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氣了解伊朗和以色列的所有恩怨的源頭

追溯歷史，伊朗與以色列并非天生宿敵，反而曾有過短暫的友好交集。作為中東地區的古老民族，波斯人和猶太人有著悠久的相處歷史，波斯帝國時期，猶太人曾得到相對寬容的對待，為兩民族的友好埋下過伏筆。二戰結束后，以色列于1948年宣布建國，此時伊朗處于巴列維王朝統治時期，雙方因共同的處境和利益走到一起。當時，兩國都面臨周邊阿拉伯國家的敵視與孤立，且同為美國在中東的重要伙伴，在美國的牽線搭橋下，雙方在軍事、經濟領域展開密切合作，這段時期成為伊以關系中難得的“蜜月期”。

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成為伊以關系的根本性轉折點，也是雙方恩怨的起點。這場革命推翻了親美親以的巴列維王朝，霍梅尼領導的什葉派建立起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隨即徹底改變外交路線，將反美、反以作為核心對外政策，甚至將以色列定為“小撒旦”，拒絕承認其合法國家地位并宣布斷交。從本質上看，這場革命帶來的意識形態對立，是伊以恩怨的核心根源——伊朗以什葉派伊斯蘭教立國，將反對以色列的“猶太復國主義”視為宗教義務；而以色列作為全球唯一的猶太國家，將伊朗的意識形態輸出視為對自身國家認同和生存權的根本挑戰，這種對立被政治化后，成為雙方難以調和的結構性矛盾。

巴以問題的持續發酵，進一步加劇了伊以之間的仇恨。巴以沖突是中東動蕩的“總病根”，1947年聯合國巴以分治決議未能徹底落地，以色列通過五次中東戰爭不斷擴張領土，導致巴以領土劃分、耶路撒冷地位、難民回歸等核心爭議懸而未決。伊朗始終將“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反對以色列擴張”作為自身地區合法性的核心敘事，成為中東對抗以色列的核心旗手，不僅在輿論上聲援巴勒斯坦，還向黎巴嫩真主黨、哈馬斯等反以武裝提供資金和武器支持，直接威脅到以色列的安全。而以色列則將伊朗視為所有反以行動的幕后推手，對其敵意不斷加深。

地緣政治博弈與核問題的交織，讓伊以恩怨雪上加霜。伊朗通過意識形態輸出和武裝扶持，構建了橫跨黎巴嫩、敘利亞、也門、伊拉克的“抵抗之弧”，從北、東、南三個方向對以色列形成戰略包圍，用代理人戰爭牽制以色列軍事力量，打破其地區軍事壟斷。以色列則以“隱秘戰爭”反擊，通過空襲、暗殺、網絡戰等方式，持續打擊伊朗在敘利亞的軍事存在、核科學家與核設施，試圖瓦解伊朗的戰略能力。

核問題更是雙方不可退讓的“生死紅線”。以色列是中東地區唯一事實上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始終堅持“不允許中東出現第二個核國家”的絕對安全戰略，認為伊朗一旦掌握核武器，將對其形成滅國級威脅，為此不惜多次采取先發制人打擊。而伊朗則認為，發展和平核技術是《不擴散核武器條約》賦予的主權，核能力是應對美以軍事威脅、打破西方制裁、提升地區話語權的核心籌碼，堅決拒絕放棄核計劃。2018年美國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后，伊朗持續突破鈾濃縮豐度限制，以色列的安全焦慮達到頂點，雙方矛盾進一步激化。

外部勢力的干預，成為伊以恩怨持續升級的重要推手。美國長期奉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將以色列打造成自身在中東的“代理人”，同時對伊朗實施長期制裁和遏制，試圖通過扶持以色列、打壓伊朗，維持對中東的絕對控制。2026年2月，美伊第三輪核問題間接談判取得一定進展，以色列不愿看到美伊達成共識，在美軍雙航母部署到位后，聯合美國對伊朗發動大規�？找u，將雙方恩怨推向新的高潮。

縱觀數十年恩怨，伊以矛盾早已超越單純的民族、宗教矛盾，成為意識形態對立、地緣利益爭奪、大國博弈交織的復雜產物。雙方的對抗陷入“報復循環”，不僅給兩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也嚴重威脅中東地區的和平穩定，影響全球能源安全。唯有摒棄對抗、回到談判桌前，通過平等協商解決分歧，才能打破僵局，這既是地區國家人民的共同期盼，也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