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暴政，正在被人工智能拆穿

亞馬遜裁員一萬四、微軟裁員一萬五、沃爾瑪未來三年員工總數零增長......

當一家公司宣布裁員時，如果不是你所在的公司，不是你所在的部門，不是你認識的人，它就只是一組數字或一條新聞，人類同情心的觸發閾值越來越高。這就像環保主義者天天談的氣候末日論，大部分人都是充耳不聞，除非大海淹到家門口，才會真的關心并相信災難來了。

沒有經歷過氣候災難的人，無法理解家園被毀的絕望。沒有經歷過失業的人，只會低估了失業帶來的身心雙重打擊。無論中國還是美國，主流社會中，失業往往被視為個人失敗，因此，人們不愿談論它，甚至避免去思考它，總相信車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橋頭自然直，從而減少了公共討論和防范意識。

于是，我們過去熟悉的打怪升級的路徑，上名校、進大公司、考公考編，沒有比這更成功、穩妥的人生之路，于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重演，人們甚至從來不去質疑這套打法的深層假設：資源是稀缺的，物資是匱乏的，機會要靠競爭，生活要靠工作，人生成就由工作來定義。

當所有人都這么想時，打怪升級的獨木橋就變得擁擠不堪，當99%的人都被一路淘汰之后，這條唯一的成功之路就變得成本極高、回報極不確定，典型如雞娃雞成躺平一代，高校普遍實施的非升即走，大廠流行強制性的末位淘汰，諸路牛馬社畜一律降格為人礦。

勤奮敘事的失靈是時代巨變發出的最響亮警報，人們正在用稀缺思維來對應正在到來的豐裕社會，但所有的規則已經改變。

工作是人類歷史的非常態

所謂工作，其實是資本主義對現代人的一種規訓。

工作的歷史其實很短，現代人對工作的依賴，是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體系在短短兩個多世紀內，通過時間和空間分離、異化、和身份錨定，強行建立起來的一套社會規范。

從公元前約30萬年前到1萬年前，在人類長達數十萬年的歷史中，工作的概念根本不存在。狩獵采集社會，人類的核心是生存活動，而非工作。采集食物、打獵、制作工具等活動是與休閑、社交、講故事等融合在一起的，沒有明確的界限。

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提出，狩獵采集者是原始的豐裕社會。他們獲取生存必需品所需的投入時間極少，通常每天只需3到5小時，其余時間用于休息、娛樂和文化活動。

在這個漫長的時期內，現代工作者每周40小時甚至更高的勞動時長，對我們的祖先來說是難以想象的奴役和浪費。

隨后，在約1萬年前到18世紀，農業革命帶來了定居和更高的勞動投入，但勞動形態依然與現代“工作”有巨大區別。農民的勞動強度隨季節波動巨大，農忙時極度勞累，農閑時大量休息，勞動節奏由自然周期而非工廠的鐘表決定。

農業社會，人們的勞動場所如農田、作坊、商店與生活場所高度融合，職業身份是模糊的，人的身份由其社會地位、家族血緣和土地所有權定義，而不是由其市場上的職業定義。勞動是義務和生活的一部分，但不是身份的全部。

我們今天熟悉的工作概念，是隨著工業革命的機器和工廠制度誕生的。這是一個在人類歷史上不到250年的短暫瞬間。

現代工作核心要素的形成，首先是時間化，工作被時鐘定義。由此，勞動不再是基于任務完成，而是基于投入時間也就是小時工資，這也引入了工時的概念，并使休閑與工作徹底對立。

與此同時，工廠和辦公室的出現，將工作與家庭生活物理隔絕。結合異化概念也出現了，勞動者生產的產品不再歸自己所有，而是歸資本家。工人與勞動成果、與勞動過程、與自我本質發生分離。

于是，工作變成一種身份錨定。“你是做什么的？”成為社會交往中最重要的問題。個人的社會價值、收入和階層完全由其職業和市場價值決定。

二戰后，在福特主義模式下，大規模生產與大規模消費形成閉環。一個人在一家大公司擁有一份穩定、長期的全職工作，成為社會中產階級主流的生活方式。工作成為了個人在社會中最重要的身份標簽，并與社會保障、社會地位深度綁定。

此時，人類繼原始狩獵社會之后，再一次進入一種物資生產極為豐富的豐裕社會。

美國制度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在1950年代首次提出了現代意義上的豐裕社會的概念，他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美國等發達國家，已經從根本上擺脫了長期以來困擾人類的貧困和稀缺問題，進入了一個物質產品極為豐富的豐裕社會。

