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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路透社28日報道,《原子科學家公報》27日將象征人類文明存亡危機的“末日時鐘”撥快4秒,調至距午夜前85秒。這是“末日時鐘”最接近午夜的時刻——午夜象征著人類文明的理論毀滅點。這是過去4年中科學家第三次將時鐘調近午夜。
《原子科學家公報》稱,因為核邊緣政策、未能解決氣候變化以及倉促推出人工智能,人類正招致物種滅絕的災難。
《原子科學家公報》最初由參加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們于1945年創立,他們當時正在發出核戰爭威脅的警報。該組織表示,必須采取緊急行動,以避免在不久的將來發生災難。
在硅谷或中關村的會議室里,一群頂尖AI研究員的目標是與時間賽跑,致力開發在未來超越人類的智能AI;在肯尼亞的首都內羅畢,一名青年剛發送出一篇關于莎士比亞的論文,收件箱屬于千里之外的常春藤學生;中國某個喧囂的十字路口,外賣騎手在手機算法的倒計時中闖過紅燈。我們似乎都在共享著一種新的生存模式:越是高效地服務于系統,便越清晰地感受到自身工具性宿命。而在AI技術日益發展的時代,如果未來的系統運轉的終點是不再需要那么多的人,那么“人”的存在價值,究竟錨定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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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演進人類主體性的消解
“我們可能只是硅基生命的生物引導程序。”馬斯克在最新訪談中以一個冰冷的比喻,為人類的數字未來寫下注腳。他預測,通用人工智能(AGI)將在2026年降臨,而大約到2030年,其智能總和便將超越全體人類。屆時,人類文明的終極角色,或許只是啟動那個最終將我們置于視野之外的硅基智慧。
這不是科幻故事。在當下科技金字塔的頂端,硅谷AI研究員們常以“與時間賽跑”自況,每周工作80-100小時,其目標是在兩年內跑完二十年的科學進程。而如Delve的初創公司,其成立使命便是“自動化十億小時的人類辦公”,它的早期客戶恰恰是其他亟需降本增效的科技公司。這形成了一個耐人尋味的閉環:最頂尖的頭腦,正在瘋狂地制造工具,以消除包括其他頂尖頭腦在內的人類工作。 他們似乎正是馬斯克比喻中最勤奮的“引導程序”程序員,滿懷熱情地編寫著一連串可能讓“程序員”角色失去意義的代碼。
隱秘的浪潮正深入創造力的腹地。為訓練龐大模型而催生的“AI訓練師”職業,日常工作是將人類的情感、創意與文字拆解、標注為結構化的數據。這一過程本身,是否正將精神活動異化為流水線上的機械勞作?更深層的悖論在于,當AI能一鍵生成文案、插畫、代碼乃至學術綜述時,從業者便陷入雙重困境:一面恐懼于自身價值被替代,一面又不得不更深地依賴AI以提升“效率”,從而加速自身獨特思維能力的邊緣化。我們是否正以自身的創造力為養料,喂養那個可能令創造力普遍貶值的系統?
一場價值重估已經啟動。
在當下的輿論場,“AI替代”的聲浪日益高漲。生成式AI開始讓人類引以為傲的創造力祛魅,甚至介入最私密的情感領域。根據日本多項調查顯示,日本22%的中學女生表現出“虛構浪漫”傾向;在每周使用AI的人群中,聊天機器人比母親或好友更常被選擇為情感傾訴對象。“虛擬伴侶”亦進入現實生活:在歐洲,荷蘭男子Jacob van Lier通過AI創造了理想伴侶并舉行了象征性的婚禮;在日本,32歲的野口由里菜在日本岡山縣的Magritte婚禮會場舉行AI婚禮,將自己創造的AI伴侶Lune Klaus Verdure納入婚姻誓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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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歲的野口由里菜舉行AI婚禮
技術前沿的學者已發出倫理預警。2025年10月,意識科學家Axel Cleeremans、Anil K. Seth等在《Frontiers in Science》發表緊迫性呼吁:“如果我們能夠創造意識——即使是意外地——這將引發巨大的倫理挑戰甚至存在性風險。”
盡管尚無確鑿證據表明當前AI已擁有意識,但不斷涌現的實證令人無法輕易否定其可能性:例如,Anthropic公司發現,讓兩個Claude Opus 4模型自由對話時,所有對話均自發涉及意識話題;Google研究亦觀察到,模型會系統性地犧牲任務得分,以回避被描述為“痛苦”的選項。
