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當地時間21時35分，韓國檢察官就前總統尹錫悅被控發動政變指控作出量刑要求，要求法院判處尹錫悅死刑。

求處死刑

2024年12月3日，尹錫悅宣布實施《緊急戒嚴令》，試圖派軍隊占領國會大廈，逮捕部分議員，在絕大多數議員和社會各界普遍抵制下不到一天便以失敗告終。

2025年4月4日尹錫悅彈劾案成立，他隨即被解職并在10天后以“內亂罪”遭起訴，。同年6月，韓國國會專門涉及尹錫悅的《內亂獨檢法》、《金建希獨檢法》和《蔡上等兵獨檢法》，并成立了以前監查院代院長趙垠奭為首、由三位獨立檢察官組成的內亂案特檢組。

當天在首爾中央地方法院417號法庭，冗長的11小時法庭辯論期間，內亂案特檢組成員、特別檢察官助理樸志英代表特檢組表示，“為了防止悲劇重演，需要比全斗煥和盧泰愚的判決更為嚴厲的判決。對于沒有任何減刑情節的被告人，尋求終身監禁是否符合量刑原則，必須進行仔細審查”、“最低法定刑罰不足以懲治被告人，因此我們尋求判處死刑”。對此尹錫悅微笑環顧四周，旁聽席上，支持重判尹錫悅者發出哄堂大笑，而尹錫悅支持者們則破口大罵“瘋子”、“胡說八道”之類的侮辱性話語，迫使法官池奎允出面制止。

最終，內亂案特檢組認定尹錫悅為內亂幕后主使，要求判處其死刑；特檢組要求判處韓國前國防部長金龍顯終身監禁，金龍顯被控“與前總統尹錫悅沆瀣一氣”，全面指揮了擾亂憲政秩序的一系列叛亂行為，“他的行為與前總統尹錫悅并無二致，而且沒有任何記錄表明他曾反思或為造成巨大破壞的叛亂行為道歉”；要求判處前國家警察廳廳長趙志浩20年有期徒刑，特檢組指控他“通過完全控制國會的出入口，并協助武裝士兵進入，削弱了國會制衡總統濫用戒嚴權力的制度手段，例如通過解除戒嚴令的決議，支持調查人員響應國防反情報司令部的要求，嘗試非法逮捕國會議長和黨內領導人，并深度參與了所有決定本案成敗的關鍵叛亂行動”；要求判處前情報司令官盧相源30年有期徒刑，他被控試圖組建“第二調查組”調查選舉舞弊指控，特檢組指出“甚至在國會通過解除戒嚴令的決議后，該被告也在前總統尹錫悅面前與被告討論了未來的應對措施。與其他同謀相比，該被告在這場叛亂中的參與程度和影響力是無與倫比的”；要求判處被控在緊急戒嚴令頒布當天于一處安全屋會見前總統尹錫悅和前國防部長金龍顯，并接收封鎖國會計劃的前首爾地方警察廳廳長金奉植有期徒刑15年；要求判處前首爾地方警察廳國會保安室室長穆賢泰有期徒刑12年；要求判處前國家警察廳國家調查室調查策劃協調員尹承榮有期徒刑10年；要求判處被控向盧相元泄露憲兵名單的退役陸軍上校金容根有期徒刑10年。

在結案陳詞中，檢方指控尹錫悅是“叛亂”的幕后主使，其動機是“對權力的渴望，旨在建立獨裁統治和長期執政”。檢方指控尹錫悅對其威脅“憲政秩序和民主”的行為“毫無悔意”。檢方表示：“本案中，叛亂的最大受害者是這個國家的人民”、“量刑時沒有任何可以減輕處罰的情節，必須處以重刑?！?/p>

檢方還以妨礙司法公正的罪名尋求判處尹錫悅10年監禁，首爾一家法院預計將于16日對此案作出判決。此外，他還面臨一項協助敵方罪名的審判，該罪名指控他下令無人機飛越朝鮮，以加強其宣布戒嚴令的努力。事實上，尹錫悅目前共面臨八項與“9.3”事件相關的刑事指控。

