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ATM機吐出不設防的鈔票，取還是不取？許霆案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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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21日，星期五，廣州的夜幕降臨。黃埔大道西平云路交叉口，廣州市商業銀行的ATM機像往常一樣亮著冷白色的光。24歲的許霆剛剛結束在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保安工作，他的銀行卡里靜靜躺著176.97元——這是他半個月的工資余額。

晚上9點07分，許霆插入銀行卡，輸入密碼，點擊“取款”，在鍵盤上按下了“1-0-0-0”。機器發出熟悉的齒輪轉動聲，十張百元鈔票滑出出鈔口。他隨手查詢余額，屏幕上的數字讓他揉了揉眼睛：175.97元。

“只扣了1塊錢？”

許霆再次操作。取款1000元，查詢余額：174.97元。

那一刻，時間仿佛凝固了。街上的車流聲變得模糊，只有自己的心跳聲在耳邊咚咚作響。他環顧四周——便利店店員在整理貨架，公交站臺有兩個等車的人，沒有人注意這臺發瘋的ATM機。

狂喜之下，許霆連續取款5.4萬元。當晚，許霆回到住處，將此事告訴了同伴郭安山。兩人隨即再次前往提款，之后反復操作多次。后經警方查實，許霆先后取款171筆，合計17.5萬元；郭安山則取款1.8萬元。

“這是銀行的錢，不拿白不拿。”郭安山后來說，“當時就是這么想的。”

從21:07到23:51，在164分鐘里，許霆操作了171次。他記不清自己具體取了多少次，只記得不停地按鍵、拿錢、塞進口袋。牛仔褲口袋鼓起來了，他又塞進外套內袋，最后用隨身帶的塑料袋裝錢。

“中間有幾次機器提示‘交易失敗’，我害怕是銀行發現了，就等了十幾分鐘，然后又可以取了。”許霆回憶。

凌晨時分，兩人分開。許霆背著沉甸甸的塑料袋回到出租屋，在地板上倒出所有現金——整整17.5萬元。郭安山取走了1.8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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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臺ATM機所屬的廣州廣電運通金融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事后調查發現，故障源于一次系統升級。4月21日下午，工程師對銀行系統進行維護，但ATM機跨行轉賬系統出現了罕見的數據錯誤：取款金額本應從“取款金額”字段扣除，卻錯誤地從“余額更新標志”字段扣款，而該字段的默認值是1。

簡單說，無論取多少錢，系統都只扣1元。

4月22日上午9點，銀行對賬時發現異常。平云路ATM機在故障期間發生交易232筆，其中取款交易171筆，轉賬交易21筆，實際短款219,149元。其中最大的一筆是許霆取走的17.5萬元。

銀行立即調取監控錄像。畫面清晰顯示：一個瘦高的年輕人在ATM機前停留了近三小時，不斷重復操作。

當天下午，銀行工作人員撥通了許霆留在系統中的手機號碼。無人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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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霆在取款后的第二天就辭去了工作。“我知道銀行肯定會找我，但沒想到這是犯罪，我以為最多就是把錢還回去。”他后來在法庭上說。

他帶著17.5萬元現金開始了逃亡。第一站是山西太原老家，但只待了三天就匆匆離開。“村里人都知道我在廣州打工，突然帶著這么多錢回來，沒法解釋。”

他化名“王偉”在陜西寶雞租了間房子。17.5萬元現金大部分埋在床底下的鐵盒里。“我不敢存銀行，不敢花大錢，每天就吃面條饅頭。”有次房東來修水管，他整夜抱著鐵盒不敢睡覺。

與此同時，郭安山在家人勸說下，于2006年11月7日向公安機關自首，并退還了1.8萬元。廣州市天河區法院以盜竊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一年，并處罰金1000元。

警方對許霆的追捕從未停止。2007年5月，西安鐵路公安處接到線索，在寶雞火車站布控。5月22日下午，當許霆準備乘坐開往蘭州的列車時，民警在檢票口攔住了他。

“你叫什么名字？”

“王偉。”

“請出示身份證。”

“忘帶了。”

“那報一下身份證號碼。”

