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是文明跨越時空進行對話的橋梁，而國際學術交流則為這場對話注入了多元視角，促成了深度共識。圍繞考古學領域的認知重構、自主知識體系構建、文明交流互鑒以及科技賦能等核心議題，本報記者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紅山社會文明化進程研究”首席專家賈笑冰和肯尼亞國家博物館高級研究員弗里達·納吉羅特·姆博格里（Frida Nkirote M’Mbogori），請兩位學者梳理考古實踐中的經驗與思考，以期為理解人類文明的多樣性與關聯性提供一份學術參考。

PART.01

認知重構與自主知識體系構建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第六屆“世界考古論壇·上海”公布的“重大田野考古發現”和“重要考古研究成果”展示項目名單中，有四項來自中國。此外，論壇還設置了中國考古學新發現與研究專場，向世界介紹中國近年來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這些對于構建中國考古學自主知識體系有何重要意義？

賈笑冰：此次集中展示了2023—2025年在世界范圍內具有代表性的11項“重大田野考古發現”與11項“重要考古研究成果”，中國各有兩個項目分別入選：“紅山社會文明化進程研究”“陜西清澗寨溝遺址：黃土高原上的商代青銅文明中心”入選“重大田野考古發現”；“從聚合到融合：東周時期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的人群互動”“分子考古學研究：繪制東亞十萬年來人群遷徙、演化與適應圖譜”入選“重要考古研究成果”。這些成果的重要意義首先在于，我們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已初步獲得國際學術界的認可，這對中國學者來說無疑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

借助論壇這一平臺，中國學者得以向全球學術界展示自己的發掘工作、研究成果與闡釋成果。這種展示能讓外界更直觀地了解中國古代文化，也能讓世界知曉中國考古學在發掘、研究與闡釋方面的持續提升，這對于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彰顯中國的考古研究力量，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們常說要構建中國考古學自主知識體系，推進“三大體系”建設。但體系建設不能自說自話、閉門造車，必須與國際學術界接軌，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更重要的是，用中國考古學積累的經驗，去解決世界考古學其他領域、其他地區的問題，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所以，通過展示研究與發掘成果并獲得國際認可，再用我們自己的方法去研究其他地區的文明，這對于構建自主知識體系和推進“三大體系”建設，有著極大的助力。

《中國社會科學報》：這些重大田野考古發現和重要考古研究成果，在考古學發展方向、多學科融合等方面，為認知重構和行業發展提供了哪些指引？

賈笑冰：它們為中國考古學未來的發展以及中外合作的推進，提供了重要啟發。此次論壇討論中談到比較多的一個方面是多學科融合發展。以往我們所說的多學科融合大多聚焦自然科學手段，但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之間的融合也十分重要。考古發掘出的各類證據本身不會“說話”，需要有相應的理論框架去整合、提升和闡釋，這絕非考古學一個學科能獨立完成的。比如，可能需要歷史學尤其是古代史的支撐；而在從事國外考古研究時，還需要與世界史相融合。

同樣，歷史學研究若想取得突破，需要借助考古學的力量。例如，世界史要了解國外最新資料和學術動態，也離不開考古。考古發現可以提供文本之外更加真實客觀的信息，因此，我們走出國門進行發掘可以獲得第一手資料，發現新問題、找到新的研究切入點。古代史研究亦是如此，其核心目標都是重建古代歷史。即便是北美考古學，雖被納入人類學體系，其目的也是重建人類社會，與我們的目標一致。因此，這些目標一致的學科，需要相互借鑒彼此的研究成果和理論體系，來完善自身的證據鏈構建與闡釋工作，最終實現認知層面的突破。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近年來在國際考古領域的參與日益深入，國際影響力也逐步提升。這一變化對于強化全球南方學術話語權、彌補全球文明認知空白有何作用？