與此同時，尹錫悅的辯護團隊為了幫助他及其同伙，進行了一系列戲劇性的辯護。在當天法庭辯論期間，他們將尹錫悅比作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布魯諾（Giordano Bruno）等因堅持真理而被迫害定罪甚至迫害至死的外國歷史人物。他們一再采用拖延戰術，導致庭審過程被一再拖長。

尹錫悅拒絕認罪，并為自己在“12.3”頒布《緊急戒嚴令》作出辯解，稱“這是地敦請國家元首關注政治和國家事務，監督和遏制危害國家惡意的必要行為”。

當天在庭上，尹錫悅所發表的最后聲明繼續為自己的行為辯解，稱“作為肩負維護韓國獨立、國家延續和憲法重任的總統，我的目的是告知人們國家正處于緊急狀態，并呼吁他們合作克服危機”。他辯稱，在國會專制主義引發的憲政危機中，他呼吁公眾關注此事。對于特別檢察官認為此次叛亂是為建立長期獨裁統治而發動的政變，他予以駁斥，表示“這是一種與客觀事實和基本法律常識相悖的妄想和虛構。如果過去有總統解散國會，強行通過全民公投修改憲法來奪取政權，今天的公民中又有誰會響應呢？”

量刑的“說法”

此前有“不失浪漫”的傳言稱，尹錫悅實施戒嚴令是為了保護其妻子金建熙免受潛在的腐敗調查，但上個月，內亂案特檢組結束了為期六個月的調查，得出了相對“不那么浪漫”的結論：尹錫悅策劃實施戒嚴令長達一年多，旨在清除政治對手并壟斷權力。

某種意義上，求判尹錫悅死刑更多具備象征意義，目的是彰顯其罪行的“無與倫比”和公檢法對其“頂格懲罰”的決心。因為根據韓國相關法律，“內亂罪”罪名一旦成立，檢察官只能向法官求處兩種刑罰——要么無期徒刑，要么死刑。

如果尹錫悅罪名成立，尹錫悅將成為繼兩名與1979年政變有關的軍方領導人之后，第三位因叛亂罪被定罪的韓國總統。上一位以同樣罪名被判處死刑的是前軍事獨裁者全斗煥，他是因為1979年發動軍事政變被判處了死刑，但他的判刑后被減為無期徒刑。

全斗煥的政變導致許多傷亡，而尹錫悅的“9.3”戒嚴令事實上未導致任何人喪生。盡管如此，特檢組認為，尹錫悅的意圖“同樣具有暴力性”，他們傳喚了軍事指揮官出庭作證，該指揮官作證稱尹錫悅下令逮捕議員，他們還出示了一份備忘錄作為證據，該備忘錄由一名戒嚴令的策劃者、前軍官撰寫，其中包含“處置”數百人的建議，其中包括記者、勞工活動家和立法者。

許多批評者指出，尹錫悅系在韓國確立正常國家政治體系幾十年后，以民選總統身份發動“內亂”，性質極為惡劣，且其行為令廣大韓國民眾幾乎立即聯想到軍事獨裁時期本人或家庭所遭受的痛苦，因此對其頂格重判才擁有如此廣泛的社會基礎。

不僅如此，人們普遍相信，尹錫悅之所以發動“0.3”事變，系因其在國內政治陷入困境，又自感無法用合法、民主手段化解，于是冒險嘗試用非常手段鞏固權力，短暫的戒嚴令使韓國陷入數月的政治動蕩，而尹錫悅也成為韓國歷史上第一位在任期間被捕并被起訴的總統。他的所作所為令韓國至今陷入致命的社會左右割裂而難以自拔，加劇了韓國的政治分裂，他的戒嚴令及其引發的權力真空使韓國陷入政治動蕩，導致該國高層外交活動停滯，金融市場也受到沖擊，因此“不可原諒”。