許霆報出了一串數字，民警在警務通上查詢后，抬頭看著他：“許霆，你因涉嫌盜竊罪被廣州警方網上追逃，請跟我們走一趟。”

在他的行李箱夾層中，民警找到了最后剩余的1.2萬元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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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20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第一法庭。

“被告人許霆，你對起訴書指控的事實有無異議？”

“有。我不是盜竊，是銀行機器出問題了，我才取的錢。”

公訴人宣讀起訴書：被告人許霆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構成盜竊罪。

許霆的辯護律師楊振平、吳義春提出了三條辯護意見：

1.許霆的行為不構成盜竊罪，應為不當得利

2.ATM機不是“金融機構”

3..銀行存在重大過錯

但公訴人針鋒相對：“許霆在發現ATM機故障后，不僅沒有告知銀行，反而連續取款171次，主觀上具有明顯的非法占有故意。其行為完全符合盜竊罪‘秘密竊取’的特征。”

法庭辯論焦點集中在三個問題上：

第一，ATM機是否屬于“金融機構”？

公訴人引用中國人民銀行《關于ATM機法律性質的批復》：“ATM機是銀行對外提供客戶自助金融服務的設備，是銀行柜臺服務的延伸，應視為金融機構的組成部分。”

辯護人反駁：“ATM機只是一臺機器，不能等同于有安保措施的銀行金庫。將利用機器故障取款等同于盜竊金融機構，是機械化適用法律。”

第二，是否構成“秘密竊取”？

公訴人：“許霆在深夜取款，銀行不知情，符合‘秘密’特征。”

辯護人：“他在公共場合、用自己實名銀行卡、輸入真實密碼，何來‘秘密’？”

第三，銀行過錯能否減輕罪責？

辯護人：“銀行系統故障是誘因，銀行應承擔相應責任。”

公訴人：“這不能否定許霆行為的違法性，只能作為量刑情節考慮。”

2007年12月16日，一審宣判。

“被告人許霆犯盜竊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法槌落下那一刻，許霆的父親許彩亮在旁聽席上癱軟下去。許霆本人臉色蒼白，被法警帶出法庭時，回頭看了父親一眼，嘴唇動了動，什么也沒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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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書經媒體報道后，一場席卷全國的輿論風暴開始了。

網絡沸騰

天涯社區、貓撲、新浪論壇上，相關帖子的點擊量幾天內突破千萬。“今天你許霆了嗎？”成為網絡流行語，意指遇到不公平對待。

有網友算了一筆賬：“貪污幾百萬判十幾年，取款17萬判無期，這公平嗎？”

還有網友諷刺：“ATM機誘惑人犯罪，銀行應該負連帶責任。”

媒體論戰

《南方都市報》發表社論《許霆案：法律不應如此冰冷》：“當法律適用的結果嚴重違背公眾的正義直覺時，我們需要反思的是法律本身，還是司法者的機械適用？”

《法制日報》則撰文強調罪刑法定原則：“輿論不能代替司法，民意不能左右判決。但如果判決與公眾普遍認知差距過大，司法機關應當反思。”

法學界大辯論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齊林認為：“許霆的行為與傳統盜竊有明顯區別，直接套用盜竊金融機構的條款值得商榷。”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興良則指出：“此案暴露了刑法第264條的量刑缺陷。‘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是3-10萬元，但20年來經濟發展數十倍，標準卻未調整。”

銀行的態度

面對輿論壓力，涉事銀行始終保持沉默。有內部人士私下透露：“銀行也是受害者，如果這次不嚴肅處理，以后類似情況會更多。”

但公眾不買賬。一名廣州市民在接受電視采訪時說：“銀行多扣了錢，儲戶要證明自己清白；ATM機多吐了錢，儲戶就成盜竊犯。這公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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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輿論壓力下，2008年1月9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做出裁定：一審判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撤銷原判，發回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重審。

這一裁定被法學界視為中國司法對民意的積極回應。“這不是輿論干預司法，而是司法通過程序吸納民意，實現自我修正。”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韓大元評價。

