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經濟學家給過中國一張處方,中國沒有照著吃。
結果,吃了藥的國家大多躺平了,沒吃藥的反而站起來了。
這背后有三十年期間的教訓。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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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為拉美債務危機國家開出了一攬子處方。
財政緊縮、金融自由化、國有企業私有化、貿易開放,這套東西有個名字,叫"華盛頓共識",推銷這套方案的人底氣十足。
他們認為市場是萬能的,政府干預是有害的。
只要你按照這個模板改就能走上繁榮之路,問題是這個邏輯從根子上就有毛病,英國歷史學家研究過地理大發現之后葡萄牙和英國走出的不同路徑。
同樣是海外貿易暴富,英國的錢流進了工商業主的口袋。
形成了民間資本積累,而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錢進了王室和軍事貴族的腰包, 王室用這些黃金白銀維持權威,壓制工商業。
最終這兩個國家的財富像沙子一樣漏掉了,留下的是停滯和衰落。
用同一套"自由貿易"理論解釋這兩段歷史根本解釋不通,但西方經濟學就是這樣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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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把英國的成功路徑包裝成"普世規律"然后推銷給全世界,那些在二十世紀后半葉真正實現了從貧困到富裕跨越的經濟體。
比如韓國、臺灣、新加坡,恰恰是被西方經濟學家批評為"違背市場規律"的。
它們都有強力的政府介入,都有產業政策,都有國家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而那些被國際組織評為"市場經濟優等生"的烏克蘭、眾多拉美國家、撒哈拉以南非洲今天是什么處境?
這個反差才是理解中國為何不信西方經濟學的起點。
——《貳》——
如果你想知道中國"可能走上"的那條路是什么樣的,去看俄羅斯1992年發生的事情就夠了,蘇聯剛解體,葉利欽手下的一批改革派經濟學家接受了西方顧問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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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用"休克療法"一步到位完成轉型。
所謂休克療法核心只有一條,用極短的時間把所有價格、所有市場、所有產權全部放開,讓市場來決定一切。
西方經濟學家告訴他們,這個過程會有陣痛但很快就會好。
1992年1月2日,俄羅斯一次性放開了90%的消費品價格和80%的生產資料價格,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不是"陣痛",是崩潰。
到當年4月,消費品價格比三個月前上漲了65倍。
工業品批發價到6月上漲了14倍,企業扛不住成本開始壓縮生產,產量下降,供給減少,價格繼續上漲,這是一個死循環,沒有任何自我修復的機制。
同年10月,私有化正式啟動。
政府給每個公民發放了1萬盧布的私有化證券,理論上每個人都可以用它購買國有資產的股份,但當時1萬盧布能買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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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根本沒有資金和能力參與競購。
大批國有企業就這樣以極低的價格落入了權貴和暴發戶手中,這就是后來震驚世界的俄羅斯"寡頭時代"的起源。
1992年12月,主導改革的蓋達爾政府解散。
這場實驗的第一階段徹底失敗,前后不到一年,但破壞已經造成了,葉利欽本人在1996年的競選中公開承認,過去那種試圖照搬西方經濟模式的做法是錯誤的。
俄羅斯經濟學家格拉濟耶夫說得更狠。
休克療法帶來的經濟損失,比希特勒1941年到1945年入侵蘇聯造成的損失還要大一倍以上。
——《叁》——
俄羅斯的故事太極端,有人說那是蘇聯的特殊歷史造成的,那就看印度,印度是西方經濟學最喜歡援引的案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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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通行、普通法體系、多黨民主、相對成熟的私人企業傳統。
按照西方教科書的邏輯,印度擁有經濟騰飛所需的幾乎全部制度條件,1991年,時任財政部長曼莫漢·辛格主導推行市場化改革。
按照西方建議放開管制、引入外資、削減補貼被外界寄予厚望。
改革之后,印度確實出現了一批國際知名的科技公司和億萬富翁,但在這層光鮮之下有些數字不那么好看,基礎設施的賬,印度一直沒補上。
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顯示,印度將GDP的約4%用于基礎設施投資。
而中國的這個數字是9%, 這個差距乘以三十年就是印度制造業始終無法規模化的根本原因,沒有穩定的電力、港口運力不足、道路狀況糟糕。
工廠怎么建?訂單怎么交?
印度的制造業占經濟總量的比例長期徘徊在15%左右,而東亞經濟體在高速增長階段,這個數字普遍超過30%,同樣是承接制造業轉移,因為這是土壤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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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土壤,是需要政府長期投入來培育的。
2013年前后,印度的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雙雙擴大,通脹高企,外資流入遠低于預期,曼莫漢·辛格政府新一輪增加外商直接投資的改革推行了近半年,阻力重重,收效甚微。
市場化改革并沒有解決印度的結構性問題。
反而讓資本更集中地流向了那些已經有能力吸引資本的少數人,印度出現的局面有學者稱之為"一半像北美,一半像拉美"。
摩天大樓和貧民窟共存,科技精英和絕對貧困并列。
這不是轉型期的臨時現象,而是沿著西方經濟學邏輯走下去之后,結構性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
——《肆》——
中國從來沒有宣布拒絕市場經濟,它拒絕的是那套認為"市場自動解決一切"的迷信,1978年的起點就和俄羅斯不一樣。
改革是從底部開始的,是試出來的。
不是哪個經濟學家用模型算出來然后全面鋪開的,這種自下而上的漸進方式,與俄羅斯那種從頂端強制推行的"全面革命"在邏輯起點上就截然相反。
雙軌制是另一個被西方批評最多的選擇。
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同時運行,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同時存在,這在西方經濟學教科書里是典型的"扭曲"。
但正是這種"扭曲",讓中國在推進改革的同時避免了供給驟然萎縮和通貨膨脹失控。
工廠還在開,工人還有工作,社會沒有在一夜之間失去秩序,整個1990年代,西方的經濟學家都在預測中國的模式遲早會崩潰。
按照常規理論,嚴重的通貨膨脹應該是必然結果。
他找不到一個現成的理論框架來解釋,為什么中國違背了那么多"規律"卻還在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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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1992年《紐約時報》的頭版已經在報道"中國經濟起飛",但它叫"之謎",說明西方主流經濟學確實沒有預測到這一點,也沒有能力解釋它。
2004年,英國學者雷默提出"北京共識"的概念。
試圖描述中國經驗的獨特性,漸進積累、主動創新、堅決維護發展主權。
這個概念本身不完美,但它標志著一件事。
中國的路徑已經積累了足夠多的成功案例,讓外部觀察者不得不正視。
中國沒有走俄羅斯那條路,不是運氣,是判斷,它看見了休克療法在莫斯科制造的廢墟,看見了印度在市場化軌道上緩慢固化的不平等。
然后選擇了一條"不純粹"但有效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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