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住在1996年的俄羅斯新庫茲涅茨克，你可能會覺得，隔壁那個總送湯的老太太，是這條街上最善良的人。直到你發現，那鍋湯里熬的，并不是普通肉食......

1996年10月，皮奧涅羅夫街53號。

樓下住戶已經忍了好幾個月。天花板上不斷滲水，水質渾濁發黃，帶著一股暗紅色的詭異色澤。最要命的是氣味——那不是普通下水道的臭味，而是一種讓人胃里翻江倒海的腐爛甜腥。

鄰居們不是沒找過樓上。九樓那戶人家，住著一對母子。母親柳德米拉，六十多歲，見人總是笑瞇瞇的，說話輕聲細語，平時靠撿破爛為生。兒子亞歷山大，鄰居們都知道，“腦子有點問題”，常年不出門，偶爾在樓道里碰見，眼神躲閃，像只受驚的耗子。

每次上門提醒，柳德米拉都會一臉歉意：“不好意思啊，亞歷山大又犯病了，在修家具呢。回頭我收拾收拾。”

她還經常送東西給鄰居。

半舊的童裝，幾塊生肉，或者一碗熱氣騰騰的肉湯。

九十年代中期的俄羅斯，物資匱乏，能吃上肉是稀罕事。

鄰居們接過肉湯，心懷感激，也就不再好意思追究那越來越濃的臭味，和音樂間歇時那種沉悶的、像骨頭斷裂的撞擊聲。

直到10月的那天，樓下住戶實在忍無可忍了。

此時，水已經不只是滲，而是在淌。

幾個鄰居帶著物業維修工，沖上了九樓。

門敲了很久，里面明顯有人，腳步聲慌亂，音樂聲被調得更大了，但就是沒人開。

鄰居們只好報警。

警察趕到時，那扇門依然緊閉。而門縫里，已經開始往外滲出暗紅色的液體。

警察只得找來工具破門。

當門被強行破開的那一刻，一股惡臭撲面而來，站在最前面的維修工，當場吐了。

后來有警察回憶說，那種味道，好像有人把死老鼠塞進你的鼻孔里，讓人一輩子忘不了。

房間里的景象讓所有人愣住了。

墻上貼著密密麻麻的恐怖素描。床上亂糟糟的被褥下面，赫然露出人的肢體。

掀開被子，只見3個人——確切地說，是3個軀體躺在那里。

最中間那個滿身是血的女孩，在手電筒的光照下，竟然微微抬了一下手。

她叫奧爾加，17歲。是這間地獄里唯一的幸存者。

廚房里，灶臺上的大鍋還在冒著熱氣。揭開蓋子，里面翻滾著黑乎乎的湯底。

旁邊水桶里，泡著尚未處理的肉塊。

浴室的下水道完全堵死，管道已經爆裂——因為被沖進去的軟組織碎片太多了。

這一刻，所有人才意識到：這棟樓的鄰居們，在過去將近一年的時間里，一直在吃這戶人家送的肉到底是什么肉。

奧爾加被緊急送往醫院。

醫生檢查后都震驚了——這個奄奄一息的女孩因長期被虐待，全身多處器官衰竭，可是她竟然還能活到現在，這在醫學上簡直就是個奇跡！

但她確實出撐不了多久了。生命的最后時刻，她對著警察的錄音機，艱難地講述了那個致命的下午——

遇到柳德米拉時，她正和兩個朋友在市場買東西。老太太說自己買的東西提不動了，問她們是否愿意幫忙給送回去。于是，3個善良的女孩就在柳德米拉的引領下，走進了皮奧涅羅夫街53號。

柳德米拉的家門被關上的瞬間，一條大狗撲了過來，隨后是她的兒子亞歷山大，手里拿著刀，沖過來毆打女孩們。

那個剛才還一臉慈祥的柳德米拉，則站在旁邊冷冷地看著，只說了句：

“別弄臟了地毯。”

奧爾加的兩個朋友，當天就死了。

亞歷山大沒殺奧爾加，而是讓她處理她朋友的遺體，并威脅她說：“你不做，就讓狗咬死你。”