加爾布雷思的深刻之處在于，在豐裕社會中，企業和市場極力鼓吹個人消費，使得私人擁有的商品非常豐富，比如汽車、家電進入尋常百度家；但與此同時，公共服務業如教育、醫療、公共交通、環境保護等卻因投資不足而顯得十分落后和“污穢”。

我們今天的工作觀，很大程度上就是在這種看似豐裕社會實則稀缺社會下被塑造而成。

工作不僅是為了生存，更是為了獲得收入去購買由資本主義體系制造的商品，以滿足社會對成功的定義。“努力工作是道德高尚的”這一觀念，即使在非宗教背景下也深入人心。失業被視為個人道德失敗，而非經濟系統性問題，從而產生了羞恥恐慌。

在稀缺資源的競爭中，工作本身成為目標，人們為了獲得或保住工作而工作，最終忘記了工作的意義。

今天，隨著后工業社會、信息技術和全球化的到來，穩定的鐵飯碗正在瓦解。零工經濟、平臺勞動、遠程工作的興起，使得工作形態再次變得碎片化和靈活化。同時，人工智能的崛起正在從根本上挑戰“人以勞動創造價值”的傳統命題。

當寫論文跟炸薯條一樣容易

若干年后回望，我們大概率會發現，人工智能就是那個我們從瓶子里放出來的妖怪。

否則英偉達創始人黃仁勛接受完2025年度伊麗莎白女王工程獎后，不會也同時接到查理國王的親筆信函表達對人工智能安全性的擔憂。

我們正處于知識的豐裕時代。過去知識是稀缺的。它需要數年的教育、昂貴的書籍、期刊訂閱，以及人類導師的親自傳授。如今，Gemini、元寶、DS能夠瞬間整合人類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文本數據，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新的合成和生成。

在人工智能驅動下，知識工作者正從匠心獨運的廚師轉變為快麥當勞的臨時工。

2025年4月，在MetaLlamaCon大會上，微軟首席執行官薩提亞?納德拉在與Meta首席執行官馬克?扎克伯格的對話中透露，微軟公司代碼庫中有20%至30%的代碼是由人工智能寫的。在這個會議數天前，谷歌首席執行官桑達爾?皮查伊表示，人工智能已經生成了谷歌公司代碼的30%以上。

現在程序員典型的工作場景已經是高度人機協作：AI負責編寫函數、調試和文檔。人類工程師的任務是輸入準確的提示詞（Prompt）和整合代碼塊，更像是在操作工具。公司對初級程序員的技能需求從“創造”轉向了“與AI協作及質檢”。

如此，曾經是知識工作代表的程序員，如今已經變得跟麥當勞里小時工一樣，只需要按照操作流程把冷凍薯條倒入油鍋、等待數分鐘撈起裝盤即可，任何正常人都可以勝任。

社會學家喬治·里茨最早提出了工作麥當勞化，他觀察到快餐行業的運營原則——效率、可計算性、可預測性和控制——正主導社會各領域的工作組織方式，它的特點是把包括知識工作在內的復雜勞動，分解為可快速執行、易于管理的標準化任務，雖提升了效率，但也可能導致工作異化、創造力扼殺和“非人性化”的困境。

除了程序員之外，典型的白領崗位——初級的律師、金融分析師、內容營銷人員，都已經感受到了來自人工智能的威脅。

像HarveyAI這樣的法律人工智能工具，已被Allen&Overy等多家頂級律所采用，用于處理盡職調查、合規審查等任務，這直接改變了初級律師的工作性質，他們的核心工作從法律研究、案卷分析，變為操作AI法律研究工具，并對結果進行初步篩選。大量的基礎性、重復性工作被AI吸收。摩根大通的COIN程序使用AI系統分析金融合同，每年節省了超過36萬小時的人工律師工作時間。

如果你想看看深處的工作是否被麥當勞化，可以觀察以下四個要素的變動情況：

首先是效率的提升情況，人工智能對效率的提升越快，說明麥當勞化的加速越快。

AI可以在秒級內閱讀完數千份財報、法律判例或合同，并提取關鍵條款、識別潛在風險點。人類需要數周完成的工作被壓縮到幾分鐘。人工智能將復雜的知識生產過程分解為一系列標準化的、可快速執行的步驟或任務，尋求從“問題”到“解決方案”的最速路徑。人類員工不再親自創作，而是學習如何用最有效的“提示詞”來驅使AI生成所需內容，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在優化效率，但最終會優化掉員工。

