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治戰的理論與實踐研究

近年來，美國單極霸權受到由信息科技推動的多極化趨勢的挑戰，公開手段與隱蔽手段、對稱力量與非對稱力量的激烈博弈，使美國達成戰略目標的不確定性日益凸顯。在此背景下，美國開始反思嚴重依賴軍事手段推行霸權主義的傳統做法，轉而開始尋求綜合運用多種國家權力要素以維護國家利益，政治戰由此重回大國競爭的舞臺。

美國政治戰的基本理念

冷戰結束后，美國的政治戰行動并沒有停止。2017年12月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2018年4月發布的《國防戰略報告》，再次將政治戰的概念寫入官方文件。2018年4月，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發布《現代政治戰》系列研究報告，這為美國實施政治戰提供了全面的行動指南。報告指出，美國應改變過度依賴軍事力量的傳統做法，積極發展現代政治戰能力，通過政治戰方式對中國、俄羅斯、伊朗等國發動新一輪輿論、心理、意識形態和經濟等多維度的攻擊。

蘭德公司關于現代政治戰的報告

蘭德公司的《現代政治戰：當前實踐與可行對策》報告總結了現代政治戰的十個關鍵屬性，基本勾勒出現代政治戰的特征：非國家行為體以前所未有的影響范圍參與政治戰；政治戰是對國家實力所有要素的全面運用；政治戰高度依賴代理人的力量和手段；信息領域的競爭日益激烈；對抗虛假信息的最佳途徑是及時提供可信證據；偵察早期階段的政治戰活動需要投入大量情報資源；政治戰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后果；經濟杠桿越來越成為強國青睞的工具；政治戰往往利用種族、宗教和其他內在聯系來拉攏民眾；政治戰并非取代常規戰爭，而是拓展了其作用范圍。

蘭德公司于2018年7月發布了《美國怎么打政治戰》研究報告，提出21世紀政治戰的行動樣式主要在三個方面進行了創新，分別是非常規戰爭、遠征外交和秘密政治行動，并對美國政治戰的能力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非常規戰爭由美國防部（DoD）主導，聚焦非戰爭狀態下的戰略軍事部署，通過非常規軍事力量干預非傳統沖突，包括支持抵抗運動、反叛亂及反恐維穩等。遠征外交由美國國務院（DoS）與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聯合實施，主要依托駐外使領機構、學術團體及非政府組織等行為體，旨在加強區域治理能力建設、培育親美勢力并儲備政治行動資源。秘密政治行動由中央情報局（CIA）主導，其任務主要是實施戰略信息操控與情報雙向利用，包括搜集有利情報與散播虛假信息。

美國政治戰的運行機制

美國政治戰的運行機制基于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綜合手段，通過影響盟友與對手的政治判斷以實現美國的戰略目標。該機制在組織層面由國務院主導，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供情報與軍事支持，通過跨部門合作機制加以推進，并最終由具備多元力量的行動組織（如非政府組織等）具體實施。

國務院組織領導政治戰行動。蘭德公司發布的《現代政治戰》報告指出：“關于灰色地帶行動，一個始終存在的問題是：沒有一個美國政府機構能起到領導作用，而且我們也一直不愿成立一個有實權的強制機構，確保不同政府部門的各種行動和活動相互協調共同支持總統的決定。”由此可見，美國在進行政治戰的過程中認識到，建立或賦權一個協調各方的主導機構是政治戰的首要組織目標。因此有批評指出，近年來美國家安全委員會人員規模的持續擴大，會使政策執行在戰術層面上過于混亂。為改善這一局面，美國正積極加強國務院在政治戰中的主導作用。這既源于國務院被視為各部門中的首要機構的傳統，也體現了美方試圖將此類工作機制常態化的意圖，即通過國務院主導的行動組織，依照白宮發布的全面政策指導行動，以協調一致的方式來實現美國的國家利益。

