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四川大學數十名碩博生公開舉報導師王竹卿學術不端、侵占經費、師德失范等，引起軒然大波。近年這類事情每過一段時間就會爆出一起，可以說屢見不鮮。因為這觸及的是中國教育金字塔最頂端的黑幕，所以很多人是以吃瓜心態來看待，很少有人深入分析個中原因及解決辦法。筆者去年進入了一所211大學攻讀研究生，但是，短短一學期時間，就已與班上的同學對研究生教育祛魅了，因此可以現身說法，來分析研究生教育的真正問題及其解決辦法。

我們經過層層選拔，好不容易進入了一所211學校就讀。本以為能夠在這里學有所成，為就業做好充分準備，沒想到現實卻給了我們當頭一棒。我們這個專業是兩年制專碩，這也就意味著我們第一年9月份入學，第二年的這個時候就要準備秋招了。因此，前幾屆的學生大多在研一的第二學期就出去實習；據說有的老師去上課的時候，發現教室里來的學生太少，因而引起了他們的不滿。于是系領導打算整頓學風，嚴抓學生上課考勤；貫徹這項政策最積極的，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年輕老師A。

A老師是一位治學嚴謹的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有“精神潔癖”。他表示自己非常討厭水論文，寫論文時，對其中每個公式都會進行詳細推導。同時，他也看不慣那些混一下就能過關的學生。所以，在主持面試或答辯時，對那些喜歡包裝自己或者打算糊弄過去的學生，他都會無情揭露。應該說，在學術垃圾泛濫、浮夸造假盛行的風氣下，A老師還能保持這種求真務實的品質，是難能可貴的。

不過，孔子有一句話在有些情況下是有道理的，那就是“過猶不及”。A老師最大的法寶就是“掛科”，他上課的時候經常這樣威脅我們：“這些公式我沒時間推，你們自己回去一定要一步一步把它們推出來。你們要是不好好學，不聽我的話，等期末考試考到了這個題目，你不會寫，那就別怪我讓你掛科。”實際上，他教的其中一門課有14章內容，總共有約700張PPT，他考試就從全部PPT中隨機抽選內容，編成題目。

A老師認為，我們既然考到了這所211學校，就應該有相應的水平，否則就會砸了這個學校和他的招牌；然而這個水平到底是什么，似乎完全是從他的頭腦里想象出來的。比如，他認為他的課程難度不大，他只不過是按照很簡單的美國教材與P大的標準來授課的。當我們向他反映，現在就業壓力比較大，我們還需要時間學習就業技能，能否降低課程難度時，他直接粗暴地表示這不關他的事，他只負責把課上好；甚至說以后研究生復試的時候，他會逐個詢問每個學生讀研是不是為了找工作，回答“是”的學生則全部淘汰。

倘若把他的課程內容學好，就能夠繼續讀博或者有利于就業，那他的這種嚴苛要求似乎還可以理解。但是連他自己都承認，這些課程知識“很多都過時了”；“對就業沒有幫助，學了不久就會忘記，只能鍛煉一下思維能力”，那這種極端脫離實際的要求就讓人難以忍受了。

實際上，這種現象并非偶然。資料顯示：“我國大多數高校學術型研究生與專業型研究生的教育課程內容沒有顯著的差異，課程設置前沿性、交叉性不足。課程體系注重知識灌輸而不重視學生個性和能力的培養”[1]“專業型研究生的教育課程內容與產業實踐發展實際脫節，從而導致一些專業型研究生未能得到市場認可。”[1]

這跟筆者身邊的經驗也是吻合的。筆者的一些研究生朋友，不論是學文科、理科還是工科的，他們都表示研究生在學校里面其實學不到什么東西。其中一位水利專業的畢業研究生說：“真正在工作上，研究生學的東西基本用不到，倒是本科學的東西還有些作用。”

也就是說，無論是所謂的專碩還是學碩，也無論是文科、理科還是工科，當前的研究生培養并沒有真正抓“研究”，而是普遍延續了中學的填鴨式教學模式，授課內容依舊嚴重脫離實際，學生難以通過上課學到對自己以后的發展有用的東西（相關專業知識或就業技能），于是紛紛失去了認真上課的動力。其中自律性高一些的學生還能堅持自學或跟著導師做一些項目，剩下的大量學生則整日游手好閑，虛度光陰，大大延緩了人的社會化。這種研究生生活本質上是對個人時間與社會資源的浪費。

在一般情況下，由于其他學院及外校的任課老師忙于自己的事務，對研究生的上課與期末考試要求比較寬松，因此這種矛盾并不突出。而在我們學院，情況則完全不同：充滿官僚習氣的系領導沒有能力理解當前研究生教育中的核心問題，只看到學生“不好好學習”的現象。于是，他們與活在自己理想世界中的A老師一拍即合，以掛科與延畢作為逼迫手段，展開了對我們的規訓。

