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再只知赤壁了！鄂州這段五年三國史，精彩程度直接拉滿

黃武三年（224）至黃武七年（228），是東吳立國以來最為兇險詭譎的五年。孫權以武昌（今湖北鄂州） 為都，控扼長江中游，外有蜀漢新復盟好的試探、曹魏連年重兵壓境的征伐，內有山越部族反復叛亂、地方豪強暗流涌動，軍政外交皆處懸崖之上。據《三國志·吳主傳》《資治通鑒》《建康實錄》等正史詳實記載，這五年間，吳蜀從夷陵血仇走向唇齒相依，曹魏兩度大舉南征，石亭之戰奠定東吳帝業根基，武昌作為外交中樞與軍事前線，承載著東吳生死存亡的重壓。彼時駱統以武昌外交教授坐鎮鄂城，周旋于列國使節、統御地方教化、安撫邊民部族，正是在這波譎云詭、烽火連天的時局中，書寫下治世與外交的華章。

一、吳蜀復盟：從兵戎相見到遣使通好，武昌成為外交核心場

夷陵之戰（222）蜀漢大敗、劉備白帝城托孤（223）后，吳蜀兩國結下血海深仇，東吳一度被迫向曹魏稱臣，以求避免兩線作戰。然而曹魏步步緊逼，要求孫權遣太子孫登入洛陽為質，實則欲將東吳傀儡化。孫權虛與委蛇，反復拖延，魏吳矛盾已然不可調和。蜀漢建興元年（223），諸葛亮開府治事，以聯吳抗魏為核心國策，一場重塑三足鼎立的外交斡旋，在武昌正式拉開帷幕。

1. 鄧芝首使武昌：破冰之辯，載于史冊

據《三國志·蜀書·鄧芝傳》《資治通鑒·魏紀二》記載，蜀建興二年、吳黃武三年（224），諸葛亮以鄧芝為中郎將，出使武昌，重申盟好。孫權心存狐疑，加之曹魏使節亦在武昌施壓，遲遲不肯召見鄧芝。鄧芝主動上表：“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孫權方才召見，直言顧慮：“孤誠愿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逼，為魏所乘，不自保全。”

鄧芝從容對答，一語點破要害：“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杰。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若委質于魏，魏必上望大王入朝，下求太子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非復大王有也。”

此番言論直擊孫權心腹。《吳主傳》載，當年十一月，孫權絕魏聯蜀，遣輔義中郎將張溫回訪蜀漢，吳蜀外交正式破冰。武昌城內，魏使憤然離去，蜀使駐節鄂城，長江兩岸的外交格局徹底逆轉。駱統作為武昌外交教授，全程參與接待、盟書議定、禮儀統籌，以嚴謹法度與雄辯才思，保障盟誓流程合規、邦交禮儀周全，為吳蜀復盟掃清流程障礙。

2. 費祎頻訪武昌：宴辯爭鋒，盟好固化

蜀建興四年、吳黃武五年（226） 至黃武七年（228），諸葛亮數次北伐，先后遣費祎、陳震等重臣出使武昌，通報軍情、協調戰略。據《費祎別傳》記載，孫權性情滑稽，常于武昌釣臺、吳王宮設宴，令諸葛恪、羊衜等東吳才辯之士輪番詰難蜀使，試探蜀漢誠意。

費祎作為昭信校尉，每次赴武昌均從容應對。席間孫權以嘲啁言辭挑釁，吳臣辭鋒不絕，費祎辭順理篤，據理答辯，終不為屈。孫權曾以美酒試探，費祎借酒論盟：“吳蜀同舟，魏賊不除，百姓無寧。”孫權嘆服，贈以寶刀，言：“以贈同志，共匡天下。”

這一時期，武昌成為吳蜀外交樞紐，雙方互設驛館、信使往來不絕，約定共伐曹魏、中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蜀，司州以函谷關為界。駱統主持武昌外交館驛，制定使節接待規制、邊境互市章程，協調軍事情報傳遞，讓武昌從戰后孤城，變為維系吳蜀聯盟的核心支點。

二、曹魏連番征伐：曹丕三征、曹叡繼立，濡須江夏烽火連年

東吳聯蜀之舉，徹底激怒曹魏。黃武三年至七年，曹丕兩度親征、曹叡繼位后持續用兵，濡須塢、江夏、石亭三大戰場全線開戰，武昌作為東吳軍政中樞，直接承受西線軍事壓力，戰事細節在正史中歷歷可考。