其次，工作的可計算性越強，也說明麥當勞化的指數在提升。

在人機協作的工作場景中，未來考核員工，更傾向于用可量化的指標（如數量、速度、點擊率）來評估工作和成果的價值，而進一步忽視那些難以量化的方面，如創造性、深度、戰略洞察力或用戶情感共鳴。

可計算性還體現在，主要決策是否由數據來驅動，一個設計的好壞不再由藝術總監的主觀審美決定，而是由A/B測試的點擊率數據來決定。人工智能能快速生成海量方案進行測試，最終勝出的往往是數據最好看的，但不一定是藝術上最優秀的。

再次，工作的可預測性越高，也是越接近麥當勞化。你所在的公司是否越來越多強調，要確保工作流程和最終產出都是統一、規范、可預期的，最大限度地減少意外、偏差和個性化表達。

最后一個觀察指標是，控制程度，是否越來越多的用非人技術取代人類判斷，通過技術、算法和規則來控制和規范員工的行為，減少對人類技能、經驗和自主決策的依賴。AI不僅是工具，更成為監工和項目經理。它可以分配任務、監控員工活動數據、優化工作流程，甚至評估員工績效。

俯首下流

知識工作者的麥當勞化，也意味著一個階層的滑落。

過去，自動化主要影響藍領。今天，AI正在把白領和技術性工作麥當勞化。這使得焦慮從社會底層向上蔓延，中產階級也開始擔心自己的工作會被算法取代。

大量的白領內卷工作，其本質只是為了維持收入和身份，而非創造實際價值。UBI可以作為一種安全網，允許人們拒絕從事這類無意義、有損健康的內卷工作，從而追求更有價值的活動。

日本在經歷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經濟高速增長后，陷入長期的“失落的二十年”。經濟停滯導致收入增長緩慢，終身雇傭制瓦解，臨時工、派遣工等非正規雇傭比例大增。戰后日本曾以“一億總中流”（即一億人口都是中產）自豪。到新世紀，這個龐大的中產階層開始分裂，出現了“上流”與“下流”的兩極分化。據此，日本學者三浦展在2005年提出了下流社會的概念。

下流社會指向的幾個大趨勢，如今有在全球擴散的趨勢：首先是階層的固化與再世襲化，下流階層的子女，由于其教育資源、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的匱乏，很大概率會繼續停留在“下流”階層，形成貧困的代際傳遞。

隨后“下流”從被動到主動，一部分人是因為社會經濟結構變化而“被動”地滑落。但三浦展更指出了一個關鍵現象：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是“主動”選擇成為“下流”。他們滿足于低欲望、低消費的生活，不愿承擔壓力和責任，對結婚生子、買房、晉升等傳統人生目標興趣缺缺。

最后反映為社會活力的衰退，社會共識的撕裂。當社會中相當一部分人，特別是年輕人，失去了奮斗的意愿和能力，整個社會的創新活力、消費能力和經濟增長動力都受到嚴重制約。

今天，從美國到歐洲，下流社會幾乎成為一種全球性危機。

從美國夢的破滅到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的興起，揭露美國中產所遭遇的失去的二十年，只是這一切被經濟泡沫所遮蔽，靚麗的經濟增長數據，節節攀升的那斯達克指數，共同吹起一個鍍金時代。

底特律、克利夫蘭等傳統工業城市的經濟衰敗，導致大量原本屬于中產階級的工人及其家庭滑向底層，整個社區陷入蕭條，形成了地理上的下流區域。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夫婦的研究揭示了美國中年白人藍領中絕望之死（因吸毒過量、酗酒和自殺導致的死亡）現象的激增。這背后是制造業崗位外流、 opioids（阿片類藥物）泛濫以及社區解體，正是“下流化”中最絕望的體現。

從宏觀數據上看，美國中產收入增長幾乎停滯，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數據，經通貨膨脹調整后，2019年美國典型全職男性工人的收入中位數與1978年幾乎持平。而同期，最富有的1%家庭的收入占比從約10%飆升到超過20%。

在2008年金融危機和2020年新冠危機中，美國中產階級的財富嚴重縮水，而最富有的1%家庭卻更快地恢復了損失并繼續積累財富。

白手起家，窮小子變大亨的故事越來越少，階層流動困難，斯坦福大學的研究發現，“絕對流動性”（即孩子收入超過父母的比例）從1940年出生的約90%驟降至1980年出生的約50%。美國夢的實現概率大幅降低。

