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12個省區市吹響了“十五五”開局沖鋒號。

2026年2月24日以來，西部12省區市當中，重慶、四川、陜西、寧夏、內蒙古、青海、廣西召開了“新春第一會”，其余五個省份也通過各種方式部署了全年經濟工作，一系列頂層設計浮出水面，勾勒出西部經濟發展的新藍圖。

在過去，西部被視為東部的“勞動力輸出地”和“能源資源供給地”，這種刻板印象已經嚴重滯后于現實。西部正在用實際行動表明：自己不僅是國家戰略的“大后方”，更是新質生產力的“試驗田”和對外開放的“橋頭堡”。

黃桷樹財經注意到，西部正在用實際行動來展現“十五五”開局之年的打法。

一、告別“政策洼地”：營商環境的生態迭代

西部12省區市幾乎都將“優化營商環境”和“重大項目開工”作為“十五五”開局的首要任務。

在銀川會場，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李邑飛在推進項目建設時拋出一個耐人尋味的表述：“精耕細作”。這個農業詞匯被用到經濟工作當中，意味著對過去粗放式增長的告別。

寧夏今年謀劃儲備810個新型材料、清潔能源等重點工業項目，但同時強調“落實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指引，規范涉企行政檢查”。這是一種微妙的平衡術——既要抓住項目投資，又要提升營商環境。

相似的情景在呼和浩特上演。內蒙古提出開展“營商環境質量提升年”行動，自治區黨委書記王偉中的用詞非常務實：“讓企業在內蒙古辦事順心、投資放心、經營舒心、發展安心。”四個“心”字，勾勒出一個資源型省份向服務型政府轉型的路徑。

在成都會場，對于提升營商環境的思考有另外一層表述。四川省委書記王曉暉提出，要推動營商環境“從控成本向優生態迭代升級”。這個表述，折射出了西部高層人士對中國經濟格局變化的敏銳洞察——單純靠資源稟賦和優惠政策吸引投資的邊際效應正在出現遞減，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政府服務效能的提升是爭奪產業轉移的關鍵所在。

在西寧會場，青海省委書記吳曉軍坐在一群企業家中間，開了一場高規格的座談會。“企業強則青海強，產業興則青海興”——當這句非常樸素的話從吳曉軍口中說出的時候，真實地反映出了地方主政者的心態：政府與企業是深度綁定的利益共同體，搞好經濟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

二、告別“傻大黑粗”：新質生產力推動產業升級

西部12省區市不再滿足于做低端加工，正在集體向“未來產業”和“高端制造”突圍。

在重慶會場，重慶市委書記袁家軍要求，鞏固壯大“33618”現代制造業集群體系，全面放大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產業引領優勢，加快建設低空經濟創新發展強市，著力培育壯大具身智能機器人等未來產業，對于一個傳統工業重鎮而言，這無疑是一次非常華麗的轉型升級。

四川的選擇是一手抓創新策源能力提升，一手抓科技賦能產業轉型升級，統籌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培育壯大。四川明確要求政府基金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這八個字背后，是地方政府角色的一次重大轉型——從招商引資的“房東”，變成風險投資的“股東”。

在資源型省份，產業轉型升級顯得更為迫切。

內蒙古正在試圖擺脫“羊煤土氣”的標簽。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王偉中提出，要做大做強風能、光伏、新型儲能等新能源裝備，還要開發農牧業機械、礦山機械等新產品。這意味著，內蒙古不再滿足于賣煤、賣電，而是準備切入裝備制造這一更高附加值的環節。

作為三江之源，青海的選擇是不走粗放工業化的老路。青海省委書記吳曉軍向企業家提出的方向是：向“綠”而行、向“新”發力、向“高”攀登、向“優”提質、向“融”拓展。儲能產業、智能電網、氫能產業——這些低環境負荷、高技術密度的賽道，成為青海的突圍方向。

貴州則走出了一條“產業依托型”的科創之路。貴州省委書記徐麟和省長李炳軍在春節后第一個工作日走進創新中心和實驗室，表態要聚焦數智賦能、“富礦精開”。這是一種務實的創新觀：立足自身資源稟賦，用科技強化產業鏈。