姆博格里：中國當下的考古實踐以及已取得的成果，正是各國考古學者在國際交流與學術對話中所希望達成的目標。通過扎實的田野工作與深入研究，中國揭示了諸多以往被遮蔽的文明圖景，這對于爭取學術話語權、提升其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至關重要。長期以來，全球南方在全球性討論中處于邊緣，而中國的努力正在改變這一狀況。

例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考古中發現了距今約7000年的碳化稻谷。這一發現呈現出的確鑿證據，促使人們重新審視農業起源的時間線。這也再次說明，只有憑借確鑿的遺址證據，清晰呈現出更早的栽培、烹飪等人類活動痕跡，才能實質性地參與到全球學者的對話中。若缺乏這樣支撐觀點的堅實依據，便很難進入國際討論的核心，這一點至關重要。我們可以對比非洲的情況：長期以來，許多研究者前往非洲，往往不是去探索非洲本土動植物的馴化過程如何獨立演進，而是為了尋找“某物從外部傳入非洲”的佐證。極少有人真正運用浮選法、脂質分析等關鍵手段系統追問馴化究竟始于非洲何處。

我常提及“未發現即等于不存在”這一概念的邏輯謬誤。這指的是，當人們在某地未發現某物時便斷定它不存在，這是一種逆向推斷，在考古研究中尤為常見。但這并不能證明它真的不存在，只是人們尚未找到而已。許多人來到非洲，只為尋找他們自己地區缺乏的“最古老”證據，比如人類演化相關證據，卻對后來的新石器時代等階段關注不足，因為他們在其他地區也能開展相關研究。

非洲的歷史與考古研究中仍存在太多空白，正因如此，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高質量的國際交流、學術討論與實質性合作，并以此共同推動考古學的發展與知識體系的更新。

PART.02

推動國際考古學術交流與協作

《中國社會科學報》：作為重要的國際學術平臺，“世界考古論壇·上海”在文明交流互鑒、中外考古學對話方面的意義是什么？如何理解它的“窗口”價值？

賈笑冰：歷屆“世界考古論壇·上海”的核心意義都是一致的——它是一個重要窗口——既讓中國得以洞察世界，也讓世界能夠讀懂中國，更是中外學術交流的關鍵平臺。

我們在研究世界，尤其是研究中華文明時，必須把它放到世界文明的大框架中去考量。這就需要我們“走出去”了解世界；而其他國家和地區在研究自身文明時，同樣也需要了解中國。文明交流互鑒是雙向的，需要知己知彼。“世界考古論壇·上海”的重要意義正在于此，它為全球研究文明起源、考古學文化的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搭建了一個互通有無的平臺。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多次受邀參加“世界考古論壇·上海”，請問您如何看待論壇的主題定位？

姆博格里：這已是我第三次參與該論壇，對此，我倍感榮幸。其實，在親身與會之前，我就多次聽說論壇舉辦得非常成功。我參加過的這幾屆論壇主題都十分鮮明，尤其注重全球南方視角，真正體現了全球視野。

與會學者來自世界各國，其中不少非洲學者遠道而來，這離不開論壇執行委員會提供的支持。若沒有這份支持，許多學者恐怕很難有機會參會。也正因為論壇的助力，我們才能齊聚上海，及時了解世界各地考古學研究的最新進展，而這些學術動態彼此關聯、相互呼應。

可以說，“世界考古論壇·上海”切實推動了廣泛的國際合作與交流，為來自不同文化、不同群體的人們，構建了一個共同思考人類社會未來的高端平臺。我相信，只要論壇能持續保持這樣的水準與包容性，其所取得的成就必將超越絕大多數同類會議或學術組織。

《中國社會科學報》：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考古工作在使命、理論與方法上各有特色。這些多元實踐中蘊含的智慧能為世界考古協作帶來哪些價值？

姆博格里：國際合作與交流為我們帶來了豐富的學習與協作機會。來自世界各國、具備跨學科背景、采用多元方法論的考古學者共聚一堂，其相互學習的潛力是巨大的。與此同時，建立人際網絡也至關重要——通過面對面交流、了解彼此的研究與成果，我們能夠結成穩固的合作紐帶，甚至為未來長期協作奠定基礎。

