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解放前夕，敵我雙方的斗爭已經進入白熱化階段。淮海戰役接近尾聲時，蔣介石集團意識到大勢已去，一邊匆忙組織撤退，一邊加緊布置特務潛伏下來。

從1948年11月到1949年3月，這短短四個月里，國民黨特務系統在南京先后設立了20多個潛伏小組和電臺情報站，留下了3300多名特務人員。

這些潛伏者中，有一位特別引人注目，他就是荊有麟。

此人同時擁有中統和軍統的雙重身份，是軍統唯一的少將文化組長，還擔任“國防部保密局潛京一分站”的站長。蔣介石曾親自稱贊他是“最優秀同志”。

荊有麟利用南京的“蹦蹦戲”劇團作為掩護，繼續收集情報，并在暗中進行破壞活動。

最終，在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劉伯承的直接指揮下，這個潛伏網絡被一舉偵破。1951年5月，荊有麟和其他一批潛伏特務被抓捕。

荊有麟早在上世紀20年代就活躍在文化界，并逐漸成為敵特分子。后來，他深受戴笠和毛人鳳的賞識。

1923年，他在北平的世界語專門學校讀書期間，當時魯迅在該校任教并兼任校董，兩人由此結識。此后荊有麟便以“魯迅弟子”自居。

他還曾與李大釗等人一起創辦《哈哈報》，但不久后就被北洋軍閥吳佩孚收買。從那時起，他開始走上特務道路。

到了1927年，荊有麟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上海宣傳委員會的秘書兼訓練總干事，此后長期從事特務工作。

1939年8月，他被重慶考選委員會派往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防奸防諜訓練班”接受訓練。次年，他接到監視郭沫若的任務。

為了完成這項任務，荊有麟利用自己的文學才能，通過投機鉆營的方式，成功混入郭沫若在重慶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員會，擔任秘書一職，主要負責處理上行公文。

后來，他又打入中華全國文藝工作者協會，利用工作便利，秘密調查左翼文化名人的日常言行，專門刺探文化界的情報。

在這樣的特殊工作環境中，荊有麟備受中統和軍統的重視。他平時將所見所聞全部記錄下來，上報給特務機關。每周日，特務機關都會派專人到他家取走情報。作為回報，特務機關每月給他發放數十元的津貼。

荊有麟的老朋友，如中共辦事處的何成湘、新華日報辦事處的魯明，都成了他獲取情報的對象。文化工作委員會聚集了大后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和進步分子，還包括到過重慶的林伯渠、林彪等人，以及蘇聯駐華大使彼德洛夫、蘇聯駐渝對外文化協會代表米舍爾克拉夫斯基、蘇聯大使館秘書弗德麟柯，還有日本進步作家鹿地亙、池田幸子、綠川英子等。這些人的言行都在他的監視范圍內。

文化工作委員會位于重慶鄉間的賴家橋，只在城內設有辦事處。有時郭沫若進城辦公，鄉間的委員會機關就空無一人，荊有麟往往一兩個月都得不到有價值的情報，這讓特務機關很不滿意。

為了解決問題，以后只要郭沫若長時間住在城內，荊有麟就會每月進城住一個星期。白天他在文委會辦事處工作，晚上則到特務機關去寫匯報，確保情報的及時上報。

荊有麟作為一名高級文化特務，以作家的身份活躍在文化界。他擔任中蘇文化協會理事，同時還是文藝協會駐京成員，這個協會的成員只有八人，這讓他有機會深入滲透到文化界的各個領域，經常與知名文化人士接觸。

他曾經聽過郭沫若、翦伯贊、侯外廬等著名學者的講課，平時也從事文學創作，還出版了多部書籍，比如《火焰下一天》《間諜夫人》《小紅姑娘》《流星》以及《回憶魯迅片斷》等。

此外，他在重慶、成都、昆明、西安等地的雜志和報刊上發表過不少文章。這些作品讓他在文化圈中維持著作家的形象，同時也為他的特務活動提供了便利的掩護。

荊有麟曾經寫過一本名叫《國共之間》的書，書中主題是強調一致抗日，這在當時很符合民眾的期望。因為考慮到這本書的政治影響較大，他想請周恩來幫忙指點一下。

1942年10月，重慶市文藝協會舉辦了一次各界人士的聯歡活動，荊有麟隨郭沫若一起受到邀請。當晚八點，周恩來神采奕奕地出現在現場，整個會場頓時沸騰起來。

在聯歡會上，荊有麟找了個空當，走到周恩來面前，把編書的目的一五一十地說了，還提到出版的難處。周恩來當場表揚了他一番，表示可以看看書稿，并要他把書交給中共駐渝代表徐冰。當時，周恩來只知道荊有麟是文化工作委員會的人，并不清楚他的特務身份。

