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周總理宴請張治中，趁機公開熊向暉身份，事后發現很高明

1949年11月6日中午12點半，周總理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舉辦了一場特設酒宴。受邀參加這場酒宴的，是張治中、邵力子、劉斐等人，他們此前是國民黨方面派到北平參加和談的代表。

在酒席之上，除了周總理和張治中、邵力子、劉斐等人，還有一個人是陪同周總理而來的。此人名叫熊向暉，他是今山東萊州人，出生于1919年。張治中、邵力子、劉斐等人此前就認識熊向暉——胡宗南的侍從副官兼機要秘書，當時張治中還驚訝地對著熊向暉說道：“這不是熊老弟嗎？你也起義了？”

張治中之所以這么問，是因為“熊老弟”此前是胡宗南的侍從副官兼機要秘書，和胡宗南的關系非常密切。在這次特設的酒宴上看到“熊老弟”，張治中的第一反應自然是驚詫不已，并認為“熊老弟”也起義了。要不然，“熊老弟”怎么會陪同周總理一起來到酒宴。

其實，此時的張治中并不知道，熊向暉表面上是胡宗南的侍從副官兼機要秘書，其實他的真實身份卻是我黨的地下工作者。早在清華大學讀書期間，熊向暉就秘密加入了黨組織，成為了一名地下工作者。1937年12月，在全面抗戰時期，根據周總理的指示，熊向暉以清華高才生的身份，來到胡宗南的部隊中“服務”。

此后，“表現優異”的熊向暉，逐漸得到了胡宗南的器重和賞識。很快，熊向暉就當上了胡宗南的侍從副官、機要秘書，他不僅要負責處理機密文電和日常事務，而且還要替胡宗南起草講話稿。一來二去，熊向暉就成為了胡宗南最得力的親信。對于這一點，張治中、邵力子、劉斐等人很早就知道了。

無論是在抗戰時期，還是在解放戰爭時期，熊向暉在隱蔽戰線上都作出了非常大的貢獻。比如說，熊向暉曾巧妙地送出國民黨軍隊要“閃擊延安”、“西安軍事會議”機密內容等諸多重要情報，為挫敗國民黨方面的卑劣陰謀，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及保衛中央的安全屢建奇功。偉人曾稱贊熊向暉，說他一人可以頂幾個師。

1947年7月前后，熊向暉被胡宗南派赴美國留學，從此便結束了潛伏生涯。后來，胡宗南才從情報部門得知熊向暉的真實身份，雖然被氣得暴跳如雷，但是胡宗南考慮到自己的仕途，所以他采取隱忍不發的辦法，沒有追究熊向暉的責任，只是停止發放熊向暉的公派留學費用。

1949年初，熊向暉在美國完成學業回到國內，開始在新中國外交事業上獻策獻力。那時候，熊向暉的身份一直沒有公開，一直到1949年11月6日的這場特設酒宴。當張治中說出“這不是熊老弟嗎？你也起義了”這句話之后，周總理笑著說道：“他（熊向暉）不是起義，是歸隊。”然后，周總理便向張治中、邵力子、劉斐等人，詳細介紹了熊向暉的潛伏經歷。

這時候，張治中才恍然大悟，并和邵力子、劉斐等人心情復雜地吃完了這場酒宴。那么，周總理為何選擇在這個時間段，在一場特設酒宴上，當著張治中、邵力子、劉斐等原國民黨要員的面，將熊向暉的身份公開了呢？在酒席上公開紅色特工熊向暉的身份，周總理是何用意呢？可以說，事后才發現很高明。

讓我們從1949年5月說起，在渡江戰役取得勝利之后，我軍結合戰場實際對各個野戰軍的進軍方向進行了部署。在部署之中，中央明確提出“二野（第二野戰軍）亦應準備于兩個月后以主力或以全軍向西進軍，經營川（四川）、黔（貴州）、康（西康）、滇（云南）”。

為了將國民黨軍隊在西南地區的主力部隊予以全殲，避免其潰逃至滇緬邊境或緬甸境內，中央還高瞻遠矚地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圍”的戰略方針。在當時的局勢下，這一戰略方針具有“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高明之處，不僅能夠迷惑牽制住敵人，而且還能打敵人一個措手不及，占據戰略上的完全主動。

明修棧道，即由第一野戰軍第18兵團（司令員為周士第）在秦嶺一線牽制胡宗南所部，給敵人造成我軍即將由陜入川的錯覺；暗渡陳倉，即以第二野戰軍主力出其不意地由湘黔邊直插川東南地區，從而切斷敵人西逃掉滇緬的通道，然后甕中捉鱉，將敵人聚殲于四川境內。

我軍實施“大迂回、大包圍”的戰略方針能否成功，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前提條件，那就是在此之前敵人務必留在四川境內，不得提前從四川境內逃至滇緬。形象一點來說，甕中捉鱉，鱉先跑了，甕就沒有任何作用了。那么，敵人能不能乖乖地待在四川境內，等著我軍來包圍呢？

當時，國民黨軍隊在各個戰場上節節潰退，完全成了驚弓之鳥，惶惶不可終日。在西南地區，除了地方勢力掌握的部隊之外，敵人的主力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胡宗南率領的原西安綏靖公署部隊，計有4個兵團13個軍共40余萬人，駐扎在川北地區；二是由宋希濂率領的湘鄂邊區綏靖公署部隊，計有2個兵團8個軍約14萬人，駐扎在川東地區。

