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藍貓

編輯 | G3007

近日，一款名為“死了么”的APP突然爆火，登上了蘋果付費軟件榜榜首，引發了全網熱議。這款簡潔甚至簡陋的APP，核心功能很簡單：用戶下載之后無需注冊登錄，只需要填寫一位緊急聯系人的姓名與郵箱，若用戶連續多日未在應用內簽到，系統將于次日自動發送郵件告知緊急聯系人，傳遞安全異常的信號。據創始團隊透露，該產品由3位95后開發完成，前后時間不到一個月，累計成本不超過1500元，而在登上榜首后的三天里，已有超過60位投資人表達了投資意向。創始團隊最初計劃以100萬元出讓公司10%的股份，經過競價，這部分股權的價值已接近千萬。

有人開玩笑說，這下父母催婚說“老了死家里都沒人知道”的時候就有答案了；有人認為這個APP名字過于直白甚至有點刺耳難聽；有人認為收郵件不符合大多數中國人的使用習慣，“等看到郵件都臭了”；有人認為該APP可能存在抄襲……眾說紛紜之下，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死了么”精準觸動了當代年輕人心中那根關于“孤獨”的神經。

01

“一人戶”與“孤獨死”，孤獨已成為時代常態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近年來，我國一人戶家庭占比逐漸增加。2024年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一人戶家庭占比19.5%，并且隨著結婚和生育意愿的持續低迷、社會分工的高度細化，這個數據可能還會進一步增長。作為參考，鄰國日本獨居人群的增加始于上世紀70年代經濟高速增長期，1980年日本一人戶家庭占比約19.8%，與當前的中國相當；隨后此數據不斷增長，到2020年，一人戶占比已攀升至38.0%。獨居，正從個人選擇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

（一人戶家庭占比，來源：國家統計局）

在剛剛過去的2025年末，一起“孤獨死”的案例引發了廣泛關注。上海的蔣女士因病猝然離世，她父母早逝、未婚未育，無配偶子女，也無其他法定繼承人，生前未訂立遺囑或遺贈扶養協議，因此其近300萬的遺產將如何處置的問題引起了社會的關注。

在此案件中，一個細節戳中了不少人的痛處：蔣女士的遠親表弟提出使用蔣女士遺產為其購買墓地卻遭到民政部門拒絕，這與很多人想象中的“只要有錢就能體面離開”不同，更何況不少“獨居人群”經濟方面尚遠不如蔣女士；至于社會保障能否為個人選擇兜底，則是更值得討論的話題。因此，不少人開始急切關注遺囑訂立、意定監護等自我保障手段。這種對“孤獨終老、無人問津”的集體恐慌，與鄰國日本早已凸顯的“孤獨死”社會問題形成了鮮明且沉重的呼應。

據日本警察廳2024年數據，全國有7.6萬名獨居者在家中離世，其中超過2.1萬人被認定為“孤獨死”，相當于每小時就有近3人在無人知曉中走向終點；并且，其中數千人的遺體在一個月甚至一年后才被發現。僅2023年，全國就有約4.2萬具遺體無人認領。

數據顯示，日本的“孤獨死”中，65歲以上老人占比超過70%，且50多歲成為了最高發年齡段，但孤獨死已不再是老年人的專屬。孤獨死正向年輕群體蔓延，近年來東京已有數百名10至30歲的年輕人獨自離世。與老年群體多因身體機能衰退、親屬照護缺位不同，年輕群體的危機更多源于主動或被動的社交退縮——也就是常說的“宅”，再加上對自身身心狀態的長期忽視；沉重的經濟壓力與頻發的精神健康困擾相互裹挾，讓許多年輕人困在自我封閉的小世界里，最終一步步滑向了難以挽回的深淵。

2024年4月，日本政府開始實施《孤獨和孤立對策推進法》，將應對社會性孤獨上升為國家戰略，試圖從國家層面系統性地重建社會聯結，預防孤獨帶來的身心健康問題。在2025年5月日本內閣府發布的一項與此法案相關的調查中提到，39.3%的受訪者認為2024年自己不同程度地感到孤獨，與上次調查結果持平，說明此法案尚未產生明顯效果。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調查中還調查了孤獨感與智能手機使用之間的關系：在每天使用智能手機超過8小時的人群中，13.3%的人表示“經常或總是”感到孤獨；使用智能手機介于7到8小時的人，這一比例為9.5%；在使用智能手機時間更少的人群中，這一比例則更低。“線上越活躍，線下越孤獨”，當大量的時間與情感投入被吸附進手機屏幕，留給現實世界進行深度互動與真實聯結的精力便所剩無幾。數字社交的即時、淺層與表演屬性，在帶來短暫刺激的同時，也在加劇了個體對現實生活的倦怠。

這種數字世界的異化現象，其根源深植于更廣泛的社會生產結構之中。在社會分工日益精細化的今天，專業化的生產模式在極大提升效率的同時，也悄然切斷了人與世界的深層聯結。《資本論》中早已指出，分工將人塑造成“片面的器官”，使勞動者淪為機器的附屬。這一論斷在當下更加令人警醒：高度細分的職業壁壘，將人們禁錮在小小的格子中，人與人之間的交集日益簡化為程序化的任務對接，而非思想與情感的深度交流。與此同時，城市化和工業化分工還斬斷了人與土地、山川、草木的直接聯結，我們對自然的認知變得疏離和漂浮。當勞動不再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彰顯，當人際交往被功利性的分工關系所定義，當人與自然的紐帶被漫長的工業鏈條所替代，個體的孤獨感便在這種全面的“異化”中悄然滋生、蔓延，當代社會孤獨癥候正是早已揭示的現代化困境。