在歐洲，千歐一族在西班牙變得普遍化， 這個詞專指那些月收入在1000歐元上下、無法經濟獨立、被迫與父母同住的年輕人。他們通常受過良好教育，卻無法找到匹配的工作，是下流化中高學歷、低成就的典型。

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即使在疫情前，歐元區的青年失業率長期徘徊在20%左右，南歐國家如西班牙、希臘更是經常高達30%-40%。這導致整整一代人難以獲得穩定的職業生涯起點。許多年輕人只能找到有限的短期合同工作，缺乏職業保障和發展前景。這創造了所謂的 “千禧一代特權階層” 的諷刺性現象，即不穩定成為新常態。

當前生產率不斷提高但貧富分化加劇的背景下，豐裕社會與下流社會的碰撞，非簡單的共存，而是一場深刻的結構性撕裂。

在中國，躺平與擺爛文化的流行，是對下流社會最直接的文化回應。

當年輕人發現通過個人努力難以在大城市安身立命時，他們選擇退出“拼命工作、拼命消費”的競爭游戲，降低欲望，減少消耗。這與日本三浦展描述的“對全盤人生熱情低下”的“下流”青年如出一轍。而“985廢物”等網絡自嘲群體，則是一批畢業于名牌大學的年輕人，發現自己依然無法獲得預期的成功，產生了強烈的挫敗感和階層滑落焦慮。他們是被下流化威脅的潛在對象。

豐裕只是少數人的神話，大部分人墜入下流才是真相。

一邊是技術繁榮、財富爆發的景象，另一邊則是廣泛存在的無力感、焦慮感和階層固化的現實。這種對立不僅是經濟的，更是政治和社會的，它挑戰著現代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穩定性，呼喚著在財富分配、社會福利和教育公平等領域進行深刻的結構性改革。

“社會主義”市長越來越多

豐裕社會的提出者，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早在1950年代就觀察到的，在豐裕社會中，問題不再是生產不足，而是資源的分配不平衡和公共領域的投資不足。技術為人類提供了免于工作的物質基礎；而社會結構、分配意愿和人類根深蒂固的心理慣性，使我們無法保證一代人能夠免于恐懼。

2020年7月18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一年一度的納爾遜·曼德拉演講上，更是談及不斷變化的世界要求制定新一代的社會保障政策。

分配問題自古存在。《常識》的作者托馬斯·潘恩在1797年，就提出了全民基本收入（UBI）方案，認為應該建立一個國家基金，定期向所有公民發放年金，以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

從YouTube到B站，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談論UBI，關注收入分配公平。最近的一個大新聞是，資本主義之都紐約，選出了一位“社會主義”市長佐赫蘭·馬姆達尼，從側面反映了民意涌動的潮向。

馬姆達尼的競選時宣稱，他當選后，要讓公交免費，凍結房租，興建公屋，同時加收富人稅，年入100萬美元以上的每年要上繳2%的稅，彌補公共開支。這打動了渴望推動社會公平的紐約群眾。在全球城市中，紐約擁有的億萬富豪最多，達123位，總資產達7590億美元。

美國理財服務網站GoBankingRates稱，按照50%基本生活開支、30%可自由支配收入、20%長期投資理財的“50/30/20財務規畫”的標準，將舒服生活的標準定義為收入水平超過基本生活開支的兩倍。根據這一標準，紐約市居民要想舒服地生活，年收入需要達到18萬美元以上，是同期紐約人均收入的兩倍多。

顯然，絕大多數人都無法在紐約過上舒適的生活。馬姆達尼2024年接受BBC說，“這座城市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每晚有50萬兒童餓著肚子睡覺，最終，這座城市正面臨失去其獨特魅力的危險。”

馬姆達尼在從政前曾是房地產顧問，主要幫助紐約皇后區低收入家庭解決貸款危機，避免房屋被銀行收回。這段經歷讓他直接面對唯利是圖的銀行和資本主義的負面影響，成為他政治覺醒的催化劑。他的所有主張都圍繞著為工薪階層、少數族裔和移民爭取更公平的生活。

后來他加入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這是美國最大的左翼政治組織之一，主張通過民主手段，在社會中推行社會主義改革，如全民醫保、免費教育、加強工會權力等。

