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天貢院牌樓，上書為國求賢四個大字。

1907年留學生殿試，這是參試考生拍的，可能是殿試唯一的影像了。考生拎著裝有筆墨紙硯的考籃，正從中和殿后面，奔保和殿而去。

今年高考接近尾聲，彌漫全城的緊張氛圍即將解除。不過，“考試”可算是中國除了四大發明外的第五大發明，為國求賢的儀式持續千年，已經融進城市肌理。

科舉時代，舉子們的趕考動線由“會館-國子監-貢院”組成。來自全國的數萬名考生，先到會館落腳，再拐入成賢街，懷著朝圣般的心情，在孔廟的進士題名碑前默默祈禱，隨后走向貢院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龍門”。

湖廣會館設立的初衷，就是招待湖南、湖北進京參加會試的舉子。在交通不便、食宿難尋的年代，這里是兩湖學子的“京城根據地”，不僅提供免費食宿，也是“學而優則仕”的社交場所。

作為儒生，孔廟自然要去拜一拜的。孔廟是元、明、清三代皇家祭祀孔子的核心場所，國子監是當時全國的最高學府，兩者相鄰而建，遵循“左廟右學”的古制，共同構成了古代中國的“文脈心臟”。

國子監皇帝講學的場所——辟雍。

孔廟大成殿

讓考生們心生敬畏的，是孔廟院內的198通進士題名碑。這些石碑從元代一直延續到清末，鐫刻著元、明、清三代各科進士的姓名、籍貫和名次，總計51624人。歷史人物的名字清晰可辨，這石碑無異于一套“卷王勵志教材”。

懷揣夢想，走進建國門附近的貢院，這里的氣氛卻猶如煉獄。

貢院明遠樓和號舍

高達丈許的圍墻，墻頭上布滿了防止作弊的荊棘，“明遠樓”作為考場的“制高點”，監視著考場內的一舉一動。

一排排低矮狹窄的號舍，每間約1.4平方米，僅能容一人端坐。考試期間，考生要在這狹小的空間里待上三天兩夜，白天伏案答題，晚上蜷曲而臥，吃喝拉撒全在里面。貢院的號舍一度多達1.6萬間，密密麻麻，猶如“蜂房”一般，十足的壓迫感。

貢院里的考生

1900年的庚子國變，毀了順天貢院，以至于1904年的全國會試，不得不改在河南開封舉行，這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次會試。

末代狀元劉春霖在保和殿被欽點，他的榮耀成了科舉制度的絕響，他本人也被稱為“第一人中最后人”。

秀才們從八股文里抬起頭，驚覺自己的學問轉眼就過時了。對于新學，民國教育部還沒有能力組織全國性的統一考試，“高校自主招生”就成了時代的“必然選擇”。

從1912年到1937年這二十多年間，北平作為全國的教育中心，依舊學子云集。這其中，北大、清華、燕京、輔仁“四大名校”，構成了當時高等教育的“第一梯隊”。在自主招生的賽場上，他們也展開了一場關于“選材”的對決。

北大紅樓南門

北大是最早“不看分數，只重才華”的學校。1917年，胡適在一份國文試卷上看到了一篇極為出色的作文，當即給出了滿分，可當校委們調出這份考生的完整成績單時，卻發現數學是零分，其他各科成績也不出眾。最后，蔡元培支持了胡適，破格錄取。這位考生就是羅家倫，11年后，年僅31歲的他，成了清華大學的校長。

在命題上，北大風格也極鮮明，如“蔣介石對日不抵抗，宋子文在歐美大借款，試述其事實而評論之”。其他科目也是“大題為主”，不考死記硬背，只關注考生是否具備“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底層能力。

清華的招生理念，帶有強烈的“學者治校”色彩，每個科目的命題人，都是當時國內該領域最頂尖的學術大師。最能體現這一特色的，是國學大師陳寅恪。1932年，他破天荒地增加了一道“對對子”的題型，兩個上聯：一個是“孫行者”，另一個是“少小離家老大回”。

在近千名考生中，只有三位考生勉強對出了符合要求的下聯，分別是“胡適之”“祖沖之”和“韓退之”，而“王引之”才是陳寅恪心中的標準答案。

1947年清華大學校慶活動中同學們玩傳統的“斗牛”游戲。

燕京大學是標準的“精英教育”，其招生標準，也是美國藤校作派。除了常規科目，學校還加試了一門智力測驗，題型和考察模式與現在的GRE考試邏輯部分高度相似。

所有通過筆試的考生，還要在貝公樓參加由司徒雷登主持的全英文面試，考生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是“如何服務中國”。

燕京大學的女學生

輔仁大學由著名史學家陳垣擔任校長，在他的主張下，學校明確提出“國文與外國文為研究一切學問之工具”的教學原則，把“國文”設置為必修課，而且要求“各系一年級學生有國文較劣者，一律須補修一年國文課程”。

輔仁大學的國文試題，風格極為“傳統”，甚至可以說是“保守”：作文經常采用《讀書志不在溫飽論》這類儒家思想的題目，而且要求考生必須用文言文寫作。

輔仁大學全景

這四所頂尖學府之間，雖然存在著激烈的“生源爭奪戰”，但在考試時間的安排上，卻有著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各校都會提前公布招生章程，故意把考試日期錯開，不讓考生們顧此失彼。

這段教育探索被抗日戰爭打斷。不過，中國人對“升學成才”“知識改變命運”的渴望從來都不會變。每年高考季，仍有大量考生和家長到孔廟、國子監“討彩頭”，希望能沾上一點“學霸氣息”。

本版圖文 孫文曄 李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