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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惠裕全球家族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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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5年發生的很多大事，比如宗慶后遺產紛爭案、CRS全面透明時代的到來，等等，都將“家族治理”問題推到了風口浪尖。為什么家族治理現在變得如此重要？真正需要家族治理的家族具備哪些特征？現階段，家族辦公室的核心價值到底在哪里？今天的這場討論，提供了滿滿的干貨，讓我們看到了家族治理的升維與協同。

余亮恒（Harry Yu）

香港豐裕信托資深合伙人

港中大家族企業研究中心理事

魏玲

德裕世家家族辦公室合伙人

李群

京華世家家辦創始合伙人

姜璐璐

偉途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陳智曉

上海企業家協會副會長

為什么“治理”成為了核心議題？

余亮恒：首先，今天我們以十年為主題展開討論，作為開場，感謝惠裕提供如此優質的平臺，讓大家能夠共同分享交流。

我在思考，十年前如果我們進行行業討論，當時大家關注的焦點可能更多集中在資產配置與投資領域，或許會提及結構問題，但治理話題確實很少被探討。時光荏苒，五年前行業環境發生了顯著變化，促使大家開始真正關注結構問題。

為何會出現這種轉變？因為當家族需要出海，資產管轄地趨向多元化時，僅依靠資產本身已不足以保障安全，必須建立相應架構。因此，五年前可視為一個重要轉折點，但即便在那時，治理話題依然未受到足夠重視。當時客戶更關心的是如何通過架構保持對信托的控制權。我曾向客戶解釋，信托必須獨立運作才能實現資產保護、傳承及稅務規劃等功能，但客戶對此似乎并不十分認同。

今年，行業觀念發生了重大轉變，核心原因在于大家熟知的CRS（共同申報準則）全面透明時代的來臨，這一政策引發了廣泛關注。當前的邏輯是：資產需通過架構保障安全，而架構則需依托治理實現安全。因此，我今年持續向客戶強調，思維必須轉變，不應試圖規避監管。CRS監管環境將不斷收緊，唯有建立合理合規的架構才能應對。然而，仍有部分客戶存在僥幸心理。

例如在香港，一些豪宅既無人居住也未出租。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因為若房產產生租金收入，銀行賬戶有資金流入，就會受到CRS監管。但實際上，CRS僅是開始，還有加密資產報告框架（CARF）對虛擬資產的管制，更重要的是，2025年5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正式推出不動產信息自動交換框架（IPI MCAA），該系統不僅監管不動產本身，還將追溯資金來源。虛擬貨幣方面，香港作為成員地將于2026年開始執行相關監管，2028年全面實施。可以說，共同申報準則、不動產信息自動交換框架和加密資產報告框架，構成了透明時代的三大支柱。

以娃哈哈案例為例，其架構雖存在一定問題，但真正的核心問題在于治理——家族成員未能充分溝通協調，缺乏行動一致性。

不僅市場與行業向治理方向發展，監管層面同樣如此。2025年修訂的《中國信托公司管理辦法》明確強調受益人權益，向國際普通法下的信托理念靠攏，即服務對象為受益人而非委托人或受托人，并強化了合規風險管控及受益人保護機制，要求信托進行登記并禁止通道業務。以上背景分析旨在幫助大家理解今天的討論主題，各位嘉賓也將分享實操案例，共同深入探討治理話題。

首先想請德裕世家家族辦公室合伙人魏玲女士分享：在您處理的實際案例中，家族通常在什么關鍵節點意識到僅依靠結構已不足夠，需要引入治理機制？

魏玲：在德裕世家家族辦公室服務家族客戶的過程中，家族治理是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要探討激發家族治理需求的因素，首先需要明確家族治理的基礎、服務對象及目標。其中最大的挑戰在于如何定義家族是否需要治理、為何需要治理以及治理目標是什么。

我們發現，真正需要家族治理的家族通常具備以下特征：擁有企業、家族成員數量較多，且正處于從企業管理向家族治理的過渡階段。這一轉變的核心原因可用“清官難斷家務事”來概括——家族關系中摻雜情感因素，而家族傳承與財富管理的升維（從個體到組織、從小我到大我、從家庭到家族的轉變）使得治理成為必要。

