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城

隨著伊朗戰事進入第二個星期，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聯合發動的軍事行動所引發的經濟后果愈發嚴重。

周一（3月9日）開盤后，由于對全球石油供應的擔憂席卷市場，油價一度飆升至每桶119美元，創下2022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后來在七國集團（G7）財長表示“隨時準備”動用緊急石油儲備后，油價回落至每桶100美元以下。

海灣產油國通常的原油日產量超過2000萬桶，約占全球每天近1.05億桶總需求的五分之一。近幾日，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聯酋和科威特在內的這些產油國已不同程度地削減了原油產量。

標普全球能源（S&P Global Energy）表示，此次供應中斷“有可能成為歷史上最大的石油供應中斷”。

可能是出于對油價飆升將會影響共和黨在美國中期選舉的前景的擔憂，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周一晚些時候不得不出來安撫市場，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針對伊朗的戰爭“已經基本完成了”（very complete, pretty much）。

一些分析人士認為，特朗普的這番話似乎顯示，他可能要宣布對伊朗的戰爭已經取得了勝利。但也有人認為，特朗普是在宣稱“我們已經基本摧毀了伊朗的軍事能力”，但并沒有宣布戰爭結束。

不過，市場卻把特朗普的這番話理解為“戰事不會進一步升級”，因此油價進一步回落：國際基準布倫特原油在紐約午后交易時段一度跌至每桶89.89美元，美國基準西德克薩斯中質原油則從119.48美元的高點一度跌至86.89美元。這兩個基準油價均低于上周五（3月6日）的結算水平，但與沖突開始前相比仍有顯著上漲。

歐洲能源結構的脆弱性

戰爭自2月28日凌晨開打以來，美國和以色列炸死了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轟炸了伊朗的主要石油港口和油庫，伊朗為了報復，襲擊了擁有美軍基地的幾乎所有海灣產油產氣國，伊朗雖然沒有正式宣布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但通過威脅、襲擊商船以及制造極高的軍事風險，使航運量大幅下降，大量航運公司暫停通行，保險公司拒絕擔保或要求天價保費，導致商業航運幾乎停擺，相當于事實上的封鎖，由于中東的關鍵能源通道被切斷，從而引發市場對大規模能源供應缺口的恐慌，國際油價急劇飆升，全球正面臨1973年以來最嚴重的能源供應危機。

總體來看，歐洲比亞洲和美洲更容易在這場沖突中承受更直接、更集中的經濟沖擊，原因主要在于歐洲能源結構的脆弱性。我這里說的歐洲，包括英國，但不包括俄羅斯和前蘇聯加盟共和國。

在石油方面，歐洲高度依賴進口。歐洲石油產量極低，北海油田的石油產量持續萎縮，歐洲雖然有石油戰略儲備，但難以支撐長期的海路封鎖。

歐洲雖然在原油層面對中東的依賴度并不高，但在成品油（尤其是柴油和航空煤油）方面對中東的依賴度顯著偏高，這種結構性依賴正是它在伊朗戰事中顯得特別脆弱的根源之一。全球海上交通監控機構Kpler的最新數據顯示，中東在歐洲原油進口中的占比大約只有5% 左右，這意味著歐洲的原油來源相對多元，主要來自挪威、美國、哈薩克斯坦等地，而不是中東。然而，歐洲在成品油方面的依賴度完全不同，中東是歐洲最大的中間餾分油供應方，包括柴油和航空燃料，這些產品對歐洲的交通、物流和工業活動至關重要，因此霍爾木茲海峽的任何中斷都會直接推高歐洲的運輸成本和工業成本，遠比原油供應受阻更具殺傷力。

受中東局勢升級影響，霍爾木茲海峽的實際通航受阻已導致歐洲航空燃料價格飆升至2023 年初以來的最高水平。

在天然氣方面，歐洲幾乎沒有本地的天然氣供應，對進口高度依賴。歐洲剛剛在2025年底基本完成了“脫離俄羅斯天然氣”的轉型，美國和中東（尤其是卡塔爾）的液化天然氣對歐洲來說就極為重要。歐洲為了棄用俄羅斯管道氣，修建了大量液化天然氣接收站，這使歐洲完全暴露在全球現貨市場的劇烈波動中。中東天然氣斷供，便迫使歐洲必須以天價在全球市場與亞洲“搶氣”。