2008年2月22日，案件重新開庭。這一次，法庭旁聽席座無虛席，連過道都站滿了人。

新增加的辯護律師張新強提出了一個關鍵觀點：“許霆的行為更符合侵占罪特征，而非盜竊罪。侵占罪最高刑期是五年，且屬于自訴案件，不告不理。”

公訴人依然堅持盜竊罪的指控，但語氣有所緩和：“考慮到ATM機故障這一特殊情況，請法庭在量刑時予以酌情從輕。”

許霆在最后陳述時說：“我知道我錯了，我不該取那么多錢，更不該逃跑。我愿意退還所有錢，我愿意接受懲罰，但請給我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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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31日，廣州中院做出二審判決。

審判長宣判：“被告人許霆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二萬元；追繳違法所得17.5萬元。”

判決書詳細闡述了改判理由：

“經查，被告人許霆是在發現銀行自動柜員機出現異常后，臨時起意實施盜竊行為。與有預謀、有準備的盜竊犯罪相比，主觀惡性相對較小。

“許霆是利用自動柜員機出現異常竊取財物，與采取破壞性手段盜取錢財相比，犯罪情節相對較輕。

“許霆歸案后能夠如實供述罪行，認罪態度較好。其盜竊所得贓款已被追回，未造成實際經濟損失。

“根據本案具體的犯罪事實、犯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對許霆可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

判決書還特別指出：“本院注意到，原判量刑不當，應予糾正。”

從無期徒刑到五年有期徒刑——刑期的巨大變化背后，是中國司法在法理與情理之間尋找平衡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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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霆在廣東省番禺監獄服刑。由于表現良好，他獲得了減刑機會。

“剛進去時，其他犯人都叫我‘ATM小哥’。”許霆后來回憶，“有人開玩笑說，早知道取十幾萬只判五年，他們也去取了。”

在監獄里，許霆參加了職業技能培訓，學習了電工技術。他每個月給家里寫一封信，信封上總是寫“爸媽，我一切都好”。

2010年7月，因在服刑期間確有悔改表現，經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裁定，許霆獲得減刑，提前出獄。

走出監獄大門那天，廣州下著小雨。許霆抬頭看了看天空，對等候的記者說了三句話：“謝謝大家關心。我會重新開始。我想回家。”

許霆出獄了，但案件引發的討論仍在繼續。

法學反思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廢除了盜竊罪的死刑，但對“盜竊金融機構”的特別規定依然存在。不過，最高法院隨后出臺司法解釋，大幅提高了“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

“許霆案推動了盜竊罪量刑標準的合理化。”清華大學教授張明楷評價。

銀行風控改進

此案后，各大銀行加強了對ATM機的監控和維護。故障響應時間從原來的24小時縮短到4小時，許多銀行增加了實時交易監控系統。

類似案件的不同判決

2008年，云南何鵬案（ATM機故障取款42萬元，一審無期）在許霆案改判后，也由無期改判為八年半。

2012年，浙江唐風軍案（ATM機故障取款30萬元）被認定為信用卡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同類案件不同判決，說明法律適用仍需進一步明確。”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劉憲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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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許霆在山西臨汾開了一家小超市。他很少接受采訪，偶爾有記者找到他，他總是說：“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

超市的收銀臺旁放著一臺POS機，有時顧客刷卡時機器出現故障，許霆會馬上過來檢查。有次一個新來的店員在機器故障時多收了錢，許霆發現后，連夜上門退款。

“我理解許霆為什么那么做。”一位當年參與案件報道的老記者說，“他不是大奸大惡之人，只是一個在巨大誘惑面前沒有把持住的普通人。這個案子最深刻的意義在于，它讓我們思考：當法律遭遇人性的弱點，當技術故障引發道德困境，我們該如何在懲罰與寬恕、規則與情理之間找到那條艱難的道路。”

廣州那臺改變了許霆人生的ATM機早已被更新換代。但在中國法治進程的記憶中，2006年4月21日的那164分鐘，將永遠作為一個刻度，標記著一個時代對正義的思考與探索。

而每一個經過ATM機的人，或許都曾在某個瞬間閃過那個問題：如果機器出錯，我會怎么做？

這不僅是法律問題，也是對人性的永恒詰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