國家小組牽頭進行跨部門協調。在國務院的主導下，美國政治作戰格外重視跨部門協調和機構合作。各部門在指定區域聯合制定計劃時，不僅需要形成全面的總體方案，還需結合當地特殊情況做必要調整。針對特定國家設立的國家小組和特派團團長，是美國海外政治作戰的牽頭力量。國家小組作為重要的信息來源，負責參與擬定區域性解決辦法。國家小組成員通過與駐在國的各類相關人員保持密切聯系，并在與駐在國政府協調一致的情況下，能夠更全面、深刻地評估政治戰實施環境和實施難度，因此國家小組掌握著特定國家最權威、最有價值的信息。每個國家小組都負責制定相應的政治戰計劃，并整合各參與機構的意見。

特種作戰力量執行特殊任務。美國特種作戰部隊在政治戰中扮演著多重角色。第一，特種作戰部隊幫助收集和整合潛在的動態威脅信息。這些信息涵蓋了區域動蕩的潛在風險、聯盟體系的不穩定因素以及戰略穩定性面臨的威脅，為決策層提供態勢感知支持。第二，特種作戰部隊通過軍事信息支援行動，為美國的綜合威懾提供了重要支持。特種作戰部隊在通過軍事信息支援對抗潛在對手，提高美國的地區介入能力和影響力的同時，還通過拒止和懲罰來加強威懾，向盟國和伙伴國展示如何抵御對手脅迫。第三，特種作戰部隊協助伙伴國抵抗動亂并提高作戰能力和沖突后復原力。在打擊“伊斯蘭國”的行動中，美國及其盟國在敘利亞和伊拉克與當地非正規軍開展合作，美特種作戰部隊在協助伙伴國建立并訓練專業化、有戰斗力的部隊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同國際盟友合作開展協調行動。美國在制定詳細的政治作戰規劃之前，通常與共同面臨威脅的國家進行溝通。在共同計劃制定之后，互相提供援助，包括：增加威懾力、強化軍事存在、演習或援助。在面對威脅時，各方可啟用防御計劃并發出信號，對較低等級的敵對活動可以用隱蔽、秘密或公開的方式進行主動反擊。面對常規戰爭之外的侵略和威脅，東道國可獲得美國駐軍的支持與聯盟的援助。在達成戰略共識后，成員國將采取聯合措施。一方面，成員國將簽署承諾書，采取切實可行的政治行動，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附加限制條件或警告。另一方面，如果聯盟中的所有成員國一致同意聯手對抗已存在或潛在的威脅，將向潛在的侵略者傳遞強烈威懾信號。以北約為例，其通過歐洲盟軍司令部（SHAPE）與特種作戰司令部（SOCEUR）協同運作，為北約成員國構建了多層級的防御體系并形成強大的協同威懾力。

由多元化的社會力量具體實施。美國政治戰的具體實施往往依賴某些社會層面的末端力量，以隱蔽其政府的主導作用，體現出官民一體、軍民一體的特征。政府、軍隊、學界、企業、媒體、非政府組織等形成了多元化的社會協同力量體系。2021年，美國國會眾議院提出關于“建立向美國及其盟國政府、媒體、學者開放的翻譯與分析中心”的議案，聚焦譯介諸如中國等對美有重大戰略影響的國家的重要政策文件。此舉表明，美政府正在動員美國學術界加入其全力推動的“全政府”“全社會”型對華戰略。此外，非政府組織是美國實施政治戰和地緣戰略的重要載體。

美國政治作戰的基本特點

緊扣核心利益，實現戰略目標。美國通過抹黑潛在對手的方式構建防御性戰略敘事，將自身塑造為政治戰的“受害者”，為其發動政治戰尋找借口。然而實際情況表明，美國會頻繁發起針對特定目標的政治戰行動，且這些目標均緊密服務于美國國家核心利益。2025年特朗普政府實施的“對等關稅”政策就體現了美國政府在經濟議題上的政治考量。該政策假借“公平貿易”之名，實則通過對180個貿易伙伴施加差異化關稅，在強制性經濟調整中滲透地緣政治意圖，旨在重構國際產業鏈布局、遏制戰略競爭對手的發展勢頭，最終鞏固其全球霸權。

