏家的產業政策，因此反對物質主義干預（如國家補貼、保護主義），主張“資產階級協議”：給予創新者平等許可，包括言論自由、學術開放和商業自治，讓人們試錯并保留收益，只有這樣才能激發出“創造性破壞”。客觀來說，麥克洛斯基的觀點在學界并非主流，對AJ產生顯著影響是讓我意外的，也說明這些觀點值得重視。

創新與科技進步能否帶來共享繁榮？

用“創造性破壞”來解釋經濟持續增長的文字描述，始于熊彼特，但經濟學思想只有在數學化之后，才能進行不斷擴展并且產生文字無法想象，但又符合事實的結果。當阿吉翁與霍伊特（以下簡稱AH）用數學模式完成熊彼特的思想之后，他們很快發現了一個既讓人意外又不那么意外的結果：適度的競爭激發創新和科技進步，而過度的競爭則會抑制創新（可以參考其他科普文章了解原因）。當人們用“內卷”來描述行業競爭時，恰恰指的就是后者。

經濟持續增長是一個宏觀意義上的褒義詞，但經濟學家同時關心微觀層面的影響，特別是經濟增長能否帶來共同享有的繁榮。AJ對過去一千年的技術進步進行了深入考察，在《權力與進步》里詳細描繪了一個讓人不安的事實。歷史上絕大部分時間，技術進步并不能夠帶來共享繁榮，創新的好處幾乎都被強勢的資本和權力階層拿走，而弱勢勞動階層迎接的往往是大面積失業，或者更低的收入，更長的工作時間，更惡劣的工作環境。在這樣的毫無平等可言的利益分配過程中，資本階層除了暴力控制，更是借助了教會的“說服”力（對底層民眾的洗腦控制），而教會也獲得了巨大的利益。

我們熟悉的科技革命和技術進步帶來勞工階層收入和生活質量的改善，其實在歷史上占有的時間并不多見。這往往對應著疫情或者戰爭造成的勞動人口大幅減少，或者因為工會的崛起賦予了勞工與資本的談判力量。幸運的是，二戰后主要發達國家和改革開放后的中國見證了這樣的美好時代。

即使在美國這個技術進步引領經濟增長最明顯的國家，對于沒有大學文憑的男性來說，美好時代在1970年之后就結束了，由于收入分配更多導向了具有大學文憑的高技術階層，這些普通勞工的實際工資收入（扣除通脹）長期停滯，一系列社會問題也隨之而來。然而，美國選擇的解決路徑是賦予大企業更大的自主決策權力，弗里德曼的名言“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賺更多的錢”，與“里根經濟學”結合的后果，就是美國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美國夢”越來越遙不可及（1940年出生的一代人成年后90%的收入可以超越父母，到了1985年出生的一代人，這個比例下降到了50%）。

與阿特曼、馬斯克、蓋茨等這些AI發展樂觀派不同的是，歷史回溯使得AJ對AI能否帶來共享繁榮表示出明顯的懷疑，他們號召大家行動起來，認真對待AI造成的潛在沖擊，提前防止糟糕結果的發生。

創新與科技進步能否帶來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升？

2023年以來，中國大力推動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新質生產力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TFP）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

AH的研究成果集中體現在《創造性破壞的力量》一書，既可以幫助我們深入理解新質生產力，也展示了科技創新的復雜一面。

TFP指的是各要素（如資本、勞動和土地等）投入之外的技術進步和能力實現等導致的產出增加，是剔除要素投入貢獻后所得到的殘差。不同的測算發現各國TFP在歷史上呈現明顯的上下起伏的波動態勢，但在1960年之后，歐洲和日本都出現了TFP持續下降的趨勢，美國的TFP更是從1940年代開始持續下降，雖然在1980-2000年出現回升，但2000年之后再次掉頭往下。

TFP下降的現象，在中國也不例外。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羅伯特·赫德在2020年發表了一個研究指出，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年平均增速中，TFP的貢獻基本穩定在3個百分點左右。而2000-2009年的高增長主要來自于有形資本投資的貢獻。2010-2019年，中國有形資本和人力資本的貢獻和前十年相比基本是相同的，這十年經濟下行主要是因為TFP從前十年的3.1個百分點，下降到了1.1個百分點。

很顯然，全球TFP的持續下降非常違背大家的直覺，因為過去這些年，以研發投入和專利申請和實際使用等數據來看，偉大的科技創新不僅沒有停止，而且不斷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如果個人電腦和互聯網等信息技術革命能夠在1980-2000年提高TFP，那么智能手機和移動互聯網的發展，為什么反而造成了TFP在2000年之后的下降呢？比這個問題更難回答的是，在美國，被廣泛認為創新程度最多的信息技術密集型和生產型行業，生產率增速的下降反而比其他行業更多！

很多學者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菲利龐在其著作《大逆轉》中發現，無論是美國現在最大的20家企業，還是每個行業最大的4家超級明星企業，他們招聘的人，進行的投資，銷售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其實都遠遠小于過去歷史上面的前20大企業或者是每個行業的前4大企業（例如通用電氣、通用汽車、波音、美孚石油、沃爾瑪、AT&T，IBM等）。特別是2000年以后的大企業，他們對實體經濟，對上下游其它企業的貢獻其實是越來越少了。過去我們希望通過科技創新能夠帶動生產率的提高，可是數據非常清晰地顯示，其實超級明星企業在過去二十年時間，它們的規模越來越大，它們的財富越來越多，但是對TFP的貢獻卻在減小。

