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 | 特朗普的伊朗戰爭或將釀成比伊拉克戰爭更嚴重的災難

災難性的戰爭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在軍事決策上的激進程度，似乎即將超越喬治·W·布什。

作者：Jeet Heer

編輯：阿K

唐納德·特朗普一向將自己塑造成反對“無休止戰爭”的政治形象。然而，他目前正在醞釀一場針對伊朗的軍事危機，其規模和破壞力或將與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在2003年發動的伊拉克戰爭相提并論。

在此之前，特朗普似乎還顧及美國公眾在伊拉克戰爭后對高昂且漫長的戰爭的厭惡情緒。與緊隨布什之后的貝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和喬·拜登（Joe Biden）相似，特朗普更傾向于采用短平快的暴力手段。外界觀察到，無論是無人機襲擊、暗殺、短期轟炸還是綁架，這都是特朗普此前在加勒比地區、委內瑞拉、敘利亞等地采取的主要軍事干預模式。

不過，特朗普針對伊朗的計劃顯然更為龐大。據《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報道，目前有“兩個航空母艦戰斗群以及數十架戰斗機、轟炸機和空中加油機正在向伊朗打擊范圍內部署”。

這種龐大的艦隊集結表明，美軍正在籌劃一場遠超任何短期打擊的大規模軍事行動。智庫“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Responsible Statecraft）的凱利·弗拉霍斯（Kelley Vlahos）指出，目前該地區已部署了108架空中加油機。作為對比，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第一階段，美軍部署的加油機數量為149架。

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政治學教授羅伯特·佩普（Robert Pape）觀察認為，近期美國空軍向中東地區的增兵，“相當于部署了全球可調動美國空權的40%至50%”。他進一步表示，這種規模的空中力量足以與1991年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相提并論，且規模仍在持續擴大。

佩普強調，美國歷史上從未在尚未發動打擊的情況下，對潛在施壓對象部署如此龐大的軍力。他對兩次伊拉克戰爭的回顧，凸顯了美國在中東政策上的某種帝國主義延續性。

不過，在具體執行方式上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1991年海灣戰爭的理由是回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此舉被國際社會普遍認定為違反國際法。暫且不加評判那場戰爭的最終戰略價值，時任總統喬治·H·W·布什（George H.W. Bush）確實獲得了美國國會和聯合國的雙重批準，并得到了一個包括眾多中東國家在內的廣泛全球聯盟的支持。

相比之下，喬治·W·布什在2003年發動戰爭時的立場則顯得岌岌可危。他雖然獲得了國會的授權，卻未能爭取到聯合國的支持。他所組建的所謂“意愿聯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規模遠小于其父在1991年建立的聯盟，且主要由依賴美國庇護的弱小國家組成。

此外，外界普遍認為當時開戰的理由充斥著虛構的謊言與難以令人信服的政治宣傳。這些信息包括關于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神話，暗示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與“9·11”恐怖襲擊有關的錯誤引導，以及聲稱要解放伊拉克并實現中東民主化的宣傳論調。

在當時看來，伊拉克戰爭似乎是極度荒謬的舉動：一場建立在不實之詞基礎上的“選擇性戰爭”，注定會以悲劇收場。隨后的事態發展也充分印證了這些擔憂。然而，分析人士指出，如今特朗普在魯莽的軍事冒險方面，似乎即將超越喬治·W·布什。

特朗普在計劃打擊伊朗時，并未尋求國會或聯合國的批準。他甚至沒有像布什在2002年和2003年那樣，為了給武裝入侵制造共識而開展復雜的公關宣傳。顯然，特朗普認為其個人的開戰意愿就是他所需要的唯一正當理由。

與2003年相比，本屆美國政府為戰爭提供的借口更為矛盾，戰略目標也更為模糊。有時，特朗普的表態似乎表明，其目的是迫使伊朗簽署一份比2015年奧巴馬時期僅略微嚴苛一點的核不擴散協議。但在其他場合，白宮又會釋放出政權更迭的信號。

正如《紐約時報》所報道的那樣：“在面對擁有9000多萬人口的伊朗時，政府官員對于自身的戰略目標含糊其辭。盡管特朗普經常談論要防止伊朗具備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但國務卿馬可·盧比奧（Marco Rubio）和其他幕僚卻提出了種種其他的軍事行動理由。”

這些理由包括保護上個月在沖突中被伊朗安全部隊殺害的數千名抗議者、摧毀伊朗可能用來打擊以色列的導彈庫，以及切斷德黑蘭對哈馬斯（Hamas）和真主黨（Hezbollah）的支持。盡管有報道稱特朗普政府內部的一些派系仍在猶豫，但這種戰略上的缺乏清晰度正是導致戰爭似乎難以避免的原因之一。

在美國缺乏明確目標的情況下，很難指望伊朗政權會坐在談判桌前。基于過去的行動，伊朗顯然對締結新的核條約持開放態度。但是，盧比奧提出的其他要求（最明顯的是要求其放棄非核導彈項目）是沒有任何談判余地的。

原因很簡單，當敵手公開談論顛覆其政權時，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同意解除武裝。從伊朗高層領導人的角度來看，與其妥協，不如承受一次打擊，以此證明他們有足夠的韌性為未來的生存而戰。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還在不斷疏遠那些在持久戰中必不可少的盟友。特朗普關于吞并格陵蘭島的威脅讓歐洲人日益警惕。傳統上作為美國帝國體系中最順從的盟友之一的英國，目前拒絕允許美國使用其空軍基地對伊朗發動打擊。

此外，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邁克·赫卡比（Mike Huckabee）在中東引發了一場重大外交風波。他在接受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采訪時聲稱，《圣經》賦予了以色列統治中東廣大地區的權利，甚至包括目前由美國盟友控制的土地。赫卡比宣稱“如果（以色列）把這些土地都占了也沒什么問題”，這一言論導致了包括約旦和埃及在內的十幾個政府提出抗議。

化解危機的“下臺階”依然存在，特別是如果特朗普政府能夠將戰略焦點嚴格限制在達成新的核協議上。然而，特朗普在外交方面鮮有建樹，他更偏好于能夠造成巨大破壞的武力展示，而這些舉措通常無助于達成協議或實現長期的穩定。

按照目前的軌跡發展，短期內爆發一場未能讓對方屈服的小規模戰爭的概率極大。這將為一場更大規模的沖突埋下伏筆，它作為伊拉克戰爭的續集，極有可能會演變成一場更為慘痛的災難。

作者

吉特·希爾（Jeet Heer）是《國家》雜志（The Nation）的國家事務記者，同時擔任該雜志每周播客《怪物的時代》（The Time of Monsters）的主持人。他還撰寫每月專欄“病態癥狀”（Morbid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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