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業還是家庭？——女性困境的追問與未來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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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世紀以來，女性所面臨的“家庭還是事業”選擇困境從未改變。

#1

克勞迪婭·戈爾丁：從哈佛首位女性終身教授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是哈佛大學史上第一位女性終身教授，也是全球最有名的女性經濟學家之一。

作為一名經濟史學家和勞動經濟學家，戈爾丁的研究領域廣泛，主要包括收入不平等、性別經濟學、技術變革、教育和移民等。她的大部分研究都注重結合經濟史數據，通過過去的視角來解釋現在，并探索當前問題的根源。

戈爾丁最為人所知的研究是她關于美國經濟中女性角色的歷史研究。她認為生活中女性總是在不斷地支付或多或少的“性別成本”，這源于女性被輕視的歷史以及人們對女性錯誤的認識。

2021年，戈爾丁出版《事業還是家庭？》一書，回溯了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她發現現今社會持續存在的性別收入差距的背后，是百年來女性所面臨的根深蒂固的“家庭還是事業”的選擇困境。

2020年，由于對勞動經濟學的貢獻，尤其是對女性和性別收入差距的分析，戈爾丁獲得經濟學領域年度“引文桂冠獎”。“引文桂冠獎”獲獎者的研究成果普遍被認為達到“諾貝爾獎級別”，該獎項也有“諾獎風向標”之稱。因此，戈爾丁也一直被認為是繼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之后，最有實力問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經濟學家。

2023年，戈爾丁不負眾望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成為第三位獲得該獎項的女性，也是第一位單獨獲得該獎項的女性。

20世紀80年代末，戈爾丁與丈夫勞倫斯·卡茨（Lawrence F. Katz）相識于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國家經濟研究局。此后，二人聚焦美國經濟不平等的歷史及其與教育進步的關系，攜手開展了諸多研究。

2008年兩人共同出版在該領域影響頗深的《教育和技術的賽跑》一書，該書被已故著名勞動經濟學家艾倫·克魯格（Alan B. Krueger）譽為“代表了經濟學所能貢獻的最好的東西”。

時至今日，性別不平等仍是經濟學研究領域的一個重大課題，無數新情況的出現亦在挑戰既有的理論研究。戈爾丁就像她多年來所研究過的那些女性先驅一樣，帶著在不確定的未來實現性別平等理想的期望，在探索答案的過程中前行，“旅途漫漫，長路伸向遠方”。

#2

女性地位提升了，為何收入差距依然存在 ？

盡管20世紀經濟飛速發展，就業婦女比例不斷上升，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男女之間的收入差距幾乎沒有縮小。

2023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將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戈爾丁，以表彰她“推動了對女性勞動力市場結果的理解”。“了解婦女在勞動中的作用對社會很重要。”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主席雅各布·斯文森（Jakob Svensson）表示，“多虧了戈爾丁的開創性研究，我們現在對潛在因素以及未來可能需要解決的障礙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里，戈爾丁深入研究了兩百多年來職業女性角色的變化，以及男女薪酬差距持續存在的原因。她側重于從實證角度分析女性就業中性別歧視的影響因素，在該領域發表的最具影響力的論文涉及女性追求事業和家庭的歷史、高等教育中的男女同校、“避孕藥”對女性職業和婚姻決策的影響、教育水平對女性婚后隨夫姓的影響，以及婦女就業的新生命周期等。

戈爾丁的研究表明，女性在就業市場中的作用并非隨時間直線上升，而是隨著社會規范和婦女自身對職場和家庭前景的看法而起伏。其中一些因素是在早期形成的，至今仍然深刻影響著女性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如：女性將有償工作和家庭結合起來的機會、與教育和子女有關的決策、技術創新、法律和規范以及經濟結構轉型，等等。

勞動力市場由不同世代、不同階層組成，他們在做出人生選擇時面臨不同的環境。戈爾丁將20世紀初至今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群體分成了五組，深入研究了她們在事業、婚姻、子女等方面的理想抱負與現實中遇到的各種阻礙，以及代際的演變歷程。

戈爾丁發現，百年來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地位顯著提升，選擇范圍日益拓寬。昔日，她們常須在事業與家庭間艱難抉擇，而今更多女性得以二者兼顧。盡管二者兼顧的女性數量在增長，女性根據期望做出了選擇，但這種期望后續可能仍然很難實現，男女收入差距依然存在。

#3

"貪婪的工作"VS."伴侶公平"：誰在為家庭犧牲？

戈爾丁認為男女收入差距問題的罪魁禍首必須從兩個方面尋找：一個涉及普通夫婦就如何分擔育兒責任做出的決策；另一個涉及工作時間靈活性的成本，這限制了所有夫婦的選擇。對此，戈爾丁在《事業還是家庭？》一書中基于性別收入差距重點探討了“貪婪的工作”（greedy work）和“伴侶公平”之間的矛盾。

戈爾丁參考了大量研究，她指出如今男女收入差距并非源于女性在工作中受到不平等待遇（即同工不同酬），也非源于女性職位的選擇偏差（即使女性的職業分布與男性相同，最多也只會消除三分之一的工資差），而是因為出于家庭利益考慮后的自主選擇，女性縮減了自己的職業生涯。

“剛走出大學校門的男性和女性的工資極其接近，男性和女性幾乎是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隨著歲月的流逝，在大學畢業大約10年之后，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差異才變得明顯。毫不意外，這一變化通常始于孩子出生的一兩年后。”戈爾丁表示。

與此同時，“貪婪的工作”也讓“伴侶公平”變得愈發不可能。在當代勞動力市場中，許多行業都希望雇員能夠隨時待命，能夠靈活應對雇主的要求。這些“貪婪的工作”帶來的工資溢價越來越高，進而讓“伴侶公平”的代價變得十分高昂。

“父母都可以為家事待命，夫妻的機會總歸是平等的。但這對一個家庭的成本有多高？很高！加班、周末或晚上也在工作的人可以掙更多錢，甚至時薪都明顯更高。”戈爾丁指出，“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家庭的潛在收入，一方要在辦公室承擔耗時的工作，另一方要在事業上做出犧牲，承擔耗時的家務勞動。無論性別，后者的收入都會減少。”

顯然，代價往往由女性承擔。

“我們已經到達前所未有的性別平等時代，但在某些方面，大家仍然生活在黑暗世紀。人們的工作結構和照護機制還秉承過去的遺風，只有男人可以同時收獲事業與家庭。我們整體的經濟囿于老舊的運作方式，受到原始責任劃分方法的重重阻隔。”戈爾丁感嘆道，“經營一個家庭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沒有人意識到通往公平競爭環境的最后障礙居然是工作結構和我們的照護機制。”

戈爾丁亦探討了促進性別平等和改善伴侶公平的可能方向。以工作結構變化為例，可以提高雇員之間的替代性（這是降低長時間和隨叫隨到工作的過高時薪的關鍵），提高產品的標準化程度以及提供更好的信息傳輸。這些變化的共同點都是：降低時間靈活性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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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爾丁的研究讓我們看到，性別平等的推進不僅關乎觀念，更關乎制度、技術與時代的變遷。《AI、通脹與武器》一書中收錄了《北大金融評論》編輯部與戈爾丁的訪談，在更宏大的時代背景中討論人口老齡化對女性的影響。對于關心女性議題、社會公平與未來趨勢的讀者而言，這本書將帶來更廣闊的思考空間。

在這個三八婦女節，讓我們從歷史的深處走向未來的前沿，思考“她”的選擇，也思考“我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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