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4日，“2025中國經濟論壇——收官和開局：談‘十五五’規劃的建議”在上海順利舉辦。本次論壇由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上海臨港經濟金融研究院（籌）協辦，君合律師事務所為支持單位。專家們圍繞“十四五”規劃的收官、“十五五”規劃的宏觀部署、結構性改革、消費驅動增長、金融支持高質量發展等議題展開了深入探討。

開幕式由華東師范大學金融學系教授吳信如主持。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副會長、原國盛集團董事長張立平代表主辦方致辭，他概述了“十五五”規劃在宏觀經濟方面的重點部署，并指出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需要準確把握未來五年的方向、重點與挑戰。

??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副會長、原國盛集團董事長張立平致辭

隨后，君合律師事務所資深合伙人邵春陽致辭，他結合近期參與涉外律師培訓的體會，指出當前十年中國經濟將面臨中美博弈的長期壓力，因此更需深入研究“十五五”規劃提供的機遇與路徑。

??君合律師事務所資深合伙人邵春陽致辭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作題為“十五五時期經濟增長的優勢、短板、戰略與結構性改革”的主旨演講。

他指出，中國經濟正在經歷由供給約束向需求約束的重大轉型。未來增長的核心不在于繼續擴大投資，而在于穩住并擴大“終端需求”。他提出，終端需求由居民消費與非生產性投資構成，是能夠真正吸收產出的最終需求。當前經濟下行并非源于投資不足，而是終端需求收縮：房地產和基建的過去高增長曾掩蓋消費長期偏低的問題，但隨著這些領域回落，消費結構性短板全面顯露，導致名義增速低迷、平減指數下降、產能利用率下滑、固定投資轉負等一系列派生性問題。

消費不足的根源在于各種體制性與結構性因素：基本公共服務覆蓋不足、城鄉差距大、收入分配不均、政府資產比重過高、長期重投資輕消費等。其中最突出的是發展型消費（教育、醫療、住房、社保、養老）不足，農村人口與農民工群體尤為突出。因此，穩增長必須從擴張終端需求入手，而非繼續在產能過剩行業加碼投資。

擴大終端需求需從提升居民收入著手，尤其是中低收入群體。他提出三條路徑：（1）提高工資性和經營性收入，通過穩增長、擴就業和提高城市化質量增加勞動者收入；（2）擴大轉移性收入，將財政政策重點投向中低收入群體的基本公共服務和發展型消費；（3）提升財產性收入，建議分階段劃撥國有資本進入社保基金，提高農村養老金水平，為消費提供長期支撐。

他強調，中國具備三大結構性優勢：一是巨大追趕潛能，人均收入距離中等發達經濟體仍有上升空間；二是在數字和綠色技術中實現并跑甚至領跑，具備新技術革命優勢；三是超大規模市場的綜合優勢，包括巨大消費潛力、完整產業鏈與強大的創新網絡。基于此，應同步推進制造強國、消費強國與金融強國建設。制造強國的關鍵在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推動產業鏈向中高端升級，并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消費強國要補齊消費率與國際平均水平相差的20個百分點，通過擴大服務消費與人力資本投資，使消費成為創新與增長的主要動力。金融強國則需發展資本市場、服務科技創新、承載養老金與財富管理需求，并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通過擴大進口和以人民幣支付提升其全球貨幣職能。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作主旨演講

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喬依德主持了圓桌討論。討論嘉賓包括興業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王涵、香港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夏春、長江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于博、復旦大學國際金融學院執行院長錢軍。

王涵先生以“由外及內，邁向供需平衡”為題發言。他指出，目前通縮壓力持續，平減指數已連續十個季度為負，造成宏觀數據與微觀感受的落差。他從發展階段分析結構性原因，強調中國過去依賴城鎮化、工業化、全球化和消費四股力量形成巨大產能，但城鎮化進入后半程、工業化轉向存量升級，外需在逆全球化背景下面臨壓力，使產能出現難以被需求完全吸收的矛盾。解決供需失衡既要推動居民收入和消費增長，也必須化解外部約束，提高國際影響力，同時通過資本市場改善預期、提升財富性收入，才能形成新的平衡路徑。

夏春先生以“由高速到高質量：為什么8%不現實，4.17%可期”為題發言。他指出，實現遠景目標的關鍵在于內部制度變革和思想解放。他強調人口變化決定潛在增速的上限，8%增長缺乏現實基礎。中國人口已進入下降和老齡化階段，不再具備過去高增長時期的人口優勢，技術進步無法彌補人口結構帶來的創新與變革動力不足。他主張應正視制度和產權等深層問題，避免將下行壓力完全歸因外部，并呼吁尊重嚴肅學術研究、警惕網紅化觀點對公共討論的誤導。

于博先生以“十五五經濟增長中樞與結構動能展望”為題發言。他認為，“十五五”時期中國經濟將面臨中美貿易摩擦、房地產下行和地方債務三大核心問題。明年可能成為外部環境的戰略機遇窗口，美國政策重心偏向內政，疊加全球制造業周期上行，將推動中國出口的增長。房地產投資對經濟的拖累已明顯減弱，未來一年降幅有望繼續收窄；房價仍有下行壓力，但更需關注居民部門現金流風險。財政已明確發力，廣義財政支出在收入幾乎零增長情況下依靠債務實現明顯擴張。未來關鍵在于“反內卷”，其根源是內需不足，應提高居民消費率，發展育幼、教育、養老、醫療等服務消費。地方政府需改變舊有招商模式、盤活存量資產。企業部門需警惕虧損后被動去杠桿。中央加杠桿以及清欠企業賬款將成為重要支撐力量。

錢軍先生以“2026中國金融：助力經濟全面復蘇、引領‘十五五’新開局”為題發言。他認為，“十五五”規劃對金融與資本市場有三大核心影響：一是支持科技自立自強與現代化產業體系，必須大幅提高股權融資比重；二是綠色轉型與中國企業出海，需要金融提供全方位服務；三是提升人民幣投資貨幣屬性，重點發展債券市場國際化與離岸業務。資本市場需持續動態優化上市退市機制、提高可預見性與包容性。對比中美科技巨頭，美國七家科技巨頭的估值是中國同類公司的6倍。比亞迪在產量、盈利、研發、現金儲備均已趕上或超過特斯拉，但估值僅為其1/3。港股中國科技大盤股嚴重低估，AI與新能源賽道仍具長期機會。他建議持續重點關注港股中的中國科技與新能源龍頭。

在互動環節，喬依德與四位討論嘉賓就赤字率增加、社保基金投資股市、生育補貼等議題進行交流。嘉賓們強調，財政政策需轉向提高中低收入階層收入，資本市場改革應提升包容性，推動科技自立自強。

本次論壇的成功舉辦，為各界搭建了高水平的思想交流平臺，圍繞“十五五”規劃的建議形成了諸多建設性共識，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結構性改革提供了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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