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中國青年報》刊載了莊家熾的《新就業群體：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力量》一文，文中呈現的青年困境、價值追求與社交模式，是探討“個體化”、“社會原子化”、“精神生活”等經典理論的絕佳現實案例。對于一線的社會工作者而言，這篇文章則像一面鏡子。我們或許能在其中看到服務對象的影子。它深刻揭示了當代青年精神世界的“剛需”——不僅是物質支持，更是情感共鳴、社群歸屬與意義追尋。這為我們優化服務策略、從“事務性幫扶”轉向“發展性陪伴”提供了寶貴的洞察。

新就業群體：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力量

作者介紹

莊家熾，《追系統的人：快遞員的勞動過程與社會關系網絡》作者，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中央財經大學社會與心理學院副教授，中國社會學會勞動社會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研究領域為勞動社會學、金融社會學。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等6項，在《社會學研究》《社會學評論》《社會》《社會發展研究》《青年研究》等期刊發表論文10余篇，出版學術專著1部。

11月19日，江蘇連云港，

新就業群體制作冬季養生茶包。

視覺中國供圖

新就業群體是伴隨著平臺經濟、新業態發展而涌現的大量勞動者，在經濟社會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們是當前社會面上最活躍的群體之一，也是助力城市建設和基層治理的新興力量。

黨的二十屆二中全會決定組建中央社會工作部，明確統籌推進黨的群眾工作、社會工作和社會治理等任務，其中一項重要職能就是指導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黨的建設。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持續強調“加強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黨的建設”。服務好新就業群體，已是各級社會工作部門義不容辭的核心職責和工作重點。

01

新興力量不應被視作負擔

新就業群體是伴隨著平臺經濟、新業態發展而涌現的大量勞動者，在經濟社會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們是當前社會面上最活躍的群體之一，也是助力城市建設和基層治理的新興力量。然而，一些地方仍習慣于把新就業群體的管理服務當作一種額外的行政負擔，對新就業群體在城市運行保障和社區治理中的積極作用認識不夠，將他們更多地視作需要監管的對象，而非可以依靠和凝聚的力量。這種觀念滯后不僅限制了服務舉措的主動性，也影響了新就業群體融入城市生活、發揮其所長的空間。

02

城市“新市民”融入載體仍然缺乏

針對新就業群體具有來源多樣、流動分散、作息不規律等特點，一些城市已開展有益嘗試，如北京市推進建設新就業群體“友好之城”，在街道層面設立“小哥驛站”“暖新驛站”等服務點，邀請快遞員、外賣員擔任社區“副樓長”“網格員”“平安志愿者”，讓“小哥”們運用熟悉街巷、人熟地熟的優勢參與治安巡防、困難幫扶等基層治理工作。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已有269萬新就業群體到街道社區報到，成為基層治理中一支新生力量。但相較于全國8400萬的新就業群體總量而言，上述融入城市的探索還在初步階段，仍有一些局限。在不少地方，新就業群體仍缺乏常態化、制度化的融入載體：比如，像黨群服務中心、社區驛站這樣穩定的線下陣地，或者有效的線上聯絡平臺和組織動員機制。這導致許多新就業群體雖然工作生活在城市，卻難以真正“進社區”“進組織”，在遇到困難時缺乏支持網絡，在參與社區事務時缺乏渠道。城市治理如果長期忽視這樣一支龐大的隊伍，無疑會留下盲區甚至隱患。建立健全新就業群體融入城市的機制載體，已成為當前基層治理亟待補上的一課。

03

創新“楓橋經驗”的時代契機

如何將分散流動的新就業群體更好地組織和凝聚起來，是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的一大課題，也為地方社會工作部門創新發展“楓橋經驗”提供了契機。楓橋經驗的精髓就在于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依靠群眾來解決群眾自己的問題。這一傳承多年的基層治理法寶，在今天應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而賦予新內涵。當越來越多的新就業群體涌入城市社區，完全可以通過黨建引領和社會工作專業手段，把他們團結、凝聚為基層治理的參與者。要針對新就業群體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加強人文關懷和權益保障，為他們融入所在社區和城市搭建平臺，增強其歸屬感和安全感。各地實踐也表明，當政府搭臺、社區歡迎時，新就業群體就愿意走進社區“亮身份”“報到服務”。許多快遞小哥、網約車司機利用工作之便，主動承擔起鄰里守望、治安協查、環境監督等職責，在為居民提供便利的同時也在維護著社區的和諧穩定。通過有效的組織動員，新就業群體正實現從“服務對象”向“治理力量”的轉變。探索新就業群體融入基層共建共治，正是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生動實踐：既把矛盾隱患化解在萌芽狀態，又把新的社會群體吸納為共建平安有序社區的同盟軍。這既有利于提升新就業群體的認同感、歸屬感，也為基層治理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新活力。

04

轉變理念積極作為

推進新就業群體治理與服務并非易事，地方社會工作部門需要直面其中的困難與挑戰。首先，新就業群體就業方式靈活、人員流動性強，這給基層組織管理帶來不小難度——常有基層反映存在“管理難、服務難、引領難”等問題——因此需要在工作機制和方法上大膽創新，通過信息化手段摸清這一群體底數，通過黨建和群團組織實現精細化聯系服務，突破傳統的按行政區域、單位管理的局限。

其次，一些配套政策亟需完善，不少新就業群體人員反映職業發展空間相對狹窄、社保接續較為困難、權益維護渠道不夠通暢等問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地方開展服務工作的壓力。地方社會工作部門在推進相關工作時，需要聯合人社、住建、工會等部門協同發力，形成齊抓共管的局面。

最后，新就業群體中黨員數量占比還不夠高，黨組織覆蓋難度不小。要破解這一難題，需要在機制和手段上創新：一方面，依托行業平臺和大數據建立黨員信息庫，摸清黨員分布，實現“找得出、管得住”；另一方面，探索“云上黨支部”“流動黨支部”“行業鏈黨支部”等靈活設置方式，將分散黨員重新組織起來。

新就業群體既是時代發展的產物，也是基層治理的新生力量。各地應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正視自身在服務新就業群體上存在的短板，以更積極的姿態投入這項工作。唯有積極擔當作為，才能把對新就業群體的“管理和服務”落到實處、見到實效，讓這支新興力量更好地融入城市發展、譜寫社會治理的新篇章。

（作者系中央財經大學社會與心理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中央財經大學社會與心理學院數字生態社會價值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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