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灄水農夫

近年來，農民養老金問題逐漸走出學術圈，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熱點議題。每年全國兩會期間，都有代表委員提交關于提高農民養老金水平的建議，經濟學界、社會學界乃至普通網民也紛紛參與討論。總體來看，主流輿論普遍認同應當提高農民養老金，但在提高的幅度和具體標準上，觀點卻出現了明顯分歧：一部分人主張應大幅提升，力求縮小農民養老金與城鎮職工養老金之間長期存在的巨大鴻溝，讓農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另一部分人則認為，當前政府逐步小幅提高的做法更為穩妥，既符合財政承受能力，也有助于政策平穩推進，避免引發新的社會矛盾。那么，在當前國情和發展階段，究竟哪一種思路更為合理、合法、合情？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跳出簡單的經濟賬，站在更宏觀、更綜合的角度，算一筆“大賬”——既算經濟賬，也要算政治賬、歷史賬、社會賬，乃至國際賬，才能真正看清問題的本質，找到解決問題的路徑。

一、經濟賬：農民養老金現狀觸目驚心，差距持續拉大

經濟賬是最直觀、最基礎的賬，也是最容易用數據說話的維度。2024年的最新數據顯示，我國城鄉居民養老金與城鎮職工養老金之間的差距高達27倍：農村居民月均養老金僅為248元，而城鎮職工月均養老金已達6654元。更令人痛心的是，農村老人的養老金水平甚至低于農村低保標準（月均約530元），這意味著，即便是在基本生活保障層面，農村老人也處于“倒掛”狀態——他們領取的養老金，連低保線都夠不上，遑論維持體面的晚年生活。

人社部2023年基金年報進一步揭示了這一結構性失衡的深層問題：在全國基本養老保險支出5.8萬億元中，覆蓋1.7億城鄉居民（其中90%為農民）的部分僅占3000億元，占比僅為5.2%；而2200萬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卻領取了8000億元，占比高達13.8%。這種資源分配的極度不均，反映出制度設計中的城鄉二元結構依然根深蒂固，甚至在某些方面還在加劇。

全國人大代表張學武在2025年兩會期間指出，中央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標準雖然經過7次上調，但2025年仍僅為143元/月/人；全國城鄉居民月均養老金也僅為287元，遠低于城鎮職工3498元的月均待遇水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西部農業大省，由于地方財政困難，基礎養老金標準長期徘徊在每月100元至150元之間，僅能勉強覆蓋糧油支出，根本無法滿足農村老人基本生活需求，更談不上應對疾病、失能等風險。以河南省某貧困縣為例，當地農村老人每月領取的養老金僅夠買30斤大米或20斤豬肉，一旦生病，要么硬扛，要么靠子女接濟，而子女大多在外打工，自身也面臨城市高生活成本的壓力。

這些數據無疑令人震驚。一方面，農民養老金的絕對水平長期處于低位，且提升緩慢，許多欠發達地區因地方財政困難，養老金幾乎全靠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維持，地方配套能力嚴重不足；另一方面，橫向對比之下，農民養老金與城鎮職工、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之間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在持續拉大。有人可能會說，這種差距是歷史形成的，農民過去沒有繳納養老保險，現在能領到養老金已經是進步。但這種“存在即合理”的邏輯顯然站不住腳。農民長期處于社會底層，缺乏話語權，習慣了“苦日子”，甚至對微薄的養老金心存感激，這恰恰說明他們長期被邊緣化、被忽視，他們的沉默并不代表滿意，而是無奈。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農民擁有土地和宅基地，可以“以地養老”，因此不需要高額養老金。這種說法同樣經不起推敲。城鎮職工退休后可以完全退出勞動，享受養老待遇，農民憑什么要“活到老干到老”？難道農民不是同等的國民？難道他們的晚年就不值得被保障？如果土地真的能解決養老問題，那為何不要求城鎮職工也去種地養老？更何況，當前農村土地流轉收益有限，多數老人無力耕種，土地的實際保障功能早已大打折扣。顯然，這種論調背后隱藏的是對農民國民身份的否定，是對城鄉二元結構的一種變相合理化。

二、政治賬：農民養老金是國民待遇的基本體現

政治賬的核心，是國民身份與公民權利的平等問題。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一個主權國家，發展經濟的目的是為了滿足本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如果一個國家發展經濟是為了滿足外國人的需求，這個國家就是經濟上的‘自我殖民化’。”他還進一步強調：“60歲以上的國民，都平等享受退休養老待遇，才是正常國家。如果一個國家絕大多數60歲以上的國民不能享受退休養老待遇，這個國家就不配自稱主權國家，或者說，絕大多數人口雖然生活在國土上，卻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國民。”