也就是說，國民黨軍隊在四川境內的軍事部署是，胡宗南率領40余萬部隊防守川北，宋希濂指揮約14萬人防守川東。從這一軍事部署來看，敵人是做好了死守四川乃至整個西南地區的打算。不過，雖然敵人軍事部署擺出了死守的架勢，但是被我軍打怕了的胡宗南和宋希濂并不打算死守，他們二人不謀而合地計劃“放棄四川乃至西南，退至滇緬防守”。

1949年8月間，胡宗南和宋希濂一起到重慶，面見前來巡視四川防務的老蔣。當時，胡宗南立即向老蔣建議——放棄西南轉進滇緬。不過，向來剛愎自用的老蔣，并沒有聽從胡宗南的建議，甚至將胡宗南訓斥責罵了一通。因為，在老蔣看來，國民黨軍隊在西南地區還有一爭之力，不戰而退難免有點自輕于人，有點不甘心。

不管怎么說，在我軍實施“大迂回、大包圍”的戰略方針之前，胡宗南和宋希濂已經計劃逃跑了。雖然當時的老蔣并沒有同意胡宗南的計劃，但是保不齊老蔣會“反復無常、朝令夕改”，最終同意了胡宗南的計劃。如果讓甕中的鱉跑了，那么我軍的“大迂回、大包圍”戰略方針就無用武之地了。

在這樣的局勢面前，如何讓敵人留在四川，不使其逃至滇緬呢？最主要的是讓老蔣堅定其“死守四川”的想法。1949年11月1日，第二野戰軍正式拉開了解放大西南的大幕。五天之后，也就是1949年11月6日，正如我們在文章開頭所說，周總理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舉辦了一場特設酒宴，他當著張治中等人的面，公開了紅色特工熊向暉的身份。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呢？

當天晚上，張治中給老蔣寫下了一封長信。張治中在這封長信中，主要講述了熊向暉的地下工作經歷，以及和胡宗南的種種關系，最后引申出一個結論——國民黨不僅在軍事上、政治上不是我黨的對手，而且在情報上遠遠不是對手。

試想一下，當老蔣接到張治中這封長信時，他會有什么表情呢？事實正如周總理所料，張治中的這封長信很快轉到了老蔣的手中，他用家鄉方言說著罵人的臟話，并對嫡系愛將胡宗南產生了憤恨之情。說到這里，或許有讀者已經明白了——這封長信就是讓老蔣失去對胡宗南信任的離間計。

正是因為失去了對胡宗南的信任，所以老蔣對胡宗南提出的“放棄四川乃至西南，全線退守滇緬”的建議，也開始嗤之以鼻。后來，胡宗南和宋希濂多次向老蔣建議，盡快將主力部隊撤出四川，以免全軍覆沒。可是，老蔣完全置之不理，甚至變本加厲地四處調兵，誓要死守四川。

從1949年12月4日到12月16日，老蔣連續四次拒絕了胡宗南和宋希濂“放棄四川、退守滇緬”的請求。有人曾分析說，在當時的局勢下，僅從軍事角度而言，胡宗南和宋希濂的建議無疑是正確的。撤退到滇緬防守的方案，是當時國民黨軍隊唯一一條能夠茍延殘喘的方案，而且這個方案比老蔣鼓吹的“保衛大西南”的空洞口號，要“高明”得多。

然而，正是因為張治中在長信中所說的熊向暉一事，老蔣開始不信任胡宗南；正是因為對胡宗南的不信任，老蔣這才最終拒絕了胡宗南和宋希濂的“合理”建議。這樣一來，胡宗南和宋希濂的兩支大軍就被牢牢拴在了四川境內。也就是說，鱉沒有跑掉，甕已經形成了。

后來，在第二野戰軍的強大攻勢面前，宋希濂所部最先灰飛煙滅，宋希濂在戰場上被俘虜。1949年12月9日，云南、西康的國民黨軍隊先后宣布起義，兩省獲得了和平解放。直到這一天，老蔣這才猛然意識到自己犯了嚴重的戰略錯誤，他立即批準了胡宗南“放棄四川，退守滇緬”的請求，命令胡宗南率領部隊向西昌方向突圍。

然而，此時的胡宗南根本沒有斗志可言，他手下的4個兵團先后宣布起義或選擇投降。僅僅幾天工夫，胡宗南所部就土崩瓦解，胡宗南只能拋下部隊，灰溜溜地坐飛機逃往了臺灣。這樣一來，在我軍“大迂回、大包圍”的戰略打擊下，國民黨軍隊在西南地區的主力部隊全軍覆沒，我軍解放大西南的歷史進程大大加快了。

讓我們回過來頭來再說，在胡宗南意欲放棄四川逃至滇緬之時，為了牢牢將其牢牢拴在四川境內，以便我軍實施“大迂回、大包圍”，將其全部殲滅。周總理出面設宴款待張治中等人，并讓我黨地下工作者熊向暉作陪，其目的就是將熊向暉的身份公開，并借助張治中之手將此事告知老蔣，從而引起老蔣和胡宗南的矛盾。

此計一成，老蔣斷無同意胡宗南“放棄四川、退守滇緬”的道理。后來的事實也正如周總理所料，雖然胡宗南屢次三番請求趕快放棄四川逃至滇緬，但是老蔣始終不為所動。直到勝負已分、結局已定，老蔣這才反應過來，可惜為時已晚了。

可見，周總理特意設宴款待張治中等人，并將紅色特工熊向暉的真實身份公開；此后借助張治中之手將此事告訴給老蔣，從而離間老蔣和胡宗南之間的關系；進而利用老蔣將胡宗南和宋希濂牢牢拴死在四川境內，幫助我軍在解放大西南的過程中取得了重大勝利，是非常高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