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反復多次強調(diào):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十個字，看似簡單，卻道出了一個政黨與人民之間最根本的關(guān)系。

而毛主席與陳永貴之間的往事，也是對這句話最生動、最形象的解釋。

陳永貴是山西大寨一個地地道道的農(nóng)民。從小在黃土坡上長大，手上是厚厚的繭子，臉上是風霜刻出的皺紋。

他不識字的時候，他就邊干活邊學習，后來硬是能讀報了。1952年他當了大寨的村支書。

大寨那個地方，當時的條件非常差，當?shù)厝苏f，走路沒有三尺平，種地沒有三畝整。天旱的時候，地裂得像烏龜殼；下雨的時候，洪水卷著石頭往下沖。

換了一般人，可能早就認命了。但陳永貴不認命。他帶著全村人，不分白天黑夜，在七溝八梁一面坡上修梯田、打石頭、壘壩墻，硬是把一片窮山惡水改造成了能打糧食的好地。

十多年下來，大寨的面貌徹底變了樣了，糧食產(chǎn)量翻了好幾倍，全村人再也不用餓肚子了。

1963年，大寨遇到了百年不遇的洪水，沖垮了房屋和梯田，陳永貴正在縣里開會，聞訊連夜趕回。面對哭泣的村民，他只問了一句：“人沖走了沒有，牲口沖走了沒有？”

得知人和牲口都安然無恙，陳永貴挺直腰桿：“這就是大喜事，應(yīng)該開慶功會，還哭什么？毛主席說過，人是第一可寶貴的，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都可以創(chuàng)造出來。”在他的帶領(lǐng)下，大寨重建家園，恢復了之前的生活。

后來他提出“三不要、三不少”：不要國家救濟糧、款、物資；不少社員口糧、不少社員收入、不少上交國家糧食。

當時有人認為這是吹牛，但他鉆研提產(chǎn)的方法，帶領(lǐng)大寨人埋頭苦干，把原來畝產(chǎn)約700斤，提到了約900斤，還給國家上繳了12萬斤糧食。

毛主席第一次聽說陳永貴的事跡時，非常感動。他關(guān)心的不僅僅是陳永貴這個人，更是陳永貴身上那種“不靠天、不靠地、全靠自己”的勁頭。

在毛主席看來，新中國剛剛站起來，百廢待興，最需要的就是這種精神。而陳永貴，恰好是這種精神最鮮活的代表。

更重要的是，陳永貴來自群眾。他不是上面派下去的干部，不是坐辦公室聽匯報的官員，他就是從泥土里長出來的人。他說的每一句話，做的每一件事，都帶著莊稼人的樸實和真誠。

他懂農(nóng)民在想什么，懂農(nóng)村需要什么，懂種地是怎么回事。這種“來自群眾”的本色，是任何書本知識都替代不了的。

毛澤東發(fā)現(xiàn)陳永貴后，沒有止步于個人賞識。

1964年5月，他在濟南公開表揚大寨和陳永貴，強調(diào)干部不參加勞動就會“懶、饞、占、貪”。他批示：干部一參加勞動，許多問題就得到了解決。修正主義的根子就在這里。

同年12月26日，他71歲生日，特意打破慣例，邀請陳永貴、王進喜、邢燕子等基層勞動者參加生日宴。陳永貴后來回憶，毛澤東握著他的手說“永貴好”，稱贊他是“農(nóng)業(yè)專家”。

這不是簡單的禮遇。毛澤東要把陳永貴這個從群眾中來的典型，到群眾中去推廣，化為全國農(nóng)民的行動。隨后，《人民日報》發(fā)表《大寨之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連續(xù)廣播《大寨英雄譜》，號召全國農(nóng)業(yè)學大寨。從此，陳永貴的名字傳遍了大江南北。

值得一提的是陳永貴提出：黨員勞動要優(yōu)于群眾，支委優(yōu)于黨員，支部書記更要好于支委，只有這樣，黨支部才有資格領(lǐng)導生產(chǎn)。這正是毛澤東擔心的“干部脫離群眾”問題的解藥。

