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79年2月1日，一架法國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客機降落在德黑蘭梅赫拉巴德機場。當魯霍拉·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在副手的攙扶下走下舷梯時，他不僅是流亡十五年的宗教領袖，更是西方媒體筆下的“圣雄”、左翼知識分子眼中的“解放者”，以及卡特政府戰略棋盤上的“過渡性替代品”。
這場被稱為“伊斯蘭革命”的動蕩，其劇本并非完全在庫姆的清真寺內寫就，很大程度上，它是在巴黎郊外的別莊里、在華盛頓的閉門會議室中，由一群自詡理性的西方精英共同“神話化”的產物。
1978年秋天，霍梅尼移居巴黎郊區的諾夫勒堡。在那里，他展開了一場現代史上最成功的公共關系攻勢。此時的西方左翼知識分子正處于冷戰幻滅期，他們急于尋找一種既能反抗美式資本主義、又能繞開蘇聯斯大林主義的“第三條道路”。
米歇爾·福柯——這位后現代主義大師，親自前往德黑蘭并在法文中撰文贊美這場運動。在福柯眼中，霍梅尼不是一個要建立政教合一政權的教士，而是一個引領“精神政治學”的領袖，是挑戰現代西方理性霸權的英雄。他將這場革命描述為“由于某種極其古老的東西而產生的一種極其現代的意志”。
這種浪漫化的神話在西方媒體中瘋狂蔓延。當時的左翼報刊將霍梅尼描繪成“伊朗的甘地”。他們有選擇地忽略了霍梅尼早在1970年就出版的著作《伊斯蘭政府》（Velayat-e Faqih），其中明確提出了“法基赫的監護”——即由高級教士掌握絕對權力的核心理念。
知識分子們的邏輯荒誕卻自洽：因為巴列維國王是世俗的獨裁者，所以反抗他的宗教領袖必然帶有進步色彩。這種“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幼稚邏輯，掩蓋了教士集團對世俗民主和女性權利的根本敵意。
如果說知識分子提供了神話的理論基礎，那么以吉米·卡特總統為首的美國政府則在政治操作上完成了最后的助攻。
1970年代末，卡特政府深陷“人權外交”的理想主義陷阱。當時的美國國務院分析認為，巴列維國王的統治因腐敗和薩瓦克（SAVAK）的高壓統治已不可持續。為了防止伊朗倒向蘇聯，美國開始尋找一個能夠穩定局勢的“中間力量”。
1979年1月，就在革命爆發前夕，白宮內部達成了一種極度危險的共識：霍梅尼是一個“年邁且務實的宗教領袖”，他上臺后會退居幕后，將國家交給馬赫迪·巴扎爾甘（Mehdi Bazargan）等留法歸來的溫和派精英打理。
在這種極具綏靖色彩的預判下，卡特政府實施了雙重背叛：一方面向巴列維國王施壓，要求其“克制暴力”，實質上解除了伊朗軍隊的武裝意志；另一方面，通過特使與霍梅尼在巴黎的代理人秘密接觸。霍梅尼極其狡黠地向美方承諾：“我們對權力沒有興趣，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民主的、正義的伊斯蘭社會。”
美國人相信了。他們天真地以為，教士集團只是反抗蘇聯滲透的“綠色屏障”。當巴列維國王不得不登機流亡時，卡特政府實際上已經為霍梅尼鋪好了通往德黑蘭的紅地毯。
而當霍梅尼真正掌握權力后，西方神話瞬間崩塌。
最初支持革命的左翼游擊隊、自由派學者和女權主義者很快發現，他們被當作了奪權的“敲門磚”。霍梅尼在奪權后的數月內，通過殘酷的清洗清除了曾經的盟友。那些曾為他撰文歡呼的西方知識分子，在面對德黑蘭街頭被公開處決的官員和被強制佩戴面紗的女性時，陷入了死寂。
更令華盛頓窒息的是，他們原本期望的“綠色屏障”變成了一個不僅反蘇更極度反美的“伊斯蘭共和國”。1979年11月的使館人質危機，是西方綏靖政策最響亮的一個耳光。它標志著西方政客徹底失去了對中東局勢的掌控，也標志著一個持續半個世紀的全球對抗格局的形成。
或許這個對抗的格局，在今天，即將走向尾聲，望見戰火紛飛與流離失所的難民，總會讓人不禁感慨“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然而血淋淋的現實告訴我們，這段古語，如果不區分場景濫用，僅僅是一句聊勝于無的廢話，人類的悲劇往往來源于什么？自以為是的傲慢，這種傲慢，往往去高估一個魔鬼的善意與底線，打開一個潘多拉魔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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