當家族決策不再由單一企業主或董事長主導時，利益相關者數量大幅增加。例如，一個擁有三四個子女且子女又各有后代的大家族，每位成員都對家族資產擁有分配權和繼承權，這種情況下必須通過制度進行規范。治理作為整合“人”與“財”管理的綜合概念，需要軟硬結合，其核心挑戰在于家族成員能否達成共同目標，能否以家族長遠利益為重。唯有建立整體目標，制度體系才能有效運行，否則信托架構、法律安排等都將淪為空談。

余亮恒：非常精彩的觀點。我補充一個案例，惠裕團隊也曾接觸過在香港的羅斯柴爾德分支家族。他們企業規模龐大，家族成員與外部經理人并存，既希望保留家族企業控制權，又希望激勵各方參與。為此，他們設計了復雜的信托架構及LP/GP分層機制：對家族企業有實質貢獻的成員成為GP，外部經理人及無實質貢獻的家族成員則作為LP，形成了形式上參與但實質上控制權集中的治理模式，這恰好印證了魏玲女士所闡述的觀點。

接下來想請京華世家家辦創始合伙人李群先生分享：您處理過許多具有中國特色的多代多婚重組家庭案例，這類家庭原有結構通常難以維系的原因是什么？結構升級的底層邏輯又是什么？

李群：過去十年是中國本土家族辦公室實踐從無到有、從粗放到精致的發展十年。家族傳承服務的工具方法與治理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從早期簡單的產品配置，發展到如今融合治理結構、文化建設及多元工具組合的綜合服務模式。這種演變主要受三個因素驅動：

首先是國家法律制度的完善，如《民法典》及《九民紀要》的頒布，使傳統依賴道德或慣例的傳承方式面臨挑戰，推動了規范化治理需求。其次是中國企業家家庭結構的特殊性，獨生子女家庭面臨風險集中問題，多婚多子女家庭則需要平衡不同子女的訴求與利益分配，這些都對治理結構提出更高要求。最后是需求的多元化發展，從單純的財富傳承，擴展到防分家、防敗家、防篡位及家族精神價值觀傳承等多重目標，促使工具方法與治理結構的組合應用更加復雜。

家族治理與結構是怎樣的關系？

余亮恒：感謝李總分享。接下來請偉途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姜璐璐律師從跨境結構角度分析：在您的多法域執業經驗中，一套跨境結構能夠通過監管審查的關鍵要素是什么？結構通常在哪些環節容易出現問題？

姜璐璐：感謝余總提出的重要問題。在跨境結構設計領域，我建立了自己的分析框架，可概括為“時間——空間”坐標軸：

縱向時間維度至關重要，因為政策處于動態變化中。例如，今年英國稅改導致原本享受海外收入稅務豁免的架構需要調整；我們為上市公司老總搭建離岸信托后，仍需提供持續運維服務，當客戶家庭身份發生變化（如移民美國）時，需重新評估信托架構在新稅務環境下的有效性。

橫向空間維度同樣關鍵，跨境家族的成員與資產結構具有高度多元化特征，需要全面審查各地法律、稅務政策差異，預判潛在法律沖突。以上市公司美籍創始人的離岸信托重組為例，除美國稅務問題外，還需考慮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變動可能引發的要約收購風險，以及上市地與內地的合規監管要求。

任何因素的變化都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因此必須秉持全局觀，以終為始地規劃，并保持定制化與靈活性，避免套用模板。

余亮恒：非常認同您的觀點。作為信托從業者與全球稅務規劃師，我們處理涉及高稅區稅務身份的案件時，完成結構設計后必須交由稅務律師進行復核。想進一步請教您如何看待結構與治理的關系？在法律文件中如何確保兩者的一致性？

姜璐璐：家族治理切忌“紙上談兵”。家族憲法本身不具備法律效力，其有效性依賴于與企業治理、分權機制、利益分配及家族信托安排的協同。我們每年會協助客戶審查治理體系，根據家庭成員最新情況進行優化，確保制度與實踐的動態適配。