后來，他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

1975年，第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陳永貴當選為國務(wù)院副總理。

陳永貴當選副總理，恰恰是“到群眾中去”的體現(xiàn):讓一個來自最基層的人，走到最高決策層，把群眾的聲音直接帶進國務(wù)院。

陳永貴當選了副總理之后，做了幾件事，很能說明問題。第一件事，他不轉(zhuǎn)戶口。他的戶口仍然留在大寨，仍然是個農(nóng)民。第二件事，他不拿國家工資。他拿的仍然是村里的工分，一年下來也就養(yǎng)家糊口。第三件事，他每年都要回大寨，回村里住一陣子，下地干活，和鄉(xiāng)親們聊天。

有一次，他在北京開會，會議結(jié)束后，有人請他到高級飯店吃飯。他說：“我不去。我在大寨吃的就是小米稀飯、玉米面窩窩頭，到了北京也不能忘本。”

他辦公室里的擺設(shè)也簡單得很，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個茶杯，連沙發(fā)都沒有。有人勸他配個好點的辦公室，他說：“我一個種地的，要那么好干啥？”

這就是“到群眾中去”的真正含義。不是說當了官就要和群眾劃清界限，而是當了官之后，更要記住自己是從群眾中來的，更要和群眾保持最緊密的聯(lián)系。

陳永貴做到了。他雖然身居高位，但他始終沒有忘記自己是個農(nóng)民，始終沒有忘記大寨的父老鄉(xiāng)親，始終沒有忘記腳下的那片黃土地。

陳永貴當選了副總理，正是“在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一個體現(xiàn)，我們透過這個現(xiàn)象可以發(fā)現(xiàn):

第一，打破官僚體制的“墻”。在任何一個國家，只要時間久了，官僚體制就會形成一堵無形的墻，把干部和群眾隔開。干部坐在辦公室里，聽不到群眾的真實聲音；群眾站在外面，看不到干部的真實樣子。毛主席一生最痛恨的就是這堵墻。

陳永貴進了國務(wù)院，就能告訴所有的干部：不能脫離群眾，不能忘記自己是從哪里來的。陳永貴就是好的表率，告訴了大家什么叫做“和群眾在一起”。

第二，勞動人民真正參與國家治理。其實在毛主席的理念中，國家是全體人民的國家。農(nóng)民占了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shù)，如果農(nóng)民的聲音不能被聽到，如果農(nóng)民的代表不能參與決策，那還叫什么人民當家作主？

而陳永貴當選了副總理，就是讓最底層的勞動者直接走到最高層，讓“人民當家作主”這個口號變成實實在在的制度安排。

第三，樹立了一種全新的干部標準。衡量一個干部好壞的標準，不是看他學歷有多高、資歷有多深，而是看他心里有沒有群眾、腳下有沒有泥土。

陳永貴雖然讀書不多，但他懂得當干部就得為群眾辦事。這個道理，比任何書本知識都重要。而陳永貴這個榜樣，可以引導所有的干部都向這個方向努力：到基層去，到群眾中去，到最艱苦的地方去。

從積極的方面說，陳永貴確實起到了別人起不到的作用。他在國務(wù)院期間，分管農(nóng)業(yè)，經(jīng)常到各地農(nóng)村去調(diào)研。他去看的地方，不是那些條件好的示范村，而是那些最窮、最苦、最偏遠的村子。

他去聽的意見，不是干部們的匯報，而是老百姓的實話。他提的建議，很多都是實實在在的、能解決農(nóng)民疾苦的辦法。他的存在，讓國務(wù)院的決策多了一雙“農(nóng)民的眼睛”。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承認，這種做法帶有那個時代的特殊性。一個農(nóng)民擔任副總理，雖然有象征意義和實際作用，但在面對復雜的宏觀經(jīng)濟問題、外交事務(wù)時，確實存在知識和經(jīng)驗的短板。

不過，我們不能因為后來的變化，就否定這段往事。陳永貴當選副總理，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可以貫徹“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理念，也是一次大膽嘗試。

意義并不在于這個做法本身是否完美，而在于那種始終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為了群眾的精神，永遠不會過時。

毛主席與陳永貴的往事，是新中國歷史上一個獨特的篇章。這個篇章里，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復雜的理論，只有一個樸素的道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