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圭海四記原創，文章未經許可請勿轉載。圭海四記專注于閩南本地化文史研究，主要記錄以海滄為中心的龍同海地區的文史現象，因地域及見識局限，難免主觀臆斷，歡迎指教、批評。

初讀林希元《金沙書院記》時，便對其結尾“侯以嚴治漳，以文章為教，吾知五澳之民將為文翁之蜀、昌黎之潮，強梗去而揖讓興，龍溪之民將易治而嚴可勿尚矣，此侯政之大者”中的“五澳”甚感疑惑。“五澳”是哪五澳？“五”是概數還是確數？

想必不會是明代福建沿海的五個水寨，否則僅因龍溪縣金沙書院（今海滄）的建成，怎能輻射到福建沿海之民“強梗去而揖讓興”。想必，此“五澳”應僅限于龍溪縣轄域，是導致龍溪縣“福建八郡之民，惟漳稱難治，漳州七邑之民，惟龍溪稱難治”，“海居之不逞者，或挾舟楫犯風濤、交通島夷，甚者為盜賊，流毒四方”的罪魁禍首。

關于龍溪縣“五澳”的記錄，近者如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五·防守要沖》引明萬歷《閩書》對廈門島的描述，“廈門，在縣（同安縣）東南海中，廣袤五十余里。 <閩書> 東抵烈嶼、金門，南至大海擔嶼，西與海澄五澳合界，北至同安內港，與高浦相望。其形勝也。”由此可知，原龍溪縣“五澳”自隆慶以后，已轉屬新設的海澄縣。

若是能解開“五澳”的具體指代謎團，或許便能獲得隆慶開海前“大月港”的濫觴所在。

縮小了“五澳”的目標范圍后，約過了兩三年，筆者終于在繁冗的文獻中找到了“五澳”的具體記載。嘉靖初，巡按御史崔涯在奏疏《巡按福建亟陳要務以靖邊患疏凡一十二條》（即所謂的《山海十二策》）中的“量抽選”策中寫到，“看得漳州地方：海滄、沙坂、月港、嵩嶼、長嶼，名為五澳，乃番劫淵藪也，打造違式大船，為患已久”。如此明矣，所謂“五澳”，即九龍江口南北兩岸的五個沿海地方，包含今漳州市龍海區海澄鎮的月港，及今廈門市海滄區的海滄、沙坂（今后井村）、嵩嶼、長嶼（今東嶼村）。

奏疏也提到了當時官府為了打壓“五澳”的通番勢力，特于嘉靖九年在海滄設置“安邊館”，“近年設立安邊館于海滄，每半年選委府佐貳官一員，輪流住札禁治，則海滄、沙坂二處頑蠻稍知畏法，此舉之明驗也。惟月港、嵩嶼、長嶼與館隔遠，而諸惡仍故，蓋館治孤立，止得龍溪縣五十民兵聽用，左右前后悉番徒盜賊，急之恐致他變，是故法之不能遍行，亦勢有所不敢也。”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安邊館的設立，并未從根本上杜絕“五澳”之民通番的行為，反而使得他們將陣地鋪滿整個沿海。當佛郎機與“五澳”之民進行商品交易的“金沙公館”被官府改做“金沙書院”后，“五澳”之民便將交易的場所轉移至“五澳”進入外海的橋頭堡浯嶼，鄭若曾在《海洋要害論》中便提到浯嶼“乃五澳地方、番人之巢窟也”。

于是，浯嶼漸漸成了中外販海之人的天堂，先是佛郎機，后是倭寇，輪番上陣。嘉靖二十七年，提督浙江、福建海防軍務朱紈正式向盤踞在浙江雙嶼的海寇發起主動進攻，隨后海寇節節敗退，一路南下。緊接著，朱紈又指派福建盧鏜、柯喬出海收拾余孽，“擒夷王三人，白番十有六，黑番四十六，皆獰惡異狀可駭，賊首貴等一百十二人，婦二十九，斬級三十余”，其后還特別談到為這些夷、番等海盜提供器械資金者，竟是“資械等稱是皆五澳宿賊驍黠者”，于是“并殲焉”，此舉引得“漳人大恐，有盡室浮海者，日走往聚觀諸俘，偶語藉藉，逾時乃定”。

在明正德以前，“五澳”之民是大明水兵“海滄打手”的主要兵源，隨著明朝水軍需求的日益萎縮，及閩南沿海人多地少矛盾的加劇，“五澳”之民轉而向海討生活，從而使海上通番走私的浪潮愈演愈烈，繼而成了官府不得不解決的棘手問題。柯喬曾上奏稱，“五澳頑民，重利輕生，公然泛海，交通接濟夷船矣”，自雙嶼一戰之后，佛狼機夷船在明官軍的威懾下，輕易間便自動離去，而“五澳之人見利輕死，加以夷王統束，人心堅一，于是乎，誘之不動，挑之不出”，二十年間，竟成了東南沿海的最大障礙。

最終，在戚繼光、俞大猷等抗倭將領的一致合作下，東南海亂得以平定，而朝廷為了讓“五澳”之民安分守己，不再為亂，共采取兩條措施，其一在“五澳”設縣，以行政力量控管地方；其二，在“五澳”試點開海，同意“五澳”之民申請船引，在官府的監控下與外夷通商。就此，“五澳”所在的海澄縣，便迎來明代最輝煌的“月港”時代，“五澳”的黑歷史，也因此劃了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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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yno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