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屯子里來了五名上海女知青，村里的小伙子眼睛都亮了

我不是知青，我是土生土長的農村人，可在當年，我們屯子里曾經來過一幫上海知青，我們一同參加過生產勞動，朝夕相處了好幾年。特別是那五名女知青，一個比一個漂亮，他們是我心中的五朵金花，也是夢里追求的對象。可惜她們后來都招工進城了，至今想起她們來，我心里還熱血沸騰，心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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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還記得，1969年的4月9日下午，我們太平屯三隊來了一幫背著大包小包的青年男女，穿著很時尚，一共十一個人，六名男生五名女生，年齡都在十六七歲的樣子。隊長李勝平大叔安排他們暫時住在了隊里的三間土坯草房子里，并安排我大嫂幫他們燒火做飯。

那年我剛出畢業，之前也聽說過我們屯要來插隊落戶的知青。我雖然是初中畢業生，可當時對知青這個詞還有些模糊，后來才明白就是知識青年的意思。要是這么說的話，我也應該算是知識青年，可沒人承認我是知識青年，我只能臆想一下。

上海知青來我們屯子插隊落戶的第二天上午，我大嫂要去隊部為知青們做飯，她就喊我：“老三，你在家也沒啥事，幫我去挑兩趟水。”“好的，我就來。”當時我雖然不想去，可大嫂開了金口，我也不好拒絕，就穿好衣服，還跑到大哥屋里，對著鏡子梳了一下頭。畢竟我也算是知識青年，怎么也得注意一下個人形象。

大嫂在前面走，我跟在大嫂后面，保持著前后腳的距離。大嫂過門快一年了，剛開始還管我叫三弟，后來直接叫我老三，弟弟也不叫了。不叫就不叫吧，反正我排行老三，在家里爸媽都叫我老三，大哥和二哥也叫我老三，叫老三也沒啥。其實，家里人叫我老三我倒覺得親切，但我不希望外人叫我老三，因為我有大號，我叫張國棟，我為這個名字感到自豪。沒事我總是在想，爸媽都是一個字也不認識的大老粗，咋還給我起了這么有意義的名字，我從小就渴望將來能成為國家的棟梁。

到了隊部院子里，我走進上海知青居住的那三間房子，在外屋地（燒火做飯的地方）挑起水桶就去隊里的牛棚挑水。隊部大院到牛棚也就五六分鐘的路程，我一口氣挑了三趟水，水缸滿了，我放下水桶就準備回家。我大嫂又叫我：“老三，你把那些劈柴幫我抱進來。”

看幾名女知青站在旁邊盯著我上下打量，我感覺渾身不自在，幫大嫂抱了兩趟劈柴，就逃跑似的離開了隊部大院，一溜小跑跑回了家。

第二天大嫂又叫我去幫忙挑水，我雖然不太情愿，還是跟著大嫂去了。等我挑滿了水缸，一名女知青遞給我幾塊大白兔奶糖，笑著說：“老三，辛苦你啦……”“我叫張國棟……”我出于禮貌，接過了那名女知青遞給我的糖塊，紅著臉對她更正道。那名女知青笑著說：“我聽雪梅嫂子叫你老三，我以為老三就是你的名字呢……”那位女知青很大方很開朗，普通話說的雖然有些生硬，但我能聽懂她說話。這時我才發現，她長得那么漂亮，白皙透亮的皮膚，細皮嫩肉的，她的美當時我無法用語言表達，就像傳說中的仙女，在我們太平屯，反正是找不到這么漂亮的姑娘。

原來她是聽大嫂喊我老三，她也跟著喊老三。我大嫂這個人天生是個爽快人，自來熟，剛幫人家知青做了一天飯，人家就知道了她的名字（我大嫂叫李雪梅），肯定是她自己告訴女知青的。

那天回到家，我自己留下一塊奶糖，剩余的都給了我媽。當時那位女知青給我奶糖，我還覺得她是拿我當小孩，心里有些不舒服。可說句實話，長到十六歲，我還是第一次見到奶糖。那塊奶糖在我衣兜里放了好幾天，后來有點化了，我才把那塊奶糖吃到了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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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農忙開始之前那段時間，不用大嫂叫我，我天天都去隊部幫忙挑水，幫著劈柴，還趕著牛車到公社磨坊幫知青們磨過一次面。我最先知道了那個給我糖塊的女知青的名字，她叫王玉芳，也是十六歲。另外四名女知青雖然沒說過話，可我也見到了她們的廬山真面目，這五名上海來的女知青一個比一個漂亮，穿衣打扮也很時尚，都像下凡的仙女。

春耕春播生產開始以后，我也和知青們一起出工勞動，上海來的知青雖然年齡和我差不多，可他們都不太會干農活，還特別講究衛生，去大田撒糞，他們都戴著口罩戴著手套，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倫不類，社員們也看不慣他們的這種行為。畢竟人家是大都市來的知識青年，我們也不好說什么。

看知青們不太會干農活，社員們就教給他們怎樣使用勞動工具，怎樣揚糞（撒糞），怎樣挑擔子。特別我們同齡人，知青們更愿意跟我們交流，我們就主動教他們干農活。一次往拐溝那邊挑糞，我返回的時候看王玉芳挑著兩筐牛糞挺吃力，我就幫她挑到了地里。