這段話發人深省。農民能否享有公平的養老金，絕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是衡量農民是否被真正納入國民體系的重要標尺。如果一個國家的“主人”——工農勞動者——連基本的養老保障都難以企及，那所謂的“主人翁地位”又從何談起？如果農民連普通國民待遇都享受不到，那這個國家又如何稱得上是一個主權獨立、人民平等的現代國家？從法理上講，養老金是公民年老后從國家獲得的基本生活保障，是憲法賦予的權利。我國憲法第四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農民作為公民，當然享有這一權利。

因此，提高農民養老金，不是“施舍”，而是“還賬”，是國家對農民長期貢獻的制度性回饋，是實現國民待遇均等化的必要步驟。只有在制度上承認農民的國民身份，才能真正體現國家的公正與尊嚴。從政治倫理的角度看，一個國家的合法性不僅來源于經濟增長，更來源于社會各階層對制度的認同。如果占人口相當比例的農民長期被排斥在養老保障體系之外，這種認同就會受到侵蝕，社會穩定也會面臨潛在風險。近年來一些農村地區出現的“老人自殺潮”就是最極端的例證——當老人感到自己被家庭和社會拋棄時，他們選擇以極端方式結束生命，這不僅是個人悲劇，更是社會治理的失敗。

三、歷史賬：農民為國家工業化、城市化付出了巨大代價

歷史賬不能不算，也不該被遺忘。新中國成立初期，為快速實現國家工業化，國家采取了“剪刀差”政策，通過壓低農產品價格、抬高工業品價格，從農業中汲取剩余[01] 產品，支撐工業發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1952年至1978年間，通過價格剪刀差從農業轉移的資金累計達7494億元，相當于同期國家工業固定資產投資的69.8%。這意味著，農民在國家最艱難的時期，以隱性方式為國家工業化“繳納”了巨額資金。這筆錢如果按今天的物價折算，至少是數萬億甚至數十萬億元。

除了剪刀差，農民還承擔了沉重的農業稅費和勞役。1949年至2005年，全國農民累計繳納農業稅4200多億元，加上“三提五統”、集資、罰款等，總額至少是農業稅的兩倍以上。此外，農民還以義務工形式參與水利、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僅1950年至1978年，累計出工達300億個工作日。若按當時勞動力價格折算，這部分貢獻也高達數千億元。

那些靠肩挑背扛修起來的水庫、堤壩、公路，哪一項沒有農民的汗水和犧牲？而這些基礎設施，至今仍在為全社會服務。

改革開放后，土地財政成為地方發展的重要支撐。據統計，1999年至2025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累計約83萬億元，其中約90%來自農村土地征用。這些資金中，約40%用于城市建設和行政支出，相當于約33萬億元的農村土地收益被用于城市發展。農民以土地為載體，繼續為國家現代化提供支撐。此外，農民工群體為城市建設付出了青春和健康，他們干最累的活，拿最低的工資，老了卻只能回到農村，靠微薄的養老金度日。這種“取之于農、用之于城”的模式，持續了幾十年。

由此可見，農民雖然沒有以“社保繳費”的形式參與養老保險制度，但他們通過剪刀差、稅費、勞役、土地等方式，早已為國家做出了超額的、隱性的貢獻。這些貢獻，理應轉化為他們晚年生活的保障。有人可能會說，這些都是歷史，過去的事不該再提。但歷史是現實的根源，沒有歷史就沒有現在。如果否認歷史貢獻，就等于否認農民作為國家建設者的身份，這既不公正，也不道德。

四、社會賬：低養老金引發嚴重社會問題，農村老人處境堪憂

農民養老金過低，不僅是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直接影響到農村社會的穩定與和諧。武漢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劉燕舞的田野調查揭示了令人震驚的現實[02] ：農村老人自殺現象嚴重，且呈現出持續上升的趨勢。他通過對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等地的長期跟蹤調查發現，農村老人自殺率自1990年代以來大幅上升，而同期全國自殺率卻在下降，這意味著農村老人已成為自殺的主要群體。

劉燕舞將這種現象歸因于“代際剝削”和市場經濟的擠壓。在經濟壓力下，中年人要參與激烈競爭，老人往往被視為“包袱”。而許多老人為了不拖累子女，主動選擇自殺，甚至流傳著“藥兒子、繩兒子、水兒子更可靠”的說法。所謂“藥兒子”就是喝農藥，“繩兒子”就是上吊，“水兒子”就是投水。這種“自殺合理化”的現象，折射出農村養老保障的嚴重缺失和社會倫理的崩塌。