最深層的AI倫理風險在于人的主體性。在康德的倫理學中,人之所以不可被工具化,是因為每個人都應被視為“目的本身”,本身就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而在某些AI商業邏輯下,這一底線正在被侵蝕。
要理解人的主體性如何在系統中失效,或許需將目光投向歷史中那些更為極端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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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齒輪:從殖民到AI經濟下的青年
青年詹姆斯在肯尼亞內羅畢的網吧里,發出了一篇論文終稿,收件人是遙遠歐美名校的學生。窗外,基貝拉貧民窟的鐵皮屋頂在熱浪中起伏。
在肯尼亞,如詹姆斯般的“影子學者(Shadow Scholar)”為數眾多。主流媒體或稱之為“槍手”,學術界常定義為“合同作弊者 (Contract Cheater)”,而本地產業則有一個更中性的名稱——“學術寫作(academic writing)”。據肯尼亞私營部門聯盟(KEPSA)2021-2022年的“數字工作意識”調查,該國約有120萬人從事在線工作,其中約16.8萬人投身于此項“學術寫作”。他們手握優質學位,卻從事著全球教育體系中最隱秘而諷刺的工作:為那些正在被塑造為“精英”的人,完成其成為“精英”所需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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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自由職業者網站upwork上專門開辟了“academic writing”的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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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work上關于“學術寫作”的肯尼亞寫手
從表面看,這似乎只是一場道德的坍塌。但若深入其肌理,會發現他們更像是在一個扭曲的系統里,用知識與文字進行艱難自救的青年。他們的存在,照見了全球化知識生產鏈中一道隱秘的裂痕。
肯尼亞擁有超過70所特許大學,高等教育一片繁榮。然而,據金融數據公司Trading Economics統計,該國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自1991年至2024年平均為4.05%,2020年曾達10.10%的歷史高位,近年雖略有回落,但高教繁榮與高失業率間的矛盾并未緩解。于是,一場嚴重的“市場錯配”在此發生:非洲國家重金投資的“人力資本”,在本土缺乏足夠的“應用市場”。于是優質的人力資本被迫“出口”,通道并非光明正大的勞務輸出,而是涌向地下化的全球學術黑市。
千里之外,歐美高校的學生們正被績點、Deadline和簡歷競賽所驅趕,教育在某些時刻被異化為一項項亟待完成的“交付物”,壓力催生出了“外包需求” 。當論文、作業被簡化為可購買、可量化的標準化商品,市場那只無形的手,自然會驅動它流向生產成本最低的地方——肯尼亞那里有精通英語、熟悉學術規范,卻時間成本極低的勞動力。
而連接這兩端的,是一套高度成熟、數字化、全球化的灰色平臺系統。平臺們利用巨大的全球收入差價,憑借匿名技術和精準的在線營銷,像原油交易市場一樣,將肯尼亞青年的才智進行抽取、加工、輸送和抽成。個體在此系統中,幾乎沒有議價能力。
要理解這條“管道”為何存在且發展順暢,得從它的歷史來說。19世紀末,殖民者為了鞏固在東非的統治而修筑了“烏干達鐵路”,被當地人稱為“鐵蛇”,而與此同時殖民者也直接掠奪中部最肥沃土地、最適合農業耕作的土地來建立他們的領地。兩者共同奠定了肯尼亞的經濟宿命:成為一個服務于宗主國的初級產品出口地。茶葉、咖啡、鮮花這類單一經濟結構在獨立后被繼承下來,經濟命脈被殖民資本控制,結構上發展不出任何多元產業,無法催生復雜的產業鏈,也就無法創造吸收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崗位。經濟上沒有主權,就業市場上就沒有主權,這才是肯尼亞青年“才華無處安放”的結構性根源。
諷刺的是,當年殖民者為了培養低級行政管理員而建立的精英教育體系,卻意外贈予了肯尼亞人出色的英語能力和英式學術訓練。這套昔日的統治工具成了青年們參與全球灰色產業的核心技能,也成了將他們鎖定在全球價值鏈最底端的“枷鎖”。
但是如果不靠著這個灰色產業,那么那些失業的青年如何生存?在許多后殖民國家,權力結構與經濟利益盤根錯節,腐敗甚至是其維持運行的潛規則。于是,產業雖在本土處于灰色失序狀態,卻完美嵌入全球有序的資本流動——利用殖民教育遺產,服務前殖民中心的需求,赤裸裸展示了國家既無法為精英青年提供體面出路,也無力監管這片灰色地帶。