證詞錄完不到半天，奧爾加停止了呼吸。但她留下的證詞，成為揭開真相的關鍵證據。

警方隨即展開對柳德米拉母子的調查。

調查發現，這是一個讓人壓抑的畸形家庭。

亞歷山大出生于1970年，從小身體不好，腦部發育遲緩。他上面還有個姐姐，很小的時候就被父親侵犯過。

亞歷山大的父親是個酒鬼，喝醉了就打老婆、騷擾女兒。柳德米拉早年在丈夫的暴力下早已嚇破了膽，不管家里發生什么都假裝看不見。

亞歷山大3歲那年，父親侵犯女兒的丑聞傳了出去，他受不了輿論壓力，跑了，姐姐也離開了家，在法院找了份工作，偶爾回來看看。

于是，柳德米拉就把所有情感都傾注在體弱多病的兒子身上——在她眼里，兒子就是她身體的一部分，只要兒子高興，殺人放火都行。

亞歷山大視力不好，經常頭暈、流鼻血，12歲還尿床。

這些生理問題進一步加劇了他的心理扭曲。

柳德米拉放心不下，每晚都和他睡在一起。

兒子在外面調皮搗蛋，往鄰居門鎖里塞火柴棍，鄰居找上門來，她不教育兒子，反倒嫌鄰居多管閑事。

他內向、懦弱，從小被同學欺負。

每次哭著回家，柳德米拉不是教他如何自衛，而是抱著他，用一種毛骨悚然的溫柔對他說：

“沒關系的，不是你的錯。是他們壞。他們都是垃圾。總有一天，我們要把這些垃圾都清理掉。”

亞歷山大從小就看著父親對母親和姐姐動手，雖然他想不明白姐姐為什么總在哭，但父親那套憎惡女性的觀念，像種子一樣種在了他腦子里。

在母親的教導下，“清理垃圾”這四個字，后來成了他殺戮的全部理由。

柳德米拉原來在學校做總務處主任，后來因偷東西被學校開除，又在法院找了個助理的工作，經常把刑事案件的資料帶回家研究，和兒子一起看犯罪現場照片。

看一段時間后，亞歷山大開始對集中營和酷刑著迷，就自己畫圖研究。

柳德米拉不僅不制止，還主動給他買畫筆買書和他一起學。青春期之后，亞歷山大的心理扭曲開始顯形。

1991年，21歲的亞歷山大談了個女朋友，叫葉夫根尼婭。女孩很快發現他喜怒無常、有暴力傾向，而且他那個母親總是陰魂不散地盯著他們。女孩受不了，提出分手。

這一下惹惱了亞歷山大。他把女友鎖在公寓里，日復一日地折磨，把學到的所有酷刑都在她身上試驗了一遍。

鄰居聽到慘叫聲，柳德米拉就出面解釋，說兒子在看恐怖片，音量開太大了。

一個月后，葉夫根尼婭在極度痛苦中死去。

亞歷山大被捕了。但審判前的精神鑒定顯示，他患有偏執性精神分裂癥。在當時的法律下，這意味著他免予刑事責任，不需要坐牢，只被送進精神病院強制治療。

1995年，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經濟崩盤，醫院經費斷絕，柳德米拉趁機申訴讓兒子出院，也有說是她拿兒賄賂了醫生。

反正醫生最后在亞歷山大的出院診斷書上簽了如下意見：

患者病情穩定，不再具有社會危害性，建議回家進行門診治療。

就這樣，亞歷山大大搖大擺地回了家。

其實，從精神病院出來的他，不僅沒有好轉，反而更瘋了。

他在那里認識了真正的罪犯，學到了更系統的“方法論”。他確信自己是上帝選中的清道夫，要建立一個新的世界。

而第一步，就是把自家公寓改造成祭壇。

母親知道他想干什么。她沒有報警，沒有勸阻。相反，她決定加入。

理由很簡單：兒子太虛弱，又社恐，沒辦法自己去街上抓人。兩人就形成分工：母親負責誘捕，兒子負責宰殺。

九十年代的新庫茲涅茨克，火車站和集市上，最不缺的就是流浪兒童、離家出走的少年、為生計奔波的年輕姑娘。

于是，人們經常會看到一個提著重物、慈眉善目的老奶奶，對著那些落單的孩子微笑：

“孩子，能幫奶奶把這些東西提上樓嗎？奶奶家里有糖果。”

好心的孩子就這樣跟著她，走進了皮奧涅羅夫街53號。

電梯門在九樓打開的那一刻，等待他們的，不是糖果，而是那個手里拿著刀、眼神空洞的年輕人。

把人帶來后，柳德米拉會冷冷地看著受害者，轉向兒子說：“她們是你的了。”