2025年4月特朗普宣布對等關稅政策

聯動分散力量，形成整體合力。從政治戰實施主體上看，美國政治戰主體既包括官方授權機構，也涵蓋“非國家行為體”。例如，以國際開發署和國家民主基金會為代表的非政府組織、以布魯金斯學會和蘭德公司為代表的美國智庫，以及諸如美國之音、自由歐洲電臺等媒體機構，共同構成了多層次、多類型的政治戰執行網絡。2025年1月14日，美國蘭德公司發布的報告建議美國可以仿照二戰期間英國的“經濟戰部”，設立一個專門處理非正規戰爭相關事務的常設國家機構，整合軍民機構中的非正規戰爭資產和作戰能力，從而凝聚分散資源、形成整體合力。

多域整合協同，提升整體效能。美國致力于構建復合型政治戰能力體系。為整合多域政治作戰力量，形成跨域協同的整體合力，美國智庫建議參照國家反恐中心（NCC）模式組建國家政治戰中心（NPWC），以漸進式提升非常規戰爭、遠征外交及隱蔽行動等的核心政治戰能力。與此同時，美國智庫還建議在軍事指揮機構中設置文職部門代表，并由國防部和特種作戰部隊向國務院輸送軍事規劃人員，以便美國國務院和軍事部門對接規劃、協調執行，構建起能夠靈活應對混合威脅的一體化政治—軍事行動機制。

美國政治作戰的缺陷和不足

部門利益掣肘。美國的政治作戰缺乏統一的指揮和協調機制。軍事、外交、情報等部門之間未能實現有效協同，導致資源浪費和行動效率低下。在烏克蘭危機期間，國務院與國防部在對烏援助問題上曾產生分歧，國務卿布林肯等國務院官員主張大力支援烏克蘭，包括向其提供大量先進武器等軍事援助，以幫助烏克蘭抵御俄羅斯。然而，時任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等官員則相對克制，認為對俄羅斯的遠程打擊“不會讓戰爭局勢向有利于烏克蘭的方向轉變”。由此可見，各部門之間的利益沖突與相互掣肘，導致美國在對烏援助問題上反應遲緩、前后不一，嚴重削弱了美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和信譽。

資源配置困境。美國政治作戰的資源配置存在顯著缺口，嚴重制約政治戰效果的實現與戰略目標的達成。基于“美國優先”政策導向的行政體系呈現出明顯的內向化特征，其國防預算中的對外援助部分遭嚴重壓縮，民主價值觀輸出力度顯著弱化。2025年2月9日，美國國際開發署正式摘牌，標志著這一延續了60余年的雙邊援助機構失去了其作為獨立機構的法定地位。此舉反映了美國政府對外援助的預算繼續削減，對外援助事項的優先級進一步下降。對比而言，美國近年來持續大幅增加軍費預算，2025財年國防預算更是占到美政府財政支出的12%，遠高于其用于外交事項的預算。這種“重硬實力、輕軟實力”的資源配置，正不斷削弱美國政治戰所必需的戰略彈性和長期影響力。

2025年2月14日，美國副總統萬斯在

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抨擊歐洲的講話

國際信譽下降。美國在推進政治戰戰略時采取的保護主義政策，實質上是對多邊主義體系的挑戰，旨在維護其全球霸權地位。2025年2月14日，慕尼黑安全會議充分體現了美國的單邊主義策略，美國副總統萬斯在會議上公開批評歐洲的民主實踐，指責歐洲國家“壓制言論自由”并干涉內政。更有甚者，美國在烏克蘭問題上單方面與俄羅斯推進和談，將歐洲排除在談判進程之外。這一系列舉動導致美歐同盟關系出現歷史性裂痕。同時，政治戰中虛假信息的傳播往往容易遭到反噬。美國長期將傳遞虛假信息作為政治戰手段，這損害了美國的國際形象和聲譽，進而削弱了其在全球事務中的領導力和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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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丨軍事文摘

作者丨陳紀豪、劉楊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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