隨著時間的推移，知青們漸漸和我熟絡起來，特別是男知青，和我們年輕社員打成了一片，經常一起說說笑笑，有時還跟著我到家里玩。女知青雖然不怎么和我們男青年說話，但我知道她們叫什么名字，是王玉芳告訴我的。因為我經常幫張玉芳干農活，幫她修理農具，她對我挺感激的，有時也到我家玩，其實是來求我大嫂幫她釘扣子，借針線啥的。我大嫂總跟我開玩笑：“老三，有能耐以后就找個上海知青做老婆……”

自從屯子里來了上海知青，我們隊里的年輕人，不管是大姑娘還是小伙子，穿著打扮都在悄然發生著變化，好多人都跑到供銷社買來牙膏牙刷，跟著知青學刷牙，有的大姑娘還把兩條辮子散開扎在一起，似乎一下子就成了城里來的知青。我們男生也注重穿著打扮了，我每次洗臉的時候，都會把頭發弄濕了，然后跑大大哥屋里，照著鏡子把頭發梳得溜光。我大嫂總取笑我像個漢奸翻譯官，說我不像正面人物。

我們男青年私下里沒少議論上海來的這五名女知青，大家都說這五名女知青是我們屯子里的五朵金花，一朵比一朵漂亮，以后誰要是能娶一名女知青做老婆，那就是祖墳冒青煙了，是上輩子修來的福分。不光是我有這個賊心，我們屯子里的年輕小伙子都在暗地里偷偷幫助女知青，默默關注她們，都想讓自家的祖墳冒青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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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秋天，王玉芳被大隊書記安排到太平小學當了民辦教師。當時的小學校條件很差，教學設施簡陋，教室的門窗也破爛不堪的，黑板也不像樣子。王玉芳到學校當老師的第二天傍晚，學校放學后她來到了我家，笑著對我說：“老三，不是，張國棟，你抽空幫我們學校修理一下門窗和黑板吧，掛在墻上的黑板都快散架了……”

第二天中午，我利用歇晌的時間，到學校幫著把黑版用釘子釘了一下，又刷了黑墨。用了四五天的時間，我幫著修理好了教室的門窗和黑板，還幫王玉芳弄了一根教鞭和一個粉筆盒，王玉芳很高興，夸我心靈手巧干啥像啥。

自那以后，王玉芳經常找我聊天，把她從上海帶來的小說借給我看，還鼓勵我空閑時間多看書學習，她說多學點知識有好處，不定什么時間就能用上。

因為我經常跟王玉芳在一起，屯子里就有了閑話，說我跟上海來的女知青談戀愛了，說我家祖墳上要冒青煙了。雖然我和王玉芳八字還沒一撇呢，可聽到這樣的傳言我心里很高興，我多么希望美夢能成真啊。

過了不久，廠礦企業開始陸續在插隊知青中招工招干，先后就有兩名男知青和兩名女知青離開了太平屯，有人去了開纖廠當工人，有人到供銷社當售貨員，還有一人到延邊財貿學校學習去了。1974年秋天，王玉芳被推薦到延邊師范學校上學，她離開太平屯時，推薦我到太平屯小學當了代課老師。當代課老師對我來說是一件大喜事，可我心里一點都高興不起來，王玉芳離開了太平屯，我心里就像被掏空了一樣，每當站在講臺上拿著王玉芳曾經用過的教鞭，我心里就有一種說不出的憂傷和失落。

到了1977年春天，在我們太平屯插隊落戶的上海知青都走了，最后離開的女知青陸春梅是病退回滬的，她離開的那天是星期天，是我趕著隊里的牛車把她送到的公社汽車站。分別的時候，她笑著對我說：“張老師，謝謝你這么多年來對我們的關愛和幫助，有機會歡迎你去上海……”

五朵金花都離開了太平屯，我們屯子里似乎一下子就冷清了很多，就像沸騰的熱水里突然倒進了一桶涼水，不光我心里失落，我們屯子里的年輕小伙子心里都很失落。

恢復高考后，我也考上了延邊師范學校，可當時王玉芳已經畢業分配工作了，聽說她當了三年中學老師，后來調到教育部門工作了，從此我們就斷了聯系。我之所以能考上延邊師范學校，王玉芳功不可沒，要是沒有她的鼓勵，要是她不推薦我到學校當代課老師，我就沒有時間看書學習，絕對考不上師范。這輩子，我都感激她，感激上海來的所有知青，是他們的到來，給我們貧窮落后的村屯注入了新鮮血液，讓我們屯子里的年輕人都開闊了眼界，心里也都充滿了希望。盡管誰都沒能娶一個上海知青做老婆，可在我們心中還是留下了很美好的過往。

當我再次見到王玉芳的時候，已經是2009年秋天了，那時她都回上海生活了。那年她是回延邊參加上海知青赴延邊插隊落戶四十周年慶典的，當年一起到太平屯插隊落戶的十一名知青來了八個人，其他三人沒來，各有各的原因。

時隔多年再相見，王玉芳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笑著叫我老三，還送給我一個很精致的男士皮包。我盼了大半生的這個擁抱雖然來得遲了一點，可我心里還是感到很幸福很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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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也是白發老人了，和王玉芳、陸春梅還保持著密切聯系，我雖然沒能娶上海知青做老婆，老了老了能有這兩個知青朋友，我還是感到無比開心和欣慰的。

講述人：張國棟老師

執筆創作：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