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2026年1月，我國首次授銜的開國將軍，僅剩下唯一的一位——王扶之。

目前網絡上能查到的消息，是王扶之將軍2022年農歷9月過百歲生日，按照這個時間來算，王扶之將軍虛齡已經104歲

圖|王扶之將軍

王扶之將軍過百歲生日的時候，全家都瞞著他，還準備給他來一個驚喜，殊不知早已經被敏銳的老將軍察覺。

也是在生日那天，大女婿張曉勝拿出了自己花了一個月時間創作的《百歲辭》，這是一首長詩，總共有600個字，概括了將軍從12歲參軍到百歲高齡近九十年波瀾壯闊的歲月。

事實上，王扶之不僅僅是開國將帥中最長壽者之一，而且也是開國將軍中最年輕者。

1

王扶之原來不叫這個名字，而是叫“王福治”，小名“拴牢”。王扶之這個名字是他后來到部隊上改的名字。

1923年農歷9月，王扶之出生于陜西綏德，因母親幼年早喪，家里貧窮，不得不給人放羊為生。后來年紀稍長，就給周圍的富戶打工。

為了讓王扶之學習一些文化，他的父親拼盡全力，將兒子送到了附近一個私塾，讀了三個月書。

也就是在閑暇時，王扶之經常擠在當地“窮漢”堆里，聽他們講故事，后來聽到最多的是“老劉”的故事，說老劉是如何帶著紅軍劫富濟貧的。

這給幼年時的王扶之心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事實上，“窮漢”口中的老劉，就是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劉志丹。

圖|劉志丹

1935年7月，劉志丹率領的紅軍在陜西綏德一帶活動，王扶之親眼看到了紅軍隊伍給家家戶戶掃院子、挑水、干農活，和他所見過的軍閥隊伍完全不同。

年僅12歲的王扶之親眼看到了紅軍隊伍里，有和他年紀差不多的戰士，于是萌生了參加紅軍的想法。

“官長，我想跟你們到隊伍上，行不行？”

王扶之找到紅軍上，對著一個貌似是個“官”的人提出要求。

“我們不叫‘官長’，叫同志。”

不過，看著王扶之一臉稚氣，回話的那名紅軍問了一句：

“你多大了？”

王扶之一陣心虛，害怕紅軍隊伍不收留他，于是大著膽子問：

“你覺得我多大了？”

有意思的是，根據資料里面記載，王扶之將軍是個大高個，12歲的時候就有一米六，在當時即便是放在成年人里，這個個頭也不算小了。

那名紅軍戰士看著王扶之的個頭，不是很肯定的說：

“有十六七了吧。”

王扶之一聽，大喜過望：

“嘿，真差不多！”

登記花名冊的時候，一個姓張的文書一聽他叫“王福治”，心有感觸似的念了一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大廈傾危，　國人扶之”的句子。他對王扶之說：

“我看你不如叫王扶之吧！”

王扶之在陜北參加了紅軍，因為部隊條件簡陋，說是當兵，其實還是穿著老百姓的衣服，一直到當年10月勞山戰役中，王扶之才從戰場上繳獲了一支“馬拐槍”

不過，時隔多年以后，王扶之很坦率的承認，自己參加紅軍的時候年齡太小，還完全不懂什么叫革命，參加革命隊伍的動機也很單純。

1937年8月，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頭上的帽子上也鑲了青天白日徽章，王扶之那會兒也不過才14歲，想不通為什么要這樣，還和幾個戰友私下里串聯，想要離開隊伍，按照他的話來講就是：

“我要重新去找革命隊伍。”

好在當時組織科長及時察覺了不對勁兒，將幾個半大不大的孩子攔了下來，狠狠的批評了他們一頓：

“現在國難當頭，我們黨是團結全民族力量一致對外，當抗日救國的先鋒軍！改心又不改心，紅旗還在我們心里！”

至晚年，王扶之依然難忘當年那位干部對自己的教育：

“我那時剛剛成為一名候補黨員，他在關鍵時刻給我指明方向。”

2

王扶之參軍當年（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次年轉為中國共產黨。此后歷任紅26軍78師少共營戰士、紅25軍75師戰士、紅15軍團第78師測繪員，抗戰爆發后又陸續擔任八路軍115師344旅687團測繪股長，新四軍第3師8旅22團通信參謀，2營6連副連長，師司令部通信股長。

解放戰爭時期，王扶之隨隊伍到東北，任東北民主聯軍營長，至解放戰爭勝利時，王扶之已經擔任了第4野戰軍39軍343團團長，并在天津戰役中，擔任主攻團的團長。

王扶之為了摧毀敵人的碉堡，不顧危險親自扛著炸藥包到前線，警衛員見狀，拼了命的上前攔他：

“團長，你不能去。”

王扶之眼睛一瞪：

“怕啥，我死了你來當團長。”

王扶之一口氣端掉了敵人三座碉堡，自己腿上了負了傷，天津戰役后，王扶之榮立三個大功。

1950年6月，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同年10月21日，王扶之作為中國人民志愿軍首批入朝部隊，后逐漸升任39軍115師參謀長、副師長、師長。

也是在朝鮮戰場期間，王扶之遭遇了生平最危險的一次經歷，以至于王扶之后來每年都要過“兩個生日”。

根據王扶之的四女兒王小秋回憶：

“除農歷九月為父親慶祝生日外，每年8月2日，全家也會聚在一起，慶祝王扶之的“重生日”——1952年8月2日，他在抗美援朝戰場上經歷生死考驗。”

圖|王扶之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上

1952年8月2日晚9時25分，時任《人民日報》記者劉鳴為采寫報道，專程來到了39軍115師指揮部的坑道里，那時王扶之作為代理師長，正和作戰科長蘇盛軾、參謀陳志茂研究前一階段作戰的總結。

