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看案例，不算太長——

離異男子與女子在街頭乞討時偶遇，戀愛期間，男子向女子轉賬超11萬元，卻發現女子尚未離婚。男子將女子告上法庭，要求返還不當得利，一審法院判決女方返還80%后，女方不服判決提起上訴。1月16日，封面新聞記者從中國裁判文書網獲悉，寧夏固原市中級人民法院已對該案作出民事判決。判決書顯示，2020年10月，貴州的彭先生在青海西寧街頭乞討時，與來自寧夏同為乞討人員的張女士偶遇認識。彼時，彭先生已離異，張女士也稱自己與前夫離婚，雙方建立戀愛關系并以夫妻名義同居。張女士向彭先生索要彩禮20余萬元，2024年7月，男方先后轉賬11.19萬元。同年，二人感情破裂，且男方發現張女士與丈夫的婚姻關系仍處存續狀態。

分手后，彭先生索要錢款未果，指責女方是以結婚為名索要彩禮，利用感情騙取錢財，一氣之下將其起訴至固原市原州區人民法院，請求法院判令被告返還不當得利款11.19萬元。法院判決，酌定由被告向原告返還已支付彩禮的80%，即89536元。對于該筆款項，張女士并不認為是彩禮。二人在五年間共同乞討，合計收入32萬元，她主張這筆錢是“共同乞討所得及保姆費”。張女士不服一審判決，向固原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2025年9月16日，二審法院對該案進行公開審理。法院認為，張女士未提交相關證據證實案涉款項是“共同乞討所得及保姆費”，而彭先生提交的證據，足以證實轉款的目的是締結婚姻而進行贈與。

9月25日，二審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省流版：2020年10月青海西寧街頭，兩名“丐幫”成員貴州彭先生與寧夏張女士相遇。彼時彭先生已離異，張女士自稱也已離婚。相似的境遇讓兩人迅速走近，建立戀愛關系并以夫妻名義同居。

2024年7月，在張女士的索要下，彭先生先后轉賬11.19萬元作為彩禮。然而，當兩人感情破裂后，彭先生才震驚地發現：張女士與其丈夫的婚姻關系一直存續，自己明顯是陷入了一場“婚姻騙局”。

索要錢款無果后，彭先生將張女士告上法庭，要求返還不當得利。一審法院判決返還80%，二審維持原判。而張女士在庭審中辯稱，這筆錢是“五年共同乞討收入32萬元”的分成及保姆費，但未能提供證據。

法院這么判決看著好像挺“公平”的，畢竟女方需要返還大部分錢款，但仔細推敲的話，這份判決背后卻存在著明顯的法律執行不徹底。

首先就是女方的刑事犯罪嫌疑被民事處理給掩蓋了。根據我國《刑法》，張女士的行為明顯已經涉嫌了兩項刑事犯罪。其一就是詐騙罪，她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虛構離婚事實，以結婚為名索要彩禮，且數額巨大；其二就是重婚罪，在婚姻關系尚處于存續期間，悍然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

然而，司法機關卻僅以民事案件處理，并沒有啟動刑事追責程序。這種“以民代刑”的做法，無形中減輕甚至消解了違法者的責任。

然后就是這個80%返還比例，其法律邏輯是存疑的。一審法院認定款項性質為“以締結婚姻為目的的贈與”，在目的無法實現時應予返還。但酌定返還80%的依據到底是什么呢？另外20%不用還，是否變相承認了所謂“同居期間分成和保姆費（勞務補償）”？這種自由裁量在詐騙事實明確的情況下，是否太過于寬容了？

當然，本案最令人深思的，還是司法在面對特殊群體時的微妙態度。一方面，法律不應該因為當事人的身份而區別適用。無論是乞討者還是企業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具體到本案，司法機關是否潛意識地認為，“乞丐間的經濟糾紛”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因而降低了打擊力度？

另一方面，底層群體的權利保護其實更需要法律剛性。彭先生五年乞討所得的大部分積蓄11萬多被騙，對其而言無疑是生存資本的重大損失。法律對詐騙行為的“柔性處理”，實際上損害了最需要法律保護的群體的根本利益。

此外，本案還意外暴露了街頭乞討的“經濟效益”，兩個人五年共同乞討收入竟然高達32萬元，年均6.4萬元，明顯是超過了許多正規職業的收入，且幾乎不用納稅。尤其是2020年10月往后2年，那段時期是最不利于乞討者的，也就是說，主要收入應該基本來自于2023-2024年中這一年半載。

這一數據無疑顛覆了公眾對乞討者“貧困無助”的刻板印象，也揭示了街頭乞討可能存在的組織化、職業化現象。而且女方聲稱11萬元是“共同乞討所得分成”，雖在法律上沒有證據支持，卻暗示了乞討者之間可能存在的一些經濟合作模式。這背后是否涉及乞討團伙、利益分配等更深層次問題，其實是值得有關部門關注的。

總之，本案暴露了當前處理情感詐騙類案件的一些普遍困境。比如大量明顯涉嫌詐騙的行為被作為民事糾紛處理，無形之中降低了違法成本；再就是民事案件往往采用“優勢證據”標準，刑事案件則需“排除合理懷疑”，這便導致同一行為因證明標準不同而產生不同性質認定；還有法院往往傾向于“折中判決”，追求“案結事了”，卻不考慮案件可能帶來的社會影響。

彭先生與張女士的這段故事，表面來看只是街頭巷尾的飯后奇談，深層次上卻是一塊法律平等適用的試金石。當法律因當事人身份、案件情節的特殊性而“打折扣”時，受損的恐怕不僅是某個個體的權益，更是法律本身的權威與尊嚴。

司法機關應該重新審視清楚，是否因為當事人是“乞討者”，而潛意識降低了違法行為的嚴重性評價？是否應當依法將涉嫌犯罪線索移送公安機關處理？畢竟詐騙罪和重婚罪都是公訴罪名，構罪要件如此清晰，這都能讓女方全身而退甚至還到手20%的2萬多塊錢，真是讓人無話可說……

男方收到這樣的判決心里會怎么想，我不知道，但他現在是一個真正的無敵之人，一人吃飽全家不餓，光腳的不怕穿鞋的，這么搞他名堂，但凡他多上點網，恐怕某個群體某些人應該好好掂量一下了，言盡于此。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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