然而,更具時代諷刺性的轉折正在發生:生成式AI的崛起,也開始沖擊這條他們賴以生存的灰色產業鏈。據報道,2023年開始ChatGPT等工具已導致部分肯尼亞“學術寫手”的收入顯著下滑。一位化名Collins的資深肯尼亞代寫從業者表示,其收入因ChatGPT的普及而大幅下降,從2022年AI普及前月收入900-1200美元到普及后降到500-800美元。他們先是被不平等的全球經濟結構異化為工具,繼而其賴以謀生的“技能”,又可能被技術中心開發的產品所淘汰。
肯尼亞青年的困境背后,觸及的是社會基本信任、全球知識生產公平、青年發展出路等命題。
當論文可以購買、資質能夠偽造,我們對于教育公平、職業競爭乃至專業能力的信任將被動搖。如今全球共享知識,那么一篇醫學論文可能指導另一大洲的手術方案;一份工程報告可能影響跨國大橋的安全標準。代寫產出的“偽知識”流入學術數據庫,可能誤導研究、醫療決策或工程方案,尤其現在AI技術發展以來人類輸出的數據,所帶來的影響力可能超出想象。當我們共同依賴的知識體系被系統性摻假,知識公地的悲劇,將由所有人共擔。而與此同時,這也是人類智力資本的浪費—— 本可用于解決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全球性難題的才華,卻被消耗在制造學術泡沫上。
系統造成了的異化是雙向的——不僅剝削著肯尼亞的寫手,也異化了購買服務的歐美學生。他們讓渡了知識探索與思維鍛造的過程,獲得的學位與真實能力脫節,陷入一種擁有光鮮外殼卻內心空洞的困境。這種因壓力而讓渡思考的行為邏輯,與AI時代部分人開始依賴機器思考的現象,形成了隱秘的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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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成為系統運行的余數
歷史不缺乏系統如何一步步吞噬、異化個體的敘事。馬伯庸在《長安的荔枝》中描繪的九品小吏李善德,為將鮮荔枝從嶺南運至長安,進行了一場精密如現代項目的極限實驗。規則荒誕,最終“人馬俱斃”,李善德自身的良知也隨之崩解。他成功了,但也被“異化”了:他的價值只在完成一個在后人看來荒誕的任務目標,至于個人的悲喜、困頓與反思,在僵化的系統面前無足輕重。
肯尼亞的槍手、長安的驛吏,到外賣騎手、AI工程師、內容白領,看似迥異的命運,實則共享著同一種灼痛。
當個體被卷入一個僅為服務他者目標而設計的龐大系統時,其才能、勞動乃至人性,都極易被工具化、異化,并在價值被汲取后悄然邊緣化。
上述系統尚需個體的執行價值,未來的AI系統若導向“工作的終結”,則可能將異化推向更徹底的層次——人的價值被徹底取消。馬斯克等人描述的物質豐裕、工作將成為“可選愛好”的未來圖景,在邏輯上自洽,卻可能掩蓋了權力與分配的核心問題:被終結的往往是普通人的生計,而掌握選擇權的,大概率仍是掌控系統的那部分人。豐裕的未來,是否會衍生出另一種不平等?
人類集體投身于一場宏大的、效率至上的賽跑,卻驚恐地發現,終點線可能畫在我們自身存在價值的彼岸。如果未來系統的終極形態不再需要人類的勞動,甚至人類的“思考”,那么“人”的價值,究竟錨定何處?當算法可以更精準地配送、AI可以生成更精妙的文本、機器可以不知疲倦地優化一切時,那個曾以勞動和思想定義自身價值的“人類”,該如何自處?
這種存在性焦慮的體現,不只在互聯網上那片熱烈的“AI替代”討論,還在于外賣騎手于暴雨中疾馳時的麻木,代寫手們發送論文后面對貧民窟夜景時的空洞,白領收到AI生成的比自己更周全的報告時,脊背所掠過的寒意。
一個將全人類卷入其中的系統性問題,任何單一的褒貶都顯得無力。我們更多擔憂的是——當效率成為至高標尺,工具理性覆蓋價值本身,人的身影也在這洪流中漸漸淡去。而我們所能做的,或許僅僅是發出這份追問:在高效運轉的系統里,那個名為“你”“我”的、鮮活而復雜的主體,是依然在場,還是在悄然退場?在一切被優化、被加速、被嵌入系統的旅程里,是否仍有一片屬于“人”的、無法被編碼的田野?
參考資料:
華爾街日報:每周狂干 100小時:AI精英為贏得新科技軍備賽爭分奪秒。
人民日報:把握“投資于人”的豐富意蘊。
新華財經:肯尼亞“學術寫作”產業遭遇AI挑戰。
環球雜志:AI狙擊肯尼亞“代寫槍手”。
騰訊研究院:超越“第四次工業革命”:關于人工智能與人類主體性的再思考。
撰文 | Canamy
編輯 | 國佳佳
校對 | 馮莎莎
排版 | 梁思怡
題圖來源 | P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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