在歐盟國家，雖然風能和太陽能已占歐盟電力近50%，但由于許多歐盟國家去煤去核，在“無風少光”的季節，天然氣是唯一的調峰支撐。

眾所周知，中東地區是全球的重要產油地區，也是世界的“氣庫”：中東擁有全球約40%的探明天然氣儲量，其實際產量約占全球的17% - 20%，雖然產量占比看似低于石油（約30%），但中東地區出口增量是全球能源轉型的核心。伊朗擁有世界第二大天然氣儲量，目前戰火直接摧毀了部分開采設施，并阻斷了其巨大的出口潛力；卡塔爾則是全球液化天然氣的領頭羊，卡塔爾與伊朗共享世界最大的氣田（南帕斯/北方氣田），但3月4日，卡塔爾已因戰事宣布部分液化天然氣交付遭遇“不可抗力”；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近年來也在瘋狂投資天然氣，以減少國內石油消耗，但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事實上的封鎖，導致中東地區的液化天然氣出口嚴重受阻，因為全球約20%的液化天然氣貿易通過霍爾木茲海峽。

雖然中東地區對歐洲的直接天然氣供應比例也不算高，但伊朗戰事的特殊性在于：它影響的是卡塔爾液化天然氣的生產與運輸，而卡塔爾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氣出口國之一。歐洲在俄烏戰爭后大幅轉向液化天然氣，卡塔爾是歐洲的重要替代來源之一。因此，雖然歐洲從中東進口的天然氣比例不高，但其替代供應鏈高度依賴中東液化天然氣的順暢運輸，這種間接依賴使歐洲在中東局勢緊張時變得非常脆弱。

綜合來看，歐洲的能源結構脆弱性來自三個層面：第一，原油依賴度不高但成品油依賴度高，第二，天然氣直接依賴度不高但替代供應鏈依賴度高，第三，俄烏戰爭后歐洲主動切斷俄羅斯能源，導致其安全邊際顯著下降。正如匈牙利外長所警告的那樣，歐洲在切斷俄羅斯能源后變得更加暴露于中東供應風險之下，這種結構性暴露使得伊朗戰事對歐洲的沖擊遠大于對美洲或亞洲的沖擊。

嚴重沖擊歐洲供應鏈

伊朗戰事對歐洲的供應鏈也造成了嚴重的沖擊。

伊朗戰事之所以對歐洲的產業鏈造成格外沉重的壓力，核心原因在于歐洲高度依賴跨中東航線的海運與空運，而這條通道在沖突中幾乎被完全癱瘓。霍爾木茲海峽事實上被封鎖、波斯灣港口停擺、航空公司暫停飛越中東航線，使得歐洲大量關鍵行業的供應鏈被迫中斷或繞行，運輸時間和成本急劇上升。根據多家供應鏈情報來源，沖突導致20%的全球海運石油和18%的全球航空貨運陷入停滯，近170艘集裝箱船被困在海灣地區，航運保險公司甚至撤銷了對進入波斯灣船只的戰爭險承保，這意味著歐洲企業即使愿意付更高成本，也無法確保貨物順利通過該地區。

這種中斷對歐洲的沖擊尤其大，因為歐洲制造業和消費品行業對中東—地中海航線的依賴度遠高于北美。汽車零部件、電子元件、化工品、藥品原料等大量貨物原本通過迪拜、阿布扎比、吉達等港口中轉，如今這些樞紐要么停擺，要么嚴重擁堵。媒體報道指出，連發往歐洲的汽車零部件都因伊朗戰事而在港口滯留，顯示出這條供應鏈的全球性連鎖反應。更關鍵的是，歐洲制藥業對中東航空樞紐的依賴極高，尤其是迪拜國際機場（DXB）和杰貝阿里港，它們是全球最重要的冷鏈藥品轉運中心之一。伊朗戰事導致這些樞紐的航班和冷鏈操作大幅受阻，專家指出，這已對全球藥品供應鏈造成“立即且嚴重”的影響，而歐洲是受影響最深的地區之一。

化工和塑料產業鏈同樣受到重創。中東是全球最大的聚乙烯出口地，84%的中東聚乙烯產能依賴霍爾木茲海峽運輸，而歐洲是其主要目的地之一。隨著中東煉化廠停工、霍爾木茲海峽事實上被封鎖，歐洲的化工企業面臨原料短缺、價格飆升和生產延誤，這種沖擊在北美幾乎不存在，因為美國本身就是化工出口國。