正是這種結合的管控方式，激化了原有的矛盾。最終才出現了這樣一副奇觀：一邊是迫于掛科壓力而整日學習、卻內心積怨的學生憤而舉報老師；另一邊則是老師整天想著怎樣出“好”題目與如何對付學生的舉報。

近年來，我國研究生一直在進行擴招。2024年全年我國研究生教育招生已達135.7萬人，在學研究生409.5萬人，畢業生108.4萬人。[2] 也就是說，每年都有上百萬人懷揣著對研究生生活的美好憧憬而來，幾年后卻失望而去。

那么，應該如何解決研究生教育中的問題呢？我們先來看看近期的高校改革。

首先，許多高校紛紛宣布延長研究生學制，主要是將2年或2.5年制專業型碩士（專碩）延長至3年。據說，主要原因是：

“不少學校和老師都認為，實踐表明，二年制專碩的培養質量不能令人滿意。學制的延長，有利于學生更合理地分配時間，在實踐環節也有更充足的時間，同時也有利于強化授課教學，提高研究生培養質量。此外，也有利于提升專碩的社會認可度，增加就業的競爭力。”[3]

然而，這種改革方式無異于飲鴆止渴。其出發點仍是從國家層面（緩解畢業生就業壓力）和學校層面（緩解教師授課與學生實習的矛盾）來解決問題，并未真正考慮學生的切身利益。

因為“學制的延長”與“強化授課教學”，其實并不能實現其所宣稱的“提升研究生培養質量”或“增加就業競爭力”，反而只會增加專碩學生的學習成本。既然在學校里學不到真正有用的東西，為什么不減少學業壓力、減少對研究生時間的浪費，早一些放他們出去實習與就業呢？

此外，多所“雙一流”高校相繼宣布取消或壓縮學術型碩士研究生（學碩）招生規模，轉而擴大博士生，特別是“直博生”的錄取。這一變化在基礎學科尤為明顯。2020年召開的研究生教育會議就已提出，未來高層次學術創新人才主要通過博士教育培養，碩士階段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主，即以專業學位碩士培養為主。《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發展方案（2020—2025年）》，更是直接明確要將專業碩士招生規模擴大到碩士招生總規模的2/3左右。

然而，博士擴招也并非良策。據教育部官方數據，我國博士招生規模從2014年的7.26萬人，到2024年突破17.11萬人，近3年來年增長率均保持在10%以上。[4]

招這么多研究生特別是博士，確實能夠幫助學校發更多論文，使其獲得更好的學科評估，進而得到更多的科研項目與經費支持，對國家也有很多好處（比如緩解就業壓力），但是這樣會不會出現研究生過剩呢？

智聯招聘發布的《2024年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顯示，2024年碩博學歷畢業生的offer獲得率為44.4%，較2023年的56.7%大幅下滑，且首次低于本科生的45.4%。其中，非“雙一流”高校的碩博畢業生offer獲得率僅為33.2%，低于同校本科生（43.9%）約10.7個百分點。如今博士的就業情況可見一斑。以高校教職崗位為例，非升即走制度已普遍推廣，青年教師的“保底崗位”日益減少，競爭日趨白熱化。所以，現在的研究生顯然是供大于求了。

有人會以中國每年授予博士學位的人數以及博士占人口的比例都明顯低于美國為由，認為中國還存在發展研究生教育的潛力，這種觀點忽視了美國研究生教育特別是博士研究生教育具有為全世界培養人才的特點：2023 年美國共授予 57,862 個博士學位，其中臨時簽證持有者也就是國際生有19,393 人，占到了全部博士學位獲得者的約1/3，特別是在計算機與信息科學、工程、數學與統計學這些學科中，這一比例均超過一半。

除了就業問題，還有延畢問題與隨之而來的心理問題。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教育統計數據，2016-2023年的8年間，以畢業人數/預畢業人數定義的博士生延畢率均在一半以上。[5]

2019年，陳祉妍帶領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科研團隊對我國研究生群體的心理健康狀況進行了調研。結果發現，35.5%的被調查研究生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抑郁表現，60.1%的被調查研究生有焦慮問題；調研還發現，博士生的抑郁、焦慮平均水平顯著高于碩士生，其中有抑郁表現傾向的比例也更高。具體而言：在碩士生中，有一定程度抑郁表現的有34.7%（其中高風險占12.1%）；在博士生中，這一比例則為36.6%（其中高風險占12.9%）。作為對比，中國普通大學生的抑郁與焦慮風險檢出率分別約為21.48%和45.28%。[6]

也就是說，學歷越高，陷入抑郁與焦慮的風險就越高。

首先，現在提出的增加優質高中學位供給、雙一流高校本科擴招以及碩博研究生擴招政策——美其名曰是為了“培養高層次人才”，然而實際上是一種倒退甚至反動的政策選擇，并不能使人成才，因為這些學校的教育基本是脫離生產、脫離實際的。