當時，王扶之注意到了劉鳴在昏暗的燭光下寫文章十分吃力，就叫劉鳴到自己的位置上，他們師部的三人則是到了坑道最深處繼續研究。

不料就在這時，天空傳來飛機轟鳴聲，幾聲“鳥叫”后，幾枚炸彈落了下來，把坑道完全給炸塌了。

王扶之后來回憶：

“在坑道爆炸的瞬間，我只感到被股兇猛的力量一推，便失去了知覺。當我醒來時，四周漆黑一片，耳內嗡嗡作響，一條腿被圓木和巖石壓著動不了。”

王扶之被埋在坑道下面后，第一時間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同樣被埋在下面的其他人，他喊了幾聲，但除了身邊的蘇盛軾和陳志茂，其他五個人情況都不明。

王扶之在經過簡單的自救后，和蘇盛軾和陳志茂兩人取得了聯系，但三人負傷都不輕，其中王扶之和陳參謀腿部負傷，蘇科長有3根肋骨被砸斷，不能動。當時坑道內電話機也被砸壞，沒辦法同外面聯系，他們三人又試著敲打臉盆、水桶之類的東西與外面聯系，都沒什么效果。

與此同時，外面的人也開始緊張的救援，彭老總聽聞王扶之幾人被壓到坑道里面后，還專門給39軍打電話：

“要想盡一切辦法，把王扶之等同志搶救出來！”

軍長吳信泉也不斷催促就任，副軍長張竭誠親自趕到了現場，與115師政委沈鐵兵、參謀長程國璠等一起指揮搶救。

也是在救援期間，敵機仍然不斷地騷擾115師師部，在8月3日上午，四架敵機低空掃射投彈，被我軍高炮部隊擊落了一架，狼狽逃竄。

不過，連續挖了幾十個小時，在場的人均十分絕望，即便如此，他們還是一鐵鍬一鐵鍬的挖。

圖|王扶之（中）在抗美援朝戰場被救出后與戰友在炸毀的山洞前合影

時任師政委的沈鐵兵滿懷悲痛，命人準備了幾個壇子，準備裝烈士的遺骸，參謀長程國璠看見了，搖了搖頭：

“師長個子大，還是給他準備一口棺材吧！”

吳信泉當時給志愿軍總部發去的消息，也是生還無望，彭老總悲痛之余，立即指示，要求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找到烈士的遺骸。

一直到8月3日下午，工兵連副連長劉文才發現有兩只蒼蠅從坍塌的坑道里面飛出來，意識到內部尚有空隙，人可能還活著，師首長聞聽這一消息，立馬決定再增派部隊，加緊救援。

當晚11時30分，工兵部隊終于打通了坑道，將陷在里面的王扶之等3人救出。只是有些遺憾，記者劉鳴連與偵察科參謀小劉，書記員小楊，測繪員小梁四人犧牲了。

王扶之晚年回憶起此事，還頗為感慨，但他也只是輕描淡寫的說了一句：

“命大！”

3

1953年5月，王扶之回國后，仍任115師師長，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軍銜，1964年晉升少將。1968年調中央軍委總參謀部工作，任作戰部副部長、部長，并協助軍委首長一起指揮了參與指揮了珍寶島自衛反擊戰和西沙海戰。

不過，令王扶之沒有想到的是，真正的考驗在后面。

1973年，王扶之向軍委提出了加強渤海海灣地區協同作戰能力，葉劍英同意了他的建議，并命他帶人去山東半島勘察地形。

當時，一些“四人幫”的追隨者在王扶之前腳抵達后，后腳也來到了山東半島指手畫腳。王扶之本不愿惹是生非，但當時隨行的一名參謀在未告知王扶之的情況下，就向上級寫了封告狀信，結果被有心之人截獲利用。

事后王扶之為了保護這名參謀，主動承擔了責任，不久后被免去總參謀部作戰部部長的職務。

盡管別有用心之人處心積慮，但自始至終也沒有查出有什么問題。

1975年，王扶之被認為是“犯了嚴重方向路線錯誤”，調離總參，到山西擔任省委書記、山西省軍區司令員。

當時，王扶之的老首長黃克誠正擔任山西省副省長，為了不給老首長添麻煩，他也沒有主動上門拜訪。

王扶之在山西一呆就是五年。

1980年，葉劍英偶然問起王扶之的下落，這才推動了對他的平反工作，王扶之也付出工作，不久后調烏魯木齊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員。

后來王扶之在北京見到了黃克誠，坦言自己的顧慮，并當面致歉，而黃克誠對此也表示了理解：

“你做得對。”

此后王扶之每次回北京，都要去探望黃克誠，后來黃克誠病重，王扶之還專門上門探望。

1998年，王扶之將軍離休。

在晚年每一個日子里，王扶之總以書法自娛，但他所書寫的并不是名人詞句，而是過去犧牲的每一個戰友的名字。

也許是太過于深刻，王扶之對于每一個戰友以及他們犧牲的經過都如數家珍：

“他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擔任什么職務，在哪個戰場上犧牲……這些我不知道寫了多少。”

2025年6月，王扶之百余歲高齡，還接受了記者采訪，談及當年往事，老將軍仍然精神健碩。

當時“平型關大戰突擊連”第47任指導員栗新朝也跟隨記者探望了當年參加過平型關戰役的王扶之，并帶去了連史館里面珍藏的一件寶物——一把布滿暗紅銹跡的大刀。

看到大刀，王扶之的目光瞬間變得銳利起來，口中不自覺地哼唱起《大刀進行曲》：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當時在場的記者問：

“您這輩子最驕傲的事情是什么？”

王扶之回答：

“沒給紅軍丟人，沒給國家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