不同群體聚在一起合作交流時，最寶貴的收獲就是目睹同行們正在應用的新技術與新方法。例如，此次論壇的“重大田野考古發現”和“重要考古研究成果”展示精彩紛呈，論壇執行委員會對高水平、高質量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予以表彰，對理論、方法、技術方面的重要創新和突破性研究進展給予認可，這對眾多考古工作者來說是極大的激勵與鼓舞。

其成果入選本屆論壇“重大田野考古發現”的美國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考古學教授邁克爾·弗拉切蒂（Michael Frachetti）就介紹過，2018年他的團隊首次運用無人機機載激光雷達低空掃描技術，對一座中亞古城進行了更完整的影像采集與記錄。這一技術的應用，讓他們得以對“中亞中世紀歷史是兩種根深蒂固的政治—經濟體系相互作用的結果”（一個是城市化的農業帝國，另一個是游牧部落聯盟）這一傳統說法提出質疑。弗拉切蒂還提到，2024年他們的研究成果在《自然》期刊發表后，獲得了大量國際報道。在這些引人注目的信息背后，是海量的研究積累和長期的潛心耕耘。正是這種為探索考古學新知而投入的時間與專注，才真正值得所有考古學者傾注心力，而“世界考古論壇·上海”正是這種精神的生動體現。

PART.03

考古研究的技術革新與全球共享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人工智能等科技浪潮的推動下，新技術能為考古學和考古研究帶來哪些助力？

賈笑冰：每一次科技進步都會引發哲學社會科學思潮的變化。我們現在正處于計算機時代，尤其是AI技術蓬勃發展的階段，我們應當借助AI技術開展研究。AI技術的應用，不僅會帶來新技術的落地，更會推動考古學研究范式的轉變，為突破認知和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提供關鍵支撐。

我們團隊剛剛獲批了中國歷史研究院第二批科研創新團隊——“中埃早期文明比較”科研創新團隊。其中一個創新點就是計劃利用AI技術幫助識別埃及的象形文字。如果這一目標能夠實現，將是研究方法上的重大突破，而這一突破會帶來一系列研究層面的變化，也就是研究范式的轉變。

我們團隊提出了一個新概念：“人機協同科研”。如今，計算機技術的應用已無法回避。我們在考古發掘后會進行三維建模，就是為了發現更多細節，大幅提升繪圖等工作的效率。如果將AI技術引入這一過程，無疑會提供更大助力，推動研究范式徹底轉變，讓考古研究更高效、更精準，為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注入新的技術動能。

姆博格里：確實，更多與會學者也展示了他們如何運用各類技術手段克服挑戰，推動考古學的深刻變革。然而，在世界上某些地區，如非洲，我們尚未普遍掌握這些技術。因此，參加這樣的論壇，不僅讓我們從自身可做的事情中獲得啟發，也能了解他人的工作和成就。事實上，如果這些資源與技術能更均衡地分布，讓所有人享有同等機會，我們對過去的理解必將深入得多。畢竟，仍有大量未知領域因技術條件所限而未被探索。以中國與東非的交往為例：雙方貿易聯系早在15世紀前就已存在，并于15世紀初鄭和下西洋時期達到高峰，形成了持續的歷史交流。但直至近年來，我們借助現代科技才開始發現相關的沉船遺跡。在陸地上，對不同文明的理解同樣蘊藏巨大潛力。然而，若技術僅在一方可用，而另一方無法接觸，就會造成認知的斷層。

正因如此，通過合作與聯結，即便本地缺乏設備或技術，仍可與具備這些條件的團隊協作，讓科技成為跨越地域的橋梁。這不僅能幫助落后地區填補考古認知空白，更能讓全球考古學界共享技術紅利，推動文明交流互鑒向更深層次發展，最終助力全人類對自身歷史的共同探索。

本報記者 褚國飛 劉雨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