綜合來看，歐洲的產業鏈脆弱性來自三個層面：它比美國更依賴中東—地中海航線；它比亞洲更依賴中東航空樞紐的高價值貨物轉運；它在化工、醫藥、汽車零部件等關鍵行業對中東供應鏈的依賴度遠高于表面數據所顯示。因此，同樣的沖擊在歐洲會被放大，而在美洲或亞洲則更容易被本地生產或替代航線吸收。

歐洲可能被迫加息

歐洲幾大央行的政策空間和歐洲各國政府的財政能力也因伊朗戰事而被嚴重壓縮。

媒體報道說，伊朗戰事導致油價逼近每桶120美元，市場迅速提高了對歐洲央行、瑞士央行和瑞典央行加息的押注，認為歐洲央行可能在年底前被迫再次加息，因為能源沖擊重新點燃了歐元區的通脹風險。這意味著歐洲央行原本計劃的降息路徑幾乎被完全打亂，貨幣政策重新回到“抗通脹優先”的模式。

伊朗戰事導致油價和天然氣價格急劇上升，英國天然氣價格甚至在卡塔爾液化天然氣停產后單日暴漲近45%，這立即改變了英國的通脹前景，使得原本已經緩慢下降的通脹重新面臨上行壓力。熟悉內情的人士透露，能源價格的飆升讓英國下一次利率決議變成“幾乎五五開”，市場不再確信會降息，因為通脹路徑突然變得不確定。與此同時，媒體報道稱，如果油氣價格維持當前水平，英國通脹可能重新升至5%，是英格蘭銀行2%通脹目標的兩倍以上，這迫使市場開始押注英格蘭銀行可能不得不逆轉此前的降息，甚至重新加息。

綜合來看，歐洲幾大央行的政策空間嚴重受限，是因為它們都面臨著同一個困境：能源價格的外生沖擊會迅速提升歐洲的通脹，而歐洲經濟本身增長疲弱、對能源價格極度敏感，因此歐洲諸央行都無法像美國那樣“忽略短期能源波動”，一旦通脹預期重新上升，央行就必須優先維護信譽，哪怕這意味著在經濟疲弱的情況下也要保持高利率甚至加息。

至于歐洲各國的財政能力為什么也嚴重受限，是因為它們在疫情期間大規模舉債，隨后又在俄烏戰爭后推出能源補貼、價格上限、企業紓困等一系列支出，使得許多國家的債務水平已經逼近或超過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的參考線。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都面臨財政赤字過高的問題，而歐盟委員會正在恢復對成員國財政紀律的要求，這意味著各國在未來幾年必須削減赤字，而不是擴大支出。

在這種背景下，伊朗戰事推高能源價格后，歐洲政府本應像2022年那樣通過補貼、減稅或價格干預來緩沖沖擊，但它們現在已經沒有足夠的財政余地。德國的“債務剎車”機制限制了其擴張性財政政策，法國的赤字已經超過5%，意大利的債務水平接近其GDP的140%，英國在退出歐盟后財政空間更為緊張，市場對其債務可持續性的敏感度也更高。換句話說，歐洲在最需要財政政策的時候，卻處于最難動用財政政策的階段。

相比之下，美國和加拿大擁有更強的財政靈活性，美國國債市場深度巨大，美元是全球儲備貨幣，使得美國可以在能源沖擊時迅速擴大財政支出而不引發市場恐慌。亞洲國家的情況更分化，但總體債務壓力低于歐洲，且能源補貼機制更成熟，因此財政緩沖能力普遍強于歐洲。因此，伊朗戰事造成的能源沖擊在歐洲會更快、更直接地傳導到企業成本、居民賬單和通脹，而財政政策無法像2022年那樣迅速介入，導致沖擊被放大。

特朗普的又一個“爛尾樓”？

3月9日，也就是石油價格沖上每桶100美元以上的同一天，包括英、德、法、意四個歐洲國家在內的七國集團財政部長召開了緊急會議，討論油價和應對措施。會后，他們表示，“隨時準備”動用原油、汽油和柴油儲備，以應對飆升的石油價格，但這次會議并沒有就釋放戰略石油儲備達成一致。