不久之后，因為荊有麟的另一本書《間諜夫人》出版后，《新華日報》發表了評論文章，對書中的某些觀點進行了批評，這讓他心里發虛，最終沒敢把《國共之間》送到徐冰那里。

香港淪陷后，許多文化名人都轉移到了桂林。當時，蔣介石為了拉攏這些文化人，派劉伯閔攜帶大量金錢前往桂林，邀請文藝界人士去重慶。

他的真實目的是不放心這些人留在桂林，想把他們弄到重慶，由張道藩來控制。

郭沫若得知這個消息后，告訴了夏衍。

荊有麟了解到情況，便立刻報告給了特務機關，說郭沫若和夏衍在阻止桂林的文藝界人士前來重慶。

因為這個情報，蔣介石曾在一次國民黨大會上大發雷霆，痛罵郭沫若“只為共產黨做事”。從那以后，國民黨內一些與郭沫若熟悉的朋友都不敢再理他，這直接影響了郭沫若從事的進步文化活動，讓他原本的圈子變得孤立起來。

類似的情況還不止這一次。有一次，周恩來在重慶借用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員會，連續幾天分批邀請重慶各界的進步人士，征詢他們對國共合作的意見。荊有麟把這個情況也報告給了特務機關。

蔣介石得知后，一氣之下就把文化工作委員會給撤銷了。這不僅讓文藝界人士失去了一個可以依靠的組織，也使中國共產黨失去了一個重要的統戰工作陣地，從此在文化領域的活動受到了限制。

蘇聯對外文化協會駐華代表米舍爾克拉夫斯基，以及蘇聯大使館的弗德林柯，這兩個人都是研究中國文學的專家。弗德林柯特別專攻屈原的研究，他們經常與中國文化名人來往，交流學術觀點。

荊有麟卻捏造事實，說他們指使中國文化名人從事反對中國政府的活動。

蔣介石聽信了這些，命令戴笠和徐恩曾嚴密監視他們的行動，如果發現他們召集中國人在什么地方開會，一定要加以逮捕。同時，還要搜集他們反國民政府的證據，以便向蘇聯提出抗議。

1944年，文化工作委員會被撤銷后，城鄉兩處的房屋都被收回，工作人員也就地解散了。荊有麟的情報工作因此中斷，生活一下子變得拮據起來。中統局取消了他的津貼，只給他一個干事的名義，提供一些補助，同時要求他另外找份公開職業維持生計。

軍統局則給了他一個上尉的頭銜，適當補貼生活費，并指示他繼續跟隨郭沫若工作。

荊有麟反復想了想，決定采用投機的方式來處理情報。他開始根據報紙和通訊社的稿件，以及平時能接觸到的消息，編造情報送給重慶的特務機關特檢處。

后來這個處改名為郵航檢查所，里面的第二科情報科負責接收。科長是錢鐘英，還有李際安、王云南等人，直接與他聯系的是鐘鶴鳴。因為共產黨防范得很嚴密，荊有麟收集真實情報越來越難，只好轉向編造假情報來應付。

比如，他看到某通訊社報道說蘇聯大使將于近日回國，任務不明，就把這捏造成“蘇聯方面某人說，莫斯科對中國抗戰的軍事已經失去信心，特于某月某日命令大使盡快將中國軍事發展詳情及現有軍備數量調查清楚，并在某時呈送上去。