亞歷山大處理受害者的方式，已經形成了一條流水線。

他的殺戮，遠不止于殺人本身。他把受害者囚禁在臥室里，播放震耳欲聾的重金屬搖滾，一來掩蓋慘叫聲，二來他相信這種音樂能讓他進入一種神圣的狂暴狀態。

他累了，就讓母親幫忙看管受害者，幫忙清理，把處理不了的部分裝進黑色垃圾袋，趁著夜色扔進河里。

那柜子里塞得滿滿當當的衣服——五顏六色的連衣裙、疊得整整齊齊的兒童牛仔褲、像小山一樣堆起的鞋子——被柳德米拉清洗得一塵不染，像戰利品一樣碼放得極為工整。

對亞歷山大來說，這是他的“作品”，他畫了很多素描，還記了日記。

他在日記里寫道：

“我們的國家病了，街上到處都是垃圾，那些女人、那些沒人要的孩子，他們就是社會的毒 瘤。我在清理他們，我在建立一個新的民主。在我的公寓里，我就是法律。”

他不認為自己是個殺人犯。他認為自己是救世主。

從1995年底到1996年10月，新庫茲涅茨克的街頭，兒童和年輕女性的失蹤報告越來越多。警方排查過舞廳、俱樂部、酒吧，設關卡攔截可疑車輛，甚至懷疑有器官販賣團伙在活動。

但沒有人懷疑過柳德米拉。此時她早已被學校開除，卻在法院謀得一份助理工作，甚至偶爾在幼兒園兼職門衛。她看起來就是一個普通的老太太，甚至值得人同情——丈夫跑了，兒子腦子有問題，全靠她一個人撐著。

1996年夏天，天氣越來越熱，遺體腐爛得越來越快，亞歷山大處理的速度跟不上殺戮的速度了。

他開始把一些軟組織直接沖進馬桶和下水道。

可是這棟樓太老了，管道嚴重老化，很快被徹底堵塞，最終爆裂，樓下的天花板便開始滲出暗紅色的液體。

地獄的蓋子就這么被揭開了。

警察破門而入的那天，亞歷山大展現出了他真正的底色。

那個在女孩面前不可一世的國王，那個在日記里豪言壯語的清道夫，聽到警察破門的聲音時，甚至沒敢看一眼那些還在受苦的受害者。他轉身跑向陽臺，順著防火梯爬上了屋頂，消失在夜色中。

兩天后，警方在公寓樓頂的閣樓找到了他。

他蜷縮在角落里，穿著臟兮兮的褲子，眼神慌亂，像只受驚的老鼠。手里緊緊攥著一塊從家里帶出來的生肉。

面對全副武裝的特警，他甚至沒敢做出任何反抗，乖乖地伸出雙手，戴上了手銬。

1997年，對母子倆的審判開始了。

可是，由于亞歷山大被鑒定為精神失常，不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無法出庭受審，他因此未被追究刑事責任，而是被送往伏爾加格勒的一所高度戒備的精神病院，進行強制治療。

兒子精神不正常，作為母親的柳德米拉總是正常的吧？

可是在法庭上，柳德米拉推翻了自己之前的所有證詞，哭訴著說：“我是一個可憐的老女人，我被我的兒子劫持了。如果我不幫他帶人回來，他就會殺了我。我是受害者。”

即便公訴人拿出的證據，她仍然說自己無罪。

而鄰居們出面證明說，柳德米拉在沒有兒子在場的情況下，依然在市場上微笑著和孩子搭訕。

還有那一柜子五顏六色的女裝和童裝，幾十件珠寶首飾——如果是被迫的，她為什么要細心清洗、放得整整齊齊、像戰利品一樣收藏？

她主動送肉湯的行為，也絕對不是一個被迫的人會做的事。那是主動的，甚至帶著某種扭曲快感的參與。

最終，法庭只認定了4名受害者。亞歷山大自己也只承認殺了19或20人。

據后續調查推測，受害者可能多達82人，但因證據缺失，法庭僅能認定其中4起。

因為肉湯已經被鄰居們消化了。

因為大部分證據被沖進了下水道，或者被扔進了流經市區的阿巴河。

因為那個年代檔案管理混亂，很多流浪兒失蹤，根本沒人報案。

82個被吞噬的名字，就這樣永遠消失在西伯利亞的寒風中，成了無名的冤魂。

最終，柳德米拉因犯有共謀殺人罪，被判處13年監禁。

聽到判決時，旁聽席上的受害者家屬崩潰了，幾十條人命，只換來13年刑期？

可是法官也無奈，這在俄羅斯當時的法律框架下，已經是對從犯的最頂格處罰。

13年刑期，分攤到每一條人命的身上，竟不足兩個月。

而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療的亞歷山大，只要醫生認為他“痊愈”了，就可以放他出院，他自己也有權申請出院。

