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重新“開科取仕”，重啟中斷了十余年的科舉制度，在十七年舉行鄉試，十八年會試，殿試，本次殿試共取四百七十二人，史稱明洪武十八年乙丑科進士科，因為狀元為福建建陽縣人丁顯，所以，又有稱之為“洪武十八年乙丑丁顯科”。

因為這次科舉是中斷十余年后才又重新開考的一科，明代的第二屆科舉，所以也是明代科舉中又一特殊的，當中的故事也很多的一科了。

這科錄取進士四百七十二人，按科舉制度近一千三百年的歷史看，這個錄取規模不說是空前絕后的，按人數看都是排在前面的，據說因為自洪武四年后，科舉停止，朝廷又重走“舉薦制”的老路，官場都差不多成為了“門閥世家”了，而民間大量的普通讀書人，不管有沒有才華，都沒有進入仕途的可能。

經過十余年的“堆積”，民間的讀書子弟人數量也就非常多了，科舉重啟，自然的大量的讀書人都拼命去考，就造成這科“人才濟濟”了，幾輪篩選下來，最后也就有四百七十二人登金榜了。

本科狀元丁顯，據說初定并不是他，而是浙江仁和縣人花綸，但因為朱元璋做夢在殿試前一天做夢夢到一個和釘子有關的夢，正好在會試名單中，又看到“丁顯”這個名，于是就把花綸搞下來，欽點丁顯為狀元了。

所以說，古代科舉制度，雖然說是有一些公平性，但在古代等級制度，以及各種歷史環境制約下，有時候“參加考試的結局如何”，不是文化高，知識廣就一定可以成為狀元的，其他人為因素干擾都是有很大影響的。

這一科進士雖然錄取的人數很多，但最后這一科的所人，都是“不受歡迎”的一屆“天子門生”。

如明代的“靖難之役”，朱棣和建文帝之間的權力爭斗，洪武十八年乙丑科的進士們，以榜眼練子寧，探花黃子澄為首的一多半是站在建文帝這一邊的，結果都知道了，最后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遷都北京掌管了天下，“成王敗寇”，洪武十八年乙丑科的進士們就成為了新帝眼中最礙眼的一科。

同時，偏偏這一科的進士本身又有很多人不爭氣，在后來明朝廷歷年的查貪反腐中，竟然查出這一科中的一百四十余人因此被法辦，于是，更不得皇帝喜歡了。

據學者研究，明清兩代共舉行了科舉考試二百零一科，按傳統每科結束都制作一方《進士題名碑》，立于國子監，但就除了《洪武十八年乙丑科進士題名碑》是被毀的，其他都基本保存完好，據說就是因以上兩原因，最后朱棣下令毀的。

這也是這科特殊的原因之一了。

而這一科中，按登科錄，題名錄的記載，今天廣西地界上出了九位。

即蒼梧李熙，興安唐輝、文敏，陽朔石岳，宜山陳以仁。容縣王惟道，臨桂吳文，王溥，全州蕭桂。

但現在各地的地方志統計，洪武十八年乙丑科中，廣西的進士人數就顯得有點亂了。如清代的《廣西通志》，人數和數量都有所不同，各種文獻的傳播中，就造成了有十一人之說了。這就是古代文獻資料不流通，手書字體辨認不同引起的了。

后世的文獻認為，洪武十八年乙丑科廣西的進士人數為十一人，其中增加了融縣王惟通，藤縣魏塤。

融縣王惟通的錯誤是如何產生的呢？這就有意思了。

看洪武十八年的題名錄（登科錄沒看到），存在很多問題。如有一個“融縣王惟道”的記載，這就有問題了。

實際上，容縣王惟道，融縣王惟通是同科舉人，都參加了洪武十七年甲子科廣西鄉試，并中舉，名字一字之差， 而且字形相同，籍貫同音。王惟道是當時梧州府容縣人，而王惟通是柳州府融縣人。可是偏偏題名錄把人名和籍貫給混了，所以后世就把這兩人給混了。經對照，王惟道無論是記作容縣人還是融縣人，他這個名字都出現在進士名錄里，但王惟通這個名字，在后面幾科都沒有找到，這就不怎么明白了。

還有藤縣魏塤，地方志都記他為洪武二十四年進士，可能是后世一些文獻在編寫新資料時，把他列于前，而被人誤認為是乙丑科進士。

先不說這兩人，就說這科題名錄還有一個錯誤，就是陽朔的石岳，被記為“陽翔縣人”，這么嚴肅的資料中，出現這樣的錯誤，在古代應該是被殺頭的吧。

但這么嚴格的體系下，應該有本登科錄，里面記錄了中榜人的祖宗好幾代。可是卻出現了這樣的錯誤，這應該和朱棣毀這科題名碑的事件有關。

現在網上都在討論，朱棣對洪武十七年這一批進士十分不友好，把他們相關的登科錄，題名錄資料都毀了，造成了他們這一科的資料缺失，所以，現在看到流傳的與洪武十七年有關的登科錄，題名錄，大概率是有錯誤的，或說是不完整的，是某一代的有心人東拼西湊補出來的。

正是如此，也就出現了融縣王惟道，石岳廣西陽翔人的錯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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