“硬件”與“軟件”應協同建設

余亮恒：確實，治理與結構密不可分。正如范老師提出的“共贏共生”理念，行業合作至關重要。我們作為信托機構，在處理復雜稅務身份案件時，始終堅持與稅務律師緊密協作。

接下來想請上海企業協會副會長陳智曉女士分享：結構可以解決資產、股權、稅務等硬性問題，但家族成員的角色定位、溝通機制及預期管理等軟性問題如何通過治理解決？在家族文化建設與價值觀治理方面，您有哪些實踐心得？

陳智曉：當前討論的“家族治理升維與協同”課題，本質上是如何實現剛性機制與柔性文化的平衡。中國傳統文化智慧中的“陰陽平衡”理念為我們提供了啟示——家族信托等頂層架構設置代表“剛”，而家族文化構建、家族精神萃取、家族成員心橋搭建及家族基因解碼等則構成“柔”的部分。

一個家族能否發展成為卓越望族，取決于其“硬件”（頂層架構）與“軟件”（文化價值觀）的協同建設。十五年前我旅居北美時，感同身受的探究、體驗和協同當地企業家族解決資產保護、代際培養等問題，當時海外頭部機構提供的頂層架構規劃設計收費需要人民幣近百萬，而配套的家族憲章交付卻僅有幾頁法律條文，這難以契合中國傳統文化中對于“情”與“理”的鐘情，這樣的家族憲章在華商家族中也是很難落地，這段經歷促進我在過往的十多年中能深入研究和實踐家族治理與傳承中動態平衡之體系，也促進我能更自如的把東西方文化融合的“情理法”滲透到華商家族文化體系建設與構建家族憲章的實操落地中……

2015年我與北美華裔專家Janet回到國內，為財資和律所及學院等機構分享了“家族信托與家族憲章如同鳥之雙翼”的理念與規劃指引。也在方太長青學院與前輩茅老和程良越教授開展的家族代際課程中，作為特邀嘉賓分享了家族治理與傳承并舉的策略與案例，讓我們融合版家族憲章中的文化力量、促進了課堂中企業家族的代際情感交融，讓一代與二代在課堂中真正就實現了心橋的聯通。

這十多年的專注實踐讓我深刻認識到，家族治理的核心不僅在于解決透明機制下的危機干預與全球化配置中的稅務問題，更在于弘揚其家族精神與家族文化的內核以及構建家族成員價值觀的共識。

結構可以保護資產，而治理才能保護結構

余亮恒：感謝您的深刻見解。我們繼續探討行為治理話題，請李群先生分享多代多婚家庭中的預期管理策略。

李群：家族傳承是涵蓋家、業、人、才及家族精神的多維度系統工程，需要硬件（治理結構、工具方法）與軟件（關系梳理、文化建設）的協同推進。中國高凈值家族的傳承服務正處于雙向奔赴的發展階段，既需要完善本土化的硬件功能實踐，也需要強化軟性的文化建設與關系協調。家族辦公室的核心價值正在于協助家族解決這些“清官難斷”的家務事。

姜璐璐：我觀察到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在超高凈值家族傳承中，當某位二代脫穎而出成為接班人時，往往面臨如何處理與兄弟姐妹關系的挑戰。我們建議一代在交接班前進行系統規劃，通過治理體系（包括家族憲法、信托安排等）凝聚家族精神，實現權力平穩過渡與人心凝聚。

陳智曉：從第二曲線視角看，家族辦公室需要升級復合能力，實現硬件與軟件建設并舉；企業家家族則應將焦點從企業經營轉向家族治理，像經營公司一樣經營家族。

魏玲：當前家族傳承的重點在于家企隔離，這本質上是從個人決策向共同決策的轉變過程。傳承不是某個時點的事件，而是持續演進的過程，需要家族成員根據自身情況選擇適合的方式，借助外部專業力量共同推進。

余亮恒：感謝魏玲女士。最后我用四句話總結中國家族從結構走向治理的發展趨勢：第一，實質重于形式；第二，意圖重于復雜；第三，治理重于架構；第四，從所有權走向守護權。結構可以保護資產，而治理才能保護結構，這正是跨境家族傳承的第二曲線。感謝各位嘉賓的精彩分享。

如果你希望進一步了解家族辦公室、家族資產配置、企業股權傳承、海外結構設置等內容，尊享線上線下專家、家族成員交流社群、資產配置工坊等多元活動，我們將為您持續分享家族治理與財富管理的深度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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