列寧指出：“沒有年輕一代的教育和生產勞動的結合，未來社會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無論是脫離生產勞動的教學和教育，或是沒有同時進行教學和教育的生產勞動，都不能達到現代技術水平和科學知識現狀所要求的高度。”[7] 這一論斷至今發人深省。因此，正確的做法應當是改弦易轍：不僅應該停止上述學校的大幅度擴招，反而應根據社會實際需要進行適當縮招，特別是許多大學的文科專業。

本科與研究生的培養并非不要，而是應貫徹“少而精”的原則，把大學變成真正研究基礎理論與尖端技術的場所。

那么，大多數學生如果不去這些學校，應該去哪里呢？答案是：職業學校。當前，應整頓并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包括中職、高職與職業本科），注重產學結合，讓學生在其中能真正學到技術，畢業后能找到相應工作，而不僅僅是混一個文憑。這些學生工作之后，如果確有進一步研究的意愿與能力，再進入大學深造也不遲。

與之配套，公務員、中小學教師等體制內崗位招聘，除少數確實要求研究生專業知識的崗位外，應一律不得設置研究生學歷門檻，給“唯學歷論”的社會熱潮降一降溫。

其次，大學應該打破“唯論文論”，不得要求研究生必須將論文發到SCI、C刊或其他刊物上才能畢業；只要其畢業論文具有一定創新性，即應準予畢業。另外，一些高校正在進行的“縮減學分、排除水課”的做法是正確的。

1964年與1965年，毛主席在《關于教育革命的談話》中就曾指出：“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請邀學校師生代表，討論幾次，決定實行。如何請酌。”[8] 這段話精準指出了學生負擔過重的危害，并給出了“師生參與討論決定”的民主方法。因此，必須反對現行只由官僚與專家治校的方式，應該請學生參與，共同討論確定哪些課程是無需開設的（即學生學不到東西或所學日后基本用不上），繼而取消這些“水課”，并支持學生多外出實習。

上海交通大學與多家行業領軍企業、科研機構共建的聯合培養基地模式就值得借鑒。該模式采用“雙導師指導+課程學習+專業實踐+學位成果”的培養方式：以產業實際問題為導向，依托雙方合作項目培養學生，由校內優秀教師與聯培基地的“行業導師”組成“雙導師組”共同指導。學生第一學年在校內學習，其余時間則在聯合培養基地學習、科研直至畢業。

最后，所有的大學都應該建立健全的學生民主監督機制。現在很多大學雖設有校務委員會或類似的咨詢、議事與監督機構，其中也有名義上的學生代表，但這些委員會往往存在感很低、很少開會，學生代表也未能發揮實質作用。

必須從制度上進行改革：所有大學都應設立具備實權的校務委員會，并定期（例如每月一次）召開會議。學生代表必須由全體學生民主選舉產生，其核心職責就是向學校如實反映同學們的疑問與訴求。例如：

學校為何會出現將學生當作“牛馬”“奴隸”的惡劣導師？是否源于導師對學生畢業的審核權過大？

為什么有些導師不投入時間精力指導研究生？

學校是否存在論文造假、違規掛名、套取經費等問題？

食堂等后勤服務是否有問題？

以及，上述問題應如何解決？

此類會議應全程公開直播，接受全校師生的監督。此外，必須特別保護學生通過自媒體進行自發監督的權利——這種權利目前因校方或教師常以處分、延遲畢業等手段相威脅而難以行使。

事實上，如果校務委員會真能成為溝通學校、教師與學生的堅實橋梁，并切實解決問題，學生又何須被迫訴諸自媒體來發聲？

總之，川大博導王竹卿被舉報暴露出來的不是個別導師的道德品質問題，而是整個研究生教育的問題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程度，教育和學術被異化成了資本和商品，師生關系被異化成了雇傭關系。正是因為研究生已經到達學歷金字塔的頂點，這些問題的暴露才會變得愈加觸目驚心，才會更能引起人們對制度本身的反思，進而深刻認識到改變這一問題的迫切性。

參考文獻

[1] 汪旭暉, 李晶. 高質量的研究生教育體系：科學內涵、發展困境與實踐進路[J]. 教育與考試, 2025(01): 53-64.

[2] 國家統計局. 中華人民共和國202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J]. 高校圖書館工作, 2025(2): 封3.

[3] 第一財經. 不少學校認為二年制專碩培養質量不滿意[EB/OL]. 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5-07-27/doc-infhwpiy1185385.shtml.

[4]軟科. 高校官宣：博士擴招240%！[EB/OL]. https://mp.weixin.qq.com/s/w_ClT0MXVJBqkFZ7Ord9qg.

[5] 知識分子. 延畢率60%左右，博士畢業為啥這么難？[EB/OL]. https://mp.weixin.qq.com/s/XlooXMkxo7Dbaq7o_QoCoA.

[6] 中國青年報. 研究顯示：我國研究生群體抑郁焦慮問題顯著[EB/OL]. https://kepu.gmw.cn/2021-04/13/content_34759992.htm.

[7] 列寧. 民粹主義空想計劃的典型[M]//1897.

[8] 毛澤東. 《毛主席論教育革命》[M]. 人民出版社, 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