這次緊急會議的聯合聲明稱，七國財長“隨時準備采取必要措施，包括支持全球能源供應，例如釋放庫存”。

知情人士透露，預計七國集團能源部長將于3月10日舉行會議，那時才是決定是否釋放戰略石油儲備的時候。

根據國際能源署的計劃，該機構的32個成員國持有約12億桶戰略石油儲備，可在緊急情況下動用。

自從國際能源署上個世紀70年代阿拉伯石油危機后成立以來，動用戰略石油儲備這種情況僅發生過五次，即1991年海灣戰爭（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期間、2005年卡特里娜颶風（摧毀了美國墨西哥灣的石油設施）期間、2011年利比亞內戰（導致該國輕質原油供應中斷）期間、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后（分兩批大規模釋放，以穩定飆升的油價）和2025年特朗普干預委內瑞拉局勢導致的局部動蕩期間。

在國際能源署的32個成員國中，美國的戰略石油儲備最多，有4.15億桶；其次是日本，其國家儲備（不含強制民間儲備）有2.86億桶（若計入民間儲備則總量更高）；韓國位列第三，其國家戰略儲備約為9600萬桶。

相比之下，最脆弱的多數是歐洲國家，如德國（約8800萬桶）、法國（約7900萬桶）和英國（約7200萬桶）。盡管這些數字看起來龐大，但歐洲各國的儲備量僅能勉強達到國際能源署規定的90天進口凈補償標準，且完全缺乏本土增產能力。在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事實上的封鎖下，這種“剛過及格線”的儲備規模使歐洲在面對供應中斷時，比擁有巨量囤積的亞洲國家和擁有龐大頁巖油產量的美國要危險得多。至于歐洲中小型進口國（如波蘭、匈牙利、希臘）雖然也符合國際能源署的90天標準，但其經濟體量較小，對油價波動極度敏感，隨著原油價格突破100美元，這些國家的物流成本和通脹率已經率先“爆表”。

據報道，在這次會議召開前，一些美國官員認為，聯合釋放約3億至4億桶石油（相當于總儲備的25%-30%）是合適的，但據知情人士透露，由于歐洲國家擔心在缺乏本土增產能力的情況下，如此大規模的釋放可能導致其在戰事拉長時“一次性耗盡家底”，因此尚未對此提議達成共識。

一些能源分析師指出，鑒于煉油能力短缺，釋放戰略石油儲備并不能神奇地增加汽油和航空燃油等成品油的供應，釋放儲備更多的是一種提振信心或市場情緒的措施，旨在讓市場相信各國政府已經意識到這些威脅，并正在協調行動應對。簡而言之，這或許不會導致油價下跌，但可能會阻止油價像原本可能的那樣大幅上漲。

另外一些分析師認為，在全球每日石油缺口高達2000萬桶的背景下，即使釋放出了3億至4億桶戰略儲備石油，也不過是在沙漠里倒一杯水，能撲滅的最多是市場恐慌引發的心理火苗，而非結構性短缺的烈焰，真正決定石油價格走向的，是霍爾木茲海峽何時重開以及這場戰爭何時終結。

那么，特朗普周一晚些時候的那番話，是不是意味著他又打算像在委內瑞拉那樣，打完了就跑，留下一個爛攤子？伊朗是不是又將成為特朗普海外冒險的“爛尾樓”？

特朗普那番話究竟意味著什么？分析人士們都在琢磨，市場更是摸不清頭腦，只能用價格來猜測，這大概也是油價為什么像過山車一樣在這一天里大起大落的原因吧。

（作者曾在英國多家知名媒體擔任資深記者、編輯。作者微信公眾號：魏城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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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魏城，曾經在中西著名媒體從業30多年，做過報紙記者、編輯、翻譯、電臺主持人、網站記者、編輯、雜志執行總編輯等工作，出版過三本書，工作過的機構包括《中國青年報》、《星島日報》加拿大版、英國廣播公司、美國《財富》雜志中文版、英國《金融時報》等。2007年，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發表的中國中產階級調查系列報道獲得了亞洲出版人協會(SOPA) 解釋報道類首獎。如今退而不休，作為自由撰稿人，為FT中文網、《財經》雜志等媒體撰寫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