許多分析家指出，尹錫悅實施戒嚴令的嘗試是韓國進入“憲政時代”49多年后的首次，該法令導致武裝部隊進入首爾街頭，包圍了國會并闖入了選舉辦公室。這讓人回想起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獨裁統治時期令人痛苦的記憶。當時，軍方支持的統治者利用戒嚴令和其他緊急法令，在公共場所部署士兵和裝甲車，鎮壓支持民主的抗議活動。尹錫悅宣布戒嚴令當晚，數千民眾涌向國會，抗議該法令并要求他辭職，場面十分壯觀。包括尹錫悅所在執政黨成員在內的足夠多的議員設法進入國會大廳，投票否決了該法令。觀察人士將尹錫悅的行為描述為政治自殺。國會彈劾了他，并將案件提交憲法法院。憲法法院裁定解除其總統職務。

正是上述種種，導致了尹錫悅這位明星檢察官、政治素人出身的民選總統，在笨拙地發動了一次未死一人的“政變模仿秀”后，得到了和策劃并導致嚴重流血后果的“全小將”相當的頂格求刑，而同樣“手上沾血”的前總統、前政變首領盧泰愚量刑更只有22.5年，后減刑為17年。

尹錫悅執政期間對反對黨領袖李在明深為忌憚，曾試圖推動對其實施包括司法在內各種制裁，“9.3”事變的主要目標也是李在明等反對派領袖，結果弄巧成拙，導致李在明成為繼任總統，盡管當選總統后的李在明總統辦公室曾發表聲明稱“相信司法機關將依法依規，秉持原則，恪守公共標準進行判決”，但人們幾乎毫不懷疑，當尹錫悅試圖以“武器的批判”替代“批判的武器”對政敵實施“政治抹殺”而對方幸免后，深諳中國古代典籍的后者絕不會忘記一句古老的中國格言：“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論語.憲問》）。

會真的判處和執行死刑么

大多數分析家認為，鑒于韓國社會根深蒂固的左右割裂且大體平衡（盡管因為尹錫悅“越線”，一些右翼也對尹錫悅個人表示不滿，希望右翼與之切割），特檢組對尹錫悅的死刑求刑最終被法庭接受并落實量刑的概率和改判無期徒刑的概率大抵是“一半對一半”：如果主張“懲惡務徹，除惡務盡”的呼聲持續高漲，死刑判決就可能落實，倘如此，這將是2016年全斗煥被判死刑后，時隔10年韓國再次出現死刑判決；反之，倘韓國社會和選民階層對死刑判決爭議持續，相關各方擔心執著于“判死”可能影響社會穩定或執政黨選情，就可能用相對爭議較小的無期徒刑“落袋為安”。

特檢組求刑當天，執政黨共同民主黨發表聲明，支持求判尹錫悅死刑，稱尹錫悅為“踐踏憲法和民主、威脅人民生命的叛亂頭目”，共同民主黨中央委員長韓炳道表示，“（該黨）將密切關注叛亂領導人及其同伙是否依法依規受到最高級別的懲罰”。種種跡象表明，執政黨和李在明政府有較強意愿，希望落實對尹錫悅的“頂格”量刑。

相對于量刑，執行死刑的可能性更低，自1997年12月30日反對廢除死刑的金泳三在任期最后一日集中處死全部在押死刑犯至今，韓國從未真正執行過一次死刑判決，未處死過任何一名死刑犯，如果李在明政府堅持在自己任期內執行對尹錫悅的死刑判決（前提是先存在這個死刑判決），勢必將面對空前叵測的政治風險，屆時右翼極可能將尹錫悅塑造為“殉道者”，韓國本已十分嚴重的社會左右割裂也將注定變本加厲。

外界普遍預期法院將于2月份對尹某的叛亂指控作出裁決，屆時許多懸念都將變成可怕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