特別是，這些企業里勞動力的收入占比越來越低，資本收入的占比越來越高。菲利龐把這個現象稱為“大逆轉”。他認為背后的主要原因是過去20年，美國反壟斷的力度弱化，這造成頭部企業之間的競爭減少，壟斷程度增加。而產業的集中度越高，就會導致商業活力就越低，特別是反映在新企業的創立越來越難。

阿吉翁帶領研究團隊，拓展了菲利龐的觀察，進一步研究了超級明星企業在加大自身創新的同時，阻礙追趕者創新的行為，發現這才是理解TFP伴隨創新增加而下降的關鍵原因。他們認為信息技術革命擴展了企業的經營范圍，增加了企業控制的產品線的數量，在1980-2000年提升了TFP。但由于超級明星企業的效率比其他企業更高，它們從經營范圍擴展中獲得的利潤增幅也超過其他企業。

長期來看，超級明星企業的業務擴展將導致競爭對手的市場損失。超級明星企業一旦掌握某個產品線，其他企業對此就不會再有創新動力，原因是為擊敗超級明星企業，普通企業將不得不大幅下調價格，犧牲創新租金。

所以，隨著超級明星企業控制的產品線類型增加，普通企業將日益缺乏創新激勵。由于絕大多數企業是普通企業，最終結果就是，信息技術革命造成超級明星企業掌握的產品線類型增加，整體經濟的長期創新與增長卻隨之受損（Aghion, Bergeaud, Boppart, Klenow, Li，2023）。

值得一提的是，阿吉翁等人在找到這個新解釋之前，先排除了其他一些關于TFP下降的流行的解釋，例如現有的統計方法無法準確完整捕捉新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例如智能手機的創造價值的許多功能難以被統計納入）。他們發現即使采用更合理的統計方法，也沒有辦法改變TFP下降的趨勢。

進一步的研究發現，現在的超級明星企業在加大研發投入和專利申請的同時，會大量購買市場上的專利，保存起來不讓其他企業使用，利用專利保護拉大與追趕者的差距，阻止新企業進入，這樣可以擴大價差和利潤，保持優勢地位。而追趕者發現差距太大后選擇了減少研發投入，出現類似“躺平”的行為，這樣領先者也可以減少新技術的使用。

這就好比百米沖刺時落后的人放慢腳步，遙遙領先的也放慢速度。由于絕大部分企業都是追趕者，他們的“躺平”導致了整個行業的生產率下降。

加上新企業進入越來越難，這就使得經濟增長速度、經濟活力都顯著降低。這個理論可以解釋了為什么看似創新最多的行業，反而生產率下降更多；還可以解釋勞動收入份額下降集中體現在生產或利用信息技術較多的產業部門里。（Akcigit and Ates，2023）

作為對比，在1980-2000年代，領先企業即使市場份額占優，但并不阻止追趕企業競爭，反而可以刺激兩者都跑得更快，體現在TFP的增長上。

而企業在不同年代的行為變化，同樣有著復雜的背景，深刻體現出企業微觀行為和宏觀經濟的互動上。1980-2000年，雖然利率持續下降，但仍然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企業之間的競爭受到利率的影響，沒有發展到極端競爭的程度。

但隨著利率走低，頭部企業發債擴張的成本也越來越低，而他們賺到的錢超過支出，于是選擇或者回購股票，或者不斷儲蓄，把利率壓得越來越低，這對大企業和他們的股債投資者都是大利好。這就是企業行為產生的宏觀結果。

另一方面，2000年以來宏觀利率降低到更低的程度后，成為領先企業的現值越來越高，這提高了企業擴大對其他企業的技術優勢的現有收益。于是，利率下跌促使各個產業的領先企業為鞏固其地位而更多開展創新，給普通企業的創新造成打擊。產業集中度隨之提高，總創新和總增長率卻因此下降（Liu, Mian and Sufi, 2022）。

這些不同研究團隊獨立的發現，對于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討論非常有意義。中國希望發展以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為代表的新制造，以高附加值生產性服務業為代表的新服務，以及以全球化和數字化為代表的新業態，三者形成的聚合體就是新質生產力，對標的顯然就是美國的超級明星企業。但如果換來的是同樣的結果，恐怕就事與愿違了。

如何借鑒諾獎成果，更好地發展新質生產力？

在發展新質生產力上，我們一定要了解這些最新研究成果。過去流行的建議，例如有選擇性地鼓勵創新，重點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對掌握先進技術的企業加大優惠扶持政策，在取得成績的同時也要留意負面結果，鼓勵創新的傳統做法并不一定帶來生產率的提高，例如加大對領先企業的政策扶持或者稅收優惠，會進一步拉大領先者和追趕者的差距，更多的企業選擇躺平。過度競爭與內卷帶來的惡果已經有目共睹。現在，反內卷在中國已經成為政府、企業與居民的一致共識。

經濟發展要的不是一枝獨秀，而是百花齊放。提高新質生產力，帶動經濟增長，政府應該做的是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降低準入門檻，限制大企業濫用專利保護，鼓勵專業知識和技術的傳播和擴散，縮小領先企業和追趕企業的差距。

當我在第一財經的直播間看到今年的諾獎頒發給KAH，立刻聯想到的是去年獲獎的AJR，想到的《創造性破壞的力量》與《技術與進步》傳遞出的經驗與教訓。在全球熱議人工智能與科技創新之際，我相信諾獎委員會連續兩年極其罕見地獎勵在相同領域做出非凡成果的六位學者，他們想要傳遞的信息，與本文希望傳遞的信息是高度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