實際上，他已多次寫信要求釋放，理由是：回家照顧媽媽。但每一次，他的申請都被駁回。

精神科醫生對他每半年一次的評估，結論都是一樣的：極度危險，永不釋放。

這大概是這起案件里，唯一讓人覺得還算公正的事了。

這里要提一下亞歷山大的姐姐。

她會偶爾回去看望母親和弟弟，自然知道家里發生了什么，甚至可能穿戴過那些死者留下的衣物和首飾。但出于親情或者是恐懼，她選擇沉默。最終，她因沒有參與殺人的證據而未被起訴。

這起案件最值得玩味的地方，不在于母子二人的殘忍，而在于一個更深層的悖論：

法律為了保護“不具備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能力者”，設計了一套精密的精神疾病豁免制度。但當這套制度被濫用時，它可能成為最殘忍的兇手的護身符。

亞歷山大有沒有病？有。他的偏執性精神分裂癥是真實存在的，他的妄想系統是完整的，他在日記里寫下的那些話，也確實是一個精神障礙者的典型表達。

但問題是：他的“瘋”是有選擇性的。

他能精準地誘騙、囚禁、折磨受害者。他能與母親進行復雜的分工協作。他能冷靜地處理尸體，反偵察，甚至在審訊中對著鏡頭微笑。

一個“不具備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人，是如何做到這些的？

這不是在否定精神鑒定的專業性。而是在追問：

當我們用“疾病”來解釋一切暴力時，我們是不是也同時消解了“惡”的存在？當一個人能精確地執行一個復雜的犯罪計劃，卻因為一紙鑒定書而免于刑責，受害者的正義，又該由誰來伸張？

更令人憤怒的，是對母親柳德米拉的判決。

她不僅未被脅迫，反而是主動的、清醒的、享受其中的。她清洗衣物、整理戰利品、熬湯送人——這些行為需要的不是服從，而是認同。

她在法庭上的哭訴，與其說是懺悔，不如說是表演。

2008年，71歲的柳德米拉刑滿釋放。

她試圖回到新庫茲涅茨克的老房子，被憤怒的鄰居們趕走。

據當地媒體報道，她此后行蹤不明，有傳聞說她在偏遠的村莊孤獨終老，也有傳言說她早已去世。

通讀這起案件，我最想說的一點是：普通人的惡。

柳德米拉是不是壞人？

要說她是壞人，她沒有親自動手殺過人；要說她不是壞人，她干的那些事兒，又比殺人還讓人惡心。

這種壞，比那種大奸大惡還可怕。

因為大奸大惡你還能防著點兒；而她的壞，就藏在表面的溫和和善意里——那個笑瞇瞇的老太太，那碗熱氣騰騰的肉湯，那幾句“我兒子有病，不好意思”。

你說你怎么防？你沒法防。

那些最危險的陷阱，往往就披著“善意”的外衣。一個求助的老人，一個挺著大肚子的孕婦，一句“幫幫忙”——這些我們從小被教育要溫柔以待的東西，恰恰成了最鋒利的刀。

我們能做的，大概也就是記住，記住這82個消失在西伯利亞寒風中的名字。

然后，下次遇到那種“太熱心的好人”，希望你送ta去某地的陌生人，多觀察一下，多留個心眼。

我不是讓你冷漠，而是讓你明白：善良不該是盲目的，施善前，一定先擦亮眼睛。

真正的善良，首先得學會保護自己。別讓你的善意，成為惡意的入口。

案件來源

俄羅斯真理報

“Serial killer who cannibalised children during the 1990s sent to mental hospital”（2024年5月）
該報道詳細記錄了亞歷山大·斯佩西夫采夫被法院送往精神病院強制治療的最新進展，確認受害者至少34人，其中11名為未成年人，并提及奧爾加·加爾采娃的證詞細節

TheFreeDictionary / Alchetron（案件百科）

“Alexander Spesivtsev” 百科條目
整合了案件的關鍵信息：亞歷山大出生于1970年3月1日，綽號“新庫茲涅茨克怪物”和“西伯利亞開膛手”，僅被定罪4起謀殺，但警方發現的82件血衣指向超過80名受害者。其母柳德米拉在法院工作，利用職務之便將刑事案件資料帶回家與兒子研究

俄語原始資料

“Семья каннибалов”（食人家庭）
俄羅斯媒體對案件的原始報道，記錄了柳德米拉最終被判處13年監禁，以及亞歷山大至今被關押在卡梅申地區精神病院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