劉燕舞的調查還顯示，農村老人自殺的直接原因中，生存困難和疾病痛苦合計占60%。而新農保推行之初，每月55元的養老金就讓許多老人打消了自殺念頭，有人甚至說“終于有人管我們了”。這充分說明，養老金不僅是經濟保障，更是心理慰藉，是老年人活下去的希望。一個每月55元的政策就能救人命，可見農村老人的生存狀況已經脆弱到了何種程度。

此外，低養老金還導致了代際關系的緊張。在許多農村地區，子女外出打工，老人獨自留守，生病無人照料，孤獨感與日俱增。一旦失去勞動能力，他們就成了家庭的“累贅”。這種狀態下，老人往往選擇隱忍甚至自殘，以免拖累子女。這種“隱性自殺”雖然不被統計，但同樣令人痛心。

五、國際賬：中國農民養老金水平遠低于同類國家

從國際比較的視角看，中國農民養老金水平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也低于許多發展中國家。以巴西為例，作為一個同樣擁有龐大農村人口的國家，其國民年金型養老金覆蓋面高達90%，2015年時月均養老金就已達到330美元，折合人民幣超過2000元。而中國農民養老金至今仍在200元至300元之間徘徊，差距之大令人咋舌。

再看我們的近鄰日本和韓國。日本國民年金制度覆蓋所有公民，農民與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基礎養老金待遇，加上各種補充保險，農村老人晚年生活基本無憂。韓國自1988年建立國民養老金制度后，逐步將農民納入保障體系，目前農村老人每月可領取約30萬至4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1600元至2200元），相當于中國農民養老金的6到8倍。

當然，簡單地與發達國家比較并不公平，但與發展中大國相比，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完全有能力也有責任為農民提供更高水平的養老保障。印度、越南等國的農民養老金雖然也不高，但他們的經濟發展水平遠低于中國。以中國的經濟實力，完全可以通過制度調整，逐步縮小這一差距。國際經驗表明，養老金制度的設計不僅關乎經濟效率，更關乎社會公正與國家認同。一個國家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同步推進社會保障的均等化，否則就會積累社會矛盾。

六、資金從哪里來？可行路徑與現實挑戰

有人會問，大幅提高農民養老金，錢從何來？這確實是必須回答的現實問題。全國人大代表張學武在提案中提出了一系列具體可行的籌資路徑：從2026年起，全國統一從土地出讓金中提取5%、從煙草稅中劃撥20%作為農村養老專項稅源；對互聯網、金融行業按營業收入征收1%的臨時性養老補充稅（有效期五年）；對土地財政依賴度超40%的省份，中央財政補足其專項稅缺口的50%。同時，設立“全國農村養老專項賬戶”，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確保資金專款專用。此外，2028年起，可將國有資源有償使用收入、生態補償收入的10%納入專項稅范圍，形成穩定的資金來源。

這些建議具有較高的專業性和可操作性，關鍵在于能否突破既得利益格局，真正落地實施。大幅提升農民養老金，本質上是利益再分配的過程，必然會遇到阻力。比如，土地出讓金中已有相當部分用于城市建設，要從中切出一塊給農村養老，必然面臨地方政府的抵觸；對互聯網、金融行業征稅，也會遭遇企業游說。但正因為如此，更需要國家層面的堅定決心和農民群體的積極參與[03] 。夢想依靠施舍和恩賜是靠不住的，只有通過制度化的博弈與爭取，才能真正實現公平正義。

七、算大賬，才能算清農民養老這筆賬

農民養老金問題，表面上看是一個經濟問題，實則是涉及歷史正義、社會公平、政治認同的系統性工程。只有算大賬——把經濟賬、政治賬、歷史賬、社會賬、國際賬都算清楚，才能看清問題的全貌，找到正確的解決方案。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專家學者要為農民發聲，人大代表要真正代表農民利益。如果只替權力說話、只為既得利益站臺，那就辜負了“代表”與“專家”的名號。農民養老金的提升，不僅是一項惠民政策，更是一場關于公平、正義與國家認同的深刻社會變革。我們期待，在不遠的將來，每一位農村老人都能體面、尊嚴地安度晚年，真正成為這個國家的主人。到那時，我們的社會才算真正邁入了現代化的大門，我們的國家才算真正實現了全民共享的發展成果。

2026-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