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3月24日，大理市聯合調查組發布情況通報，披露了當地發生的一起校園欺凌事件。
不妨，先看看追責處置信息：
·學校 按照校紀校規對4名涉事學生予以處分；
·公安機關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2012修正），對其中1名15歲的涉事學生作出行政處罰，對其余3名未滿14周歲的涉事學生責令其監護人嚴加管教；同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關規定，已對4名涉事學生按程序送至專門學校接受專門教育。
·我市 已啟動對學校及相關人員的責任追究。
由此足見，這起欺凌事件相當嚴重，遠不是什么“孩子之間的打鬧”。
但我想說的是，相較于4個未成年施暴者的惡劣行徑，老師和學校所扮演的角色同樣“刺眼”。
通報提到：
根據陳述，學校老師對涉事學生進行了批評教育并責令當場道歉，該女生接受了道歉。事后學校未通知涉事學生家長，也未報告主管部門。
為什么校園欺凌屢禁不止？為什么不少被欺凌的孩子，不會選擇積極舉報，任由施暴者繼續欺凌？
極其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某些學校、某些老師，并沒有成為孩子們的堅實后盾。
你看，這起已然逾越法律紅線的校園欺凌事件，在涉事老師那里，以幾句批評和一聲道歉倉促尾。
你看，事后學校選擇了“捂蓋子”，將學生家長和主管部門蒙在鼓里。
要知道，早在2021年，教育部就印發了《防范中小學生欺凌專項治理行動工作方案》，啟動開展防范中小學生欺凌專項治理行動。
圍繞“規范欺凌報告制度”，工作方案明確指出：
·學校全體教師、員工要進一步增強責任感，一旦發現學生遭受欺凌，都應主動予以制止，并及時向學校報告；
·學校和家長要相互通知，及時進行調查處理。
·對情節嚴重的欺凌事件，要向上級教育主管部門報告，并迅速聯絡公安機關介入處置，配合相關部門依法處理。
這份文件出臺已逾五年。但顯然，時至今日，對于某些教師、某些學校而言，它仍舊只是一張廢紙。
如果說，施暴的4個學生是在“作惡”，那么，失職的教師和學校，則是在“縱惡”。后者之惡，往往更甚。
打個或許不太貼切的比方，這就像是，法官和法庭作出了不公正的裁決——
“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所以說，施暴的學生，理當接受嚴懲；但失職的教師與學校，更加要予以嚴厲問責。
在這方面，官方通報當然是有提及的。問題是，僅止步于一句“我市已啟動對學校及相關人員的責任追究”。至于責任追究結果后續是否公開，則是完全“留白”的。
將目光投向通報的這一細節，并非毫無來由。就在今年1月，新華社刊發了一則漫畫指出：
歲末年初，一些地方和部門加大了過往一年輿情通報的發布。但記者調查發現，有的地方在初期通報中往往表示要“嚴肅處理”“深入調查”，但隨著輿論熱度下降，承諾的調查卻不了了之，成了“爛尾工程”。
對于問責處置的結果，官方通報未作出公開承諾，后續的“爛尾”概率往往并不小。
而如果，問責處置的結果消失在大眾視野里，那么，如何知曉問責是否落實，如何檢驗問責是否到位，如何讓人有信心于相同的問題不會重演？
“后續問責處置結果將及時向社會公開。”無論是校園欺凌，還是其他責任類公共事件，這句話，都應成為官方通報中的“標配”。
少了這句承諾，再嚴厲的措辭，再誠懇的表態，都很難說不是表面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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