三、告別“內陸腹地”：開放通道推動產業集聚

重慶果園港，巨大的龍門吊正在裝卸來自東盟的貨物。重慶這座不靠海、不沿邊的內陸城市，正在成為西部陸海新通道的運營中心。

重慶市委書記袁家軍提出的要求是：物流樞紐經濟區建設要“起步成勢”，要積極發展臨空、臨港、臨鐵經濟，實施“渝貿全球”國際市場開拓計劃。這一系列動作指向同一個目標——讓通道產生貨流，讓貨流沉淀為產業。

重慶向南一千多公里是西部陸海新通道的出海口廣西欽州港。

廣西提出的戰略方向是“向海圖強”。廣西正在為2026年底平陸運河的通航做最后準備。平陸運河是以來首條連通江海的大型運河工程，也是中國自后一千多年來的第一條運河。這條運河建成后，將打通西江航運干線與北部灣的“最后一公里”，整個西南地區會擁有一個最近的出海口。

在西南，云南正在構建“口岸+通道+市場”的協同發展模式。昆明長水機場的改擴建工程加緊進行，磨憨、河口等口岸正在推進“互聯網+報關”，瑞麗口岸探索“互聯網+邊民互市”。云南的想法很直接——不僅要讓人流物流經過，更要讓價值留下。

在西北，新疆正在打造亞歐黃金通道，它以中歐（中亞）班列為核心，全方位的構建鐵路、公路、航空、能源、數字五位一體跨境通道，為產業集聚提供物流支撐。按照新疆的構想，“通道經濟”需要向“產業經濟”升級。向西開放的橋頭堡，不能再只是貨物中轉站，而是需要成為產業集聚地。

四、告別“歷史欠賬”：治理現代化成為發展前提

廣西“新春第一會”的主題非常特別，是“全面化解歷史矛盾、切實維護群眾利益、全力促進安全穩定”。

在南寧的會場上，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剛要求全面化解歷史矛盾。陳剛的用詞極具沖擊力：“向沉積多年的矛盾糾紛宣戰，向懸而未決的歷史積案亮劍，向損害黨群干群關系的頑瘴痼疾開刀。”

“新官必理舊賬、擔當必除積弊”——廣西通過這十二個字，宣示了一種現代化的治理理念：不能假裝歷史問題不存在，只有解決歷史問題，才能為發展清除障礙。

陜西的選擇異曲同工。

陜西“新春第一會”是在西安召開全省深化開展“三個年”活動全面提升“三服務”質效動員部署會。陜西省委書記趙一德強調，必須持續用力為群眾排憂解難，必須堅持不懈為企業紓困幫扶，必須持之以恒為基層減負賦能。

陜西在這個大會上播放了暗訪視頻，讓部分干部“紅臉出汗”，同時要求下氣力解決拖欠企業賬款、違規涉企執法檢查等問題——這些看似細小的痛點，恰恰是治理現代化的一種表現。

治理現代化，正在成為西部主政者的共識。在西部主政者的眼中，穩定是發展的前提，化解存量矛盾某種程度上就是釋放增量空間。

五、新的提法，新的想象力

黃桷樹財經注意到，西部的高層人士們最近有一些新的提法。

四川提出“流域經濟”。四川省委書記王曉暉的表述頗為宏觀：在參與長江經濟帶、黃河流域兩大國家戰略的基礎上，研究謀劃省內流域經濟發展，推動“區域”與“流域”互為支撐。

寧夏提出“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這一個提法的背后，是對過去“見物不見人”發展模式的反思。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李邑飛要求，注重“硬投資”和“軟建設”的系統集成，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謀劃實施一批基礎設施、社會民生、生態環境領域優質項目——這意味著，項目要落地，人要受益，兩者不能偏廢。

云南的思考更為前沿。在2026年2月下旬的一次會議上，云南省領導提出“人工智能對領導干部能力本領帶來了全新挑戰”，要求各級政府干部認真學習研究，以能力升級促進產業升級。

從重慶到呼和浩特，從西寧到南寧，西部正在回答一個問題：在“十五五”開局之年，經濟工作到底該怎么干？

答案正在清晰地浮現：不是簡單的速度競賽，而是質量優先；不是單純的硬投資，而是軟硬兼顧；不是同質化的產業復制，而是因地制宜的差異化突圍；不是回避歷史矛盾，而是清除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