02

“宅文化”與“繭居族”，社會壓力下的聯結弱化

在過去，我們常將深居簡出的年輕人簡單歸類為“宅男宅女”，并將此視為一種個人興趣或主動選擇的生活方式。然而，隨著這一現象的廣泛化和深層化，我們逐漸意識到，當下許多人所處的“家里蹲”或“繭居”狀態，其性質遠比“宅”更為復雜和沉重——它往往并非一種自主、輕松的生活姿態，而更像是在社會壓力、心理困境或現實挫敗下，形成的一種被動退縮與自我保護。

2023年日本內閣府的一份數據顯示，全國15至64歲人群中，約有146萬人處于“蟄居”狀態，即不上學、不工作、不參與社會活動，過著封閉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現象并非年輕人專屬，中高齡蟄居者比例顯著，且蟄居時間更長，形成了依賴年邁父母供養的“8050問題”（80歲的父母供養50歲的繭居子女）。導致人們“蟄居”的原因復雜，包括失業、疾病、人際關系破裂，以及新冠疫情客觀上助長的“少外出”習性。

豆瓣“家里蹲自救同盟”小組的公告中明確指出：家里蹲與沉迷于自己的興趣愛好而較少與人交流的御宅族不同，家里蹲屬于現代社會人常出現的心理問題，解決家里蹲問題，需要社會的關注和家里蹲自己的努力。小組成員的討論中，“脫蹲經驗”、“自救打卡”、“焦慮”、“失眠”、“戒手機”等詞高頻出現，可以看出，很多“家里蹲”其實是非常渴望改變的，但因為社會、家庭和個人等多重壓力和阻礙，“家里蹲”一族很難在短期內順利地“回到社會”。

近日一條公眾號的一篇關于繭居族的深度報道中，一位澳洲研究生畢業的年輕女性“繭居族”這樣描述自己的生活：“我的日常，無所事事，一邊很煩惱，但一邊不去做任何改變，不停地刷網。”另一位畢業于211研究生的95后男生則這樣描述自己的原生家庭：“我從小到大，都沒有被鼓勵、看見，心智上很不成熟。以至于高中我上廁所都不敢去上。最嚴重的時候，我的手都不知道要往哪里放，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這樣的描述語氣平靜，但令人心驚，況且這樣的分享是來自于受過高等教育具有較好的心理認知水平的繭居族，更多的繭居族甚至無法意識到問題所在。

有社會學專家指出：繭居族的出現來自于多個方面，宏觀上，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轉型、就業困難、學業過度競爭、在社會遷移中適應社會變化、家庭財產與收人分配以及與這些相關的社會政策，都可能導致繭居族群體的產生；微觀上，代際關系、親屬關系、家庭的社會關系都會產生作用；而從文化上來看，東亞國家中父母的權威使得孩子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喪失獨立性。因此，“繭居族”并非一個孤立的心理問題，其本質是在復雜的社會壓力系統下，個體與現實世界的深度聯結被逐漸侵蝕乃至斷裂的結果。無論是宏觀的社會結構轉型，還是微觀的家庭互動模式，都共同編織了一張無形之網，讓一些人難以掙脫。

03

“數據依賴”與“活人感”，困在算法里的年輕人

“深度聯結”的弱化，正在深刻塑造年輕人的日常。

從點外賣到交朋友，算法為我們規劃著“最優路徑”，營造“毫不費力的人生”假象。代價則是主體性的悄然喪失，“越依賴推薦，越難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當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需要算法的協助，甚至連情感寄托都需要數據拼接時，我們與真實的生活之間，便隔起了一層透明而堅固的屏障。

這種全面的數據依賴，構成了“孤獨死”年輕化與“繭居族”形成的時代底色，它讓社交退縮變得更容易，讓自我封閉的小世界更“舒適”，也讓人更易忽視真實的身心危機。就像前文提到的“死了么”APP的爆火，縱使獨居，也應該有更多方法確認自己的安全。

繼“氛圍感”“松弛感”之后，“活人感”成為了社交媒體上年輕人們的流行語。在互聯網語境里，“活人感”展現的是一種鮮活、真實、可以有瑕疵的生活狀態。然而，在算法的精準推送中尋找“活人感”，多少有些緣木求魚；真正的“活人”，其實活在無須濾鏡的現實生活里，活在避不開雞毛蒜皮的煙火人間里，活在那些可能不完美、可能會結束、可能會道別的真實關系里。真正的“活人”，本就不該活在算法里。

“死了么”APP的爆火，像一枚刺眼的社會棱鏡，折射出數字時代青年孤獨癥的復雜光譜：從一人戶的普遍化，到孤獨死的年輕化；從被動“繭居”的無力，到困在算法里的依賴。這種略顯戲謔的自我確認方式，本身也閃爍著微光，那是深處孤獨中的個體對重建深度聯結的渴望。但問題的答案，并不在于開發出功能更完善的應用，而在于我們能否有勇氣偶爾離開屏幕，回到不完美的、充滿不確定性的、但是生機勃勃的真實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