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前幾天已經批評過歷史娛樂化，但限于篇幅，并沒有說透。
相比于“康熙是不是洪承疇的兒子 ” ，21世紀為什么還有人愿意相信 “康熙是洪承疇的兒子”，其實才更值得被追問。
事實上，說康熙帝是洪承疇的兒子，并不是現代人的創造發明。
早在清朝，關于康熙和乾隆的身世問題，就已經在民間被編排的不成樣子了。
清朝初期的歷史，本來就亂，孝莊與幾個男人之間的瓜田李下，順治之死，都給小說家提供了非常大的演義空間。
除了康熙雍正乾隆，被民間文人編排比較多的統治者，還得再加上一個慈禧。
這幾個人有個共同點，就是對民間的言論，管的比較嚴，比較寬。
然而，上面越想管住百姓的悠悠之口，下面百姓對上面人的想象空間越大。
清朝前期，對帝王家事的編排，主要來自于反清復明人士。后期則主要來自于同情戊戌變法的文人，以及辛亥志士。
總而言之，當時將帝王家事娛樂化，背后藏著對清朝不滿人士的精心算計。
不過這樣的編排，如果寫出來沒有人愿意看，在百姓中間流傳不開，那也是白搭。
然而這種擔憂，顯然是多慮了。
清朝的百姓，和今天的吃瓜群眾一樣，喜歡聽大人物的丑事，一開始是被動接受，后來就是主要要求。
每隔一段時間，民間就會產生新的小道文化需求，以至于許多不是反清志士的文人，也因為要迎合文化市場需求，加入到了編排帝王秘辛的隊伍當中去。
康雍乾對待編排帝王之事，不可謂不嚴厲，只要查出來源，就有人頭落地。
尤其是雍正帝，對此類事情非常重視，不但經常派人潛伏到民間打聽，而且還根據打聽到的消息，專門寫了一本《大義覺迷錄》，逐條反駁。
不料《大義覺迷錄》發行之后，非但沒有止謠，反而因為其中描述了很多大家不知道的細節，在民間演義出了更多的野史，起到了“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效果。
文人編故事，也需要消息來源，除了《大義覺迷錄》這種“不打自招”的作品，還有很多朝廷重臣的手書和日記（如曾國藩，翁同龢等），也都成了民間文人追捧物。
一旦得到，就能夠根據其中細節，演繹出很多故事情節。
綜上，帝王的秘辛，之所以成為歷史娛樂的重災區，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
一方面，統治者希望百姓仰望自己，把自己當成天子，從骨子里服從統治。
另一方面，百姓也在表面上像綿羊一樣順從，在權力面前戰戰兢兢。
然而，這都是表象。
統治者的高高在上，注定了他們與百姓離心離德，上下只能在形式上體現“一條心”，卻不可能在頭腦中實現“一條心”。
百姓的內心里，更希望那個高高在上的統治者，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神。
所以，相比于嚴肅的正史，百姓更愿意相信，龍椅上那個人就是野史中所描述的那個樣子，他們的私生活亂的一塌糊涂，連個像樣的孩子都生不出來，以至于連康熙和乾隆都成了炎黃子孫-----這意味著，康雍乾以后的那幾個龍椅上的人，也都是炎黃子孫。
除了那條辮子，他們好像什么都沒有了。
這樣的說法，不但滿足了大家的好奇心，也讓百姓獲得了精神勝利——別看滿人坐在龍椅上，其實早已經被我們偷梁換柱。
在強大的民心面前，康雍乾固然失敗了，但編排清朝帝王的反清人士，其實也并沒有成功。
因為身世不明的康熙，和私下不檢點的克某頓一樣，從另一種離奇的角度，獲得了清朝百姓的諒解：原來他也是這樣的人！
關于康雍乾的野史，當然經不起任何實證，稍有史學常識的人，都能馬上指出其中蹊蹺。然而這卻并不妨礙清朝百姓相信這種野史，不妨礙今人繼續拿康熙娛樂。
今天拿康熙娛樂的人，與信息閉塞的清朝百姓還是有區別的。他們心里當然不信康熙真是洪承疇的兒子，但嘴上卻不會放過這個拿當權者開玩笑的機會。
從本質上說，今人非要把康熙說成是洪承疇之子，把乾隆說成是陳世倌之子，是對嚴肅的調侃，是對權力的消解，與相信歷史本身，反倒已經沒有任何關系。
對待這樣的現象，認真您就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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