據大使館的人說，現在正搜集這些資料，可能于某日返國”。這樣的情報聽起來詳實，卻完全是杜撰的。

晚上，他常常利用各通訊社的稿子、報紙和書籍，為特務機關編情報。

舉個例子，報紙上登載一則新聞：“林彪將軍到重慶了，蘇聯大使館設宴歡迎。”但參加宴會的人名并沒有公布。

荊有麟就根據自己的想象，湊出一些可能參加的人名，并編造林彪在宴會上說了什么話。

因為這個宴會只有蘇聯、中共、左翼文化界和各民主黨派領袖四方面的人參加，特務機關根本進不去，對里面的情況一無所知。只要他編得合情合理，特務機關就會信以為真。

就這樣，他憑空捏造了一年多的情報，竟然沒被發現。

國民政府遷回南京后，荊有麟擔任了保密局南京站的文化組長，同時兼任中統局首都實驗區的專員。他仍然用這種手段編造情報。

特務機關往往根據這些情報，去監視或控制某些人物和地區，這讓共產黨及民主黨派的活動受到很大限制，不利于地下黨的開展工作。

有一次，荊有麟看到報紙報道“蘇聯羅申大使已離京”，就捏造成“大使離京回國”。結果兩三天后，報紙又登出大使生病并未離京的消息。

他的“秘密”就這樣泄露了。中統局對他進行了處分，從此他開始了秘密潛伏的工作。

淮海戰役結束后，國民黨敗局已定，解放軍大部隊聚集在江邊，國民政府的各個院部紛紛南遷。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根據蔣介石的指示，決定由荊有麟等人留下潛伏。

這是因為蔣介石曾在荊有麟提供的一份重要情報上批示，稱他為“最優秀的同志”，同時荊有麟也深得軍統和中統的信賴。這些因素讓他成為潛伏人員的合適人選，繼續在暗中活動。

一天傍晚，毛人鳳約荊有麟見面，鄭重其事地強調，荊有麟留在大陸是為了黨國的生死存亡，還贊揚他在重慶監視郭沫若、收集蘇俄情報時，曾得到戴笠的夸獎。這次留下來，正是因為大陸需要像他這樣經驗豐富的領導者。

接著，毛人鳳將南京站的文化組改名為“保密局潛京一分站”，并把“艷云評劇社”——俗稱“蹦蹦戲劇團”——和“新華劇團”交給荊有麟作為掩護，任命他為劇團經理。

事后，保密局南京站長黃加特又約荊有麟到胡家巷4號密談，讓他另外組織人事，找報務員，并配給電臺和劇團人員，還將桂俊復安排在他身邊。從上海調來了譯電員孟玉芳和報務員馬佑華，另外派了兩名掩護人。

荊有麟當即把劇團主角杜艷香和她丈夫白云樓的名字寫給保密局南京站副站長張明揚，要求用他們作掩護人。

1949年1月10日，他們租用了鈔庫街40號，以21石半米的價格租用半年，馬佑華先搬了進去。

荊有麟以“潛京一分站”的名義，一共領了73萬元金圓券。一切安排妥當后，張明揚又約他去見毛人鳳。毛人鳳鼓勵荊有麟留在南京，并問他留下潛伏有沒有什么困難。

荊有麟提出，他的家眷疏散在后方的衡陽，萬一將來交通中斷，無法接濟，希望保密局設法援助。毛人鳳當即答應，并讓張明揚記下他妻子的地址，表示假如衡陽出問題，就把她們遷到廣州或臺灣去。

接著，荊有麟又提到劇團的應變問題。如果南京發生戰爭，這些人吃喝都會成問題，他要求保密局拿出20擔米作為應急之用。毛人鳳當場答應，讓他找張明揚去辦。

事后，荊有麟派人當天就把米領了回來，他還用保密局撥給的一萬元買了一些日用品。

南京解放后，荊有麟的“潛京一分站”開始了正式的潛伏活動。他們每天向臺灣保密局發出我軍進城后的政治、軍事、經濟情報。

為此，臺灣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對“潛京一分站”的工作非常滿意，特意發了獎金美鈔1000元。荊有麟用這些美鈔尋歡作樂，過著表面平靜卻暗藏風險的日子。

不久，南京市公安局偵訊處接到密報，說毛人鳳逃到臺灣前，曾留下特務組織——“保密局潛京一分站”，站長就是荊有麟。同時，他們偵查到一個可疑的電臺訊號，經過測向，發現發報地點在城南夫子廟。

這一特務組織引起了市長劉伯承的重視，他指示南京市公安局要“先捉大魚”。宋任窮副書記也指出，荊有麟在特務組織中很有影響，抓住了他，就能對其他特務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1949年6月5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決定舉行文藝調演，優秀節目將參加全國文代會的表演。

荊有麟想借此機會向新中國靠攏，實施更重要的潛伏方案，于是趕排了傳統戲《乾坤福壽鏡》。結果，該劇被選上，赴北平演出。

6月20日，新華劇團正在夫子廟大鴻樓劇場彩排，西裝革履的荊有麟與他的姘婦岳華坐在劇場觀看。

我公安機關根據捕獲的敵上尉通訊員提供的線索，當場將荊有麟抓獲，徹底摧毀了“保密局潛京一分站”這一特務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