在競選紐約市長時，馬姆達尼的他的競選政綱和政策主張，集中體現了對市場失靈和財富高度集中的強烈不滿，主張通過政府權力進行大規模干預和財富再分配，因此被《紐約郵報》等媒體戲稱為：“馬克思就位，預備，沖！ 社會主義者馬姆達尼贏得市長競選”。

豐裕社會的悖論UBI難以化解

無論是討論UBI方案的熱潮，還是諸如馬姆達尼等左派政治人物備受追捧，都說明了對于社會不平等的呼聲日隆。

這大程度上源自于，過去二十年西方世界產業空心化，導致的傳統中產收入下滑，以及技術革命帶來的收入K型分化。

在K的上叉，掌握數字資本、AI技術、高階編程和平臺運營能力的人和企業，財富和收入呈指數級增長。截至今年11月初，全球市值最高的五家公司均來自科技行業，分別是微軟、英偉達、蘋果、谷歌、亞馬遜。

《福布斯》雜志公布2025年最新富豪榜，馬斯克以3420億美元再度稱冠。雖然他的財富不只是數字，更代表一種時代的精神象征，太空探索、AI革命、自動駕駛愿景，也折射了收入溝壑之幽深。

技術效率的爆發導致勞動價值的瓦解。互聯網巨頭和AI公司用極少的人力創造出極高的市值。英偉達市值高達4.5萬億美元，跟德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接近，如果作為一個國家計算，可以排到全球第四。但截至2025年中，英偉達雇傭的員工總數只有3.6萬人。如果少數公司、少數人掌握的系統就能完成大部分勞動，那么勞動者將失去議價權和工作機會。

因此，在K的下叉，依賴可替代性技能、傳統零售業、服務業和體力勞動的人，收入停滯甚至下降，面臨被平臺算法壓榨和被自動化取代的風險，典型代表是網約車司機和外賣快遞員、傳統零售和餐飲服務業員工、被外包和軟件取代的白領支持人員。

這三個群體是美國K型下叉人群的縮影。他們共同的困境在于，對傳統公司和數字平臺雇主的議價能力幾乎為零。他們的命運高度依賴于算法和資本的效率優化，而由此產生的財富和紅利卻無法回流到他們手中，體現了數字化浪潮拉大的貧富差距。

此外，數字技術催生了大規模的資產泡沫，特別是房地產和科技股。沒有資產的工薪階層，即使收入不變，財富也在相對貶值，生存焦慮加劇。

當市場機制無法自我糾正這種系統性財富集中時，UBI被視為一種外部干預，用于提高下叉人群的購買力，緩和階層矛盾。就連馬斯克都認為人工智能將消滅大部分工作，UBI是“不得不做”的事情。

UBI當然不是最理想的解決方案。UBI的核心模型是無條件、定期向所有公民發放一筆現金，其缺陷也很明顯：

首先是財務上的可持續性。在人口老齡化、經濟增長放緩的背景下，政府債務已經壓力巨大，增加一個永久性的、規模巨大的支出項目，其長期可持續性令人擔憂。

其次，如果UBI的發放沒有伴隨著商品和服務供應的相應增加，就意味著社會總需求（特別是對基本生活品的需求）會突然增加，這很可能推高整體物價水平，最終對低收入群體傷害最大。

近些年不同于UBI的一些替代性選擇方案也開始出現。

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提出負所得稅（NIT），它設定一個收入門檻。如果個人收入低于這個門檻，政府不是征稅，而是按一定比例給予補貼（即“負”的稅），直到其收入達到門檻為止。收入高于門檻的人則正常納稅。這一方案優點在于自動地將資源轉移給最需要的人（低收入者），避免了給富人發錢的浪費。由于補貼是隨著工作收入的增加而逐步減少，而不是突然消失，它鼓勵人們去工作，因為多工作總是能帶來更高的總收入，還可以通過現有的稅收系統（如稅務局）執行，非常高效。

此外，還有一些方案從強化全民基本服務，特別是在教育、醫療和托幼領域，減輕民眾的生活負擔，并投資于長期的人力資本，同時對現有福利體系進行智能化、人性化改革，消除“福利陷阱”，提供伴隨式的就業指導和社會服務。

收入分配的變革不是要消滅自利，而是要引導和升華自利。通過制度設計，讓精英認識到一個更公平的社會才是他們長遠財富和安全的保障，需要依靠人性中的善來制衡人性中的惡。

當一個社會的大多數人無法分享發展的成果，并失去向上流動的希望時，社會的穩定、經濟的活力與創新的源泉都將面臨枯竭的危險，恐慌將成為一種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