1. 黃武三年（224）曹丕再征：廣陵望江而嘆

據《三國志·吳主傳》：黃武三年秋八月，曹丕親率水軍十余萬出廣陵，欲渡江攻吳。孫權命徐盛沿江筑假城樓、列疑兵，旌旗數百里。時逢江水暴漲、暴風雨驟起，魏軍戰船傾覆無數，曹丕臨江嘆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撤軍。

此次征伐雖未直接攻打武昌，卻令東吳全境戒嚴。武昌作為西線大本營，駱統協助陸遜征調糧草、安撫民心、整肅吏治，保障江夏、沔口防線糧草充足、民無擾動。

2. 黃武四年（225）曹丕三征：冰封長江，天限南北

黃武四年十月，曹丕第三次南征，率大軍至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余萬，旌旗數百里，決意渡江。恰逢大寒，江水結冰，舟船不得入江。曹丕嘆：“固天所以隔南北也！”撤軍途中，吳將孫韶遣敢死士五百夜襲曹丕行宮，曹丕大驚遁走，儀仗盡失。

連續兩年曹丕南征，雖主攻東線，卻迫使東吳分兵防守，武昌防線壓力倍增。江夏太守孫奐、守將朱然堅守江夏山城，抵御魏軍偏師侵擾。《三國志·朱然傳》載，魏軍多次偷渡長江，攻江夏郡，朱然據城固守，夜襲敵營，魏軍死傷千余，無功而返。

3. 黃武六年至七年（227-228）曹叡用兵：石亭決戰，武昌震動

黃武七年（228），魏明帝曹叡命大司馬曹休率步騎十萬入皖，命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三路伐吳。孫權親至皖口，拜陸遜為大都督，統兵六萬迎擊曹休。

此戰為東吳立國以來最大規模野戰。陸遜以朱桓、全琮為左右督，在石亭設伏，大破曹休，斬首萬余、獲牛馬騾驢車乘萬輛，軍資器械無數。曹休僥幸突圍，羞憤發病而死。《資治通鑒》載：“陸遜諸將大破休于石亭，斬獲萬余，資仗略盡。”

石亭之戰的勝利，徹底解除曹魏對東吳的軍事威脅，也讓孫權稱帝的底氣徹底夯實。武昌作為戰時指揮中心，駱統統籌外交安撫、后方治安、糧草轉運，確保前線無后顧之憂，其外交維穩之功，隱于軍功之后。

三、武昌腹心之患：山越叛亂與豪強暗流，懷柔清剿雙管齊下

外有強敵環伺，武昌周邊亦是危機四伏。《三國志·駱統傳》《武昌縣志》記載，黃武年間，武昌西山、幕阜山、樊川一帶，山越部族據險自守，時常劫掠郡縣、阻斷糧道；江北豪強與曹魏暗通款曲，私藏甲兵、煽動流民，成為東吳腹心之患。

1. 山越反復叛亂：劫掠州縣，對抗官府

黃武三年至五年，武昌周邊宗部、山越數萬人叛亂，首領尤突、費棧受曹魏印綬，煽動山越與東吳為敵。叛軍占據西山要塞，阻斷武昌至豫章糧道，劫掠沿江商船，甚至攻打鄂縣城門。此前東吳將領多以重兵清剿，殺戮過重，導致山越愈叛愈烈，武昌城郊農田荒蕪、商旅斷絕。

2. 地方豪強暗流：私通曹魏，隱匿逃犯

武昌作為都城，聚集大量江東士族與江北豪強。部分豪強趁外戰頻繁，私藏逃兵、侵占民田、偷稅漏稅，甚至暗中與曹魏使節聯絡，傳遞武昌布防情報。《吳錄》載，黃武四年，武昌豪強數家私藏甲兵，被官府查獲，牽連甚廣，一度引發城內動蕩。

面對內憂外患，駱統以外交教授兼領武昌議曹，推行懷柔教化為主、軍事清剿為輔之策：親入深山安撫山越首領，免除苛稅、開放互市；設立山越子弟學館，推行教化；同時協助陸遜整肅地方，嚴懲通敵豪強，安撫流民復墾農田。短短數年，武昌周邊秩序安定，民戶增益，為前線戰事提供穩固后方。

四、武昌時局總覽：五年風雨，奠定東吳帝業根基

黃武三年至七年，是東吳從稱臣藩屬走向鼎足稱帝的關鍵五年。

- 外交上，吳蜀徹底摒棄前嫌，形成穩固聯盟，擺脫兩線作戰絕境；

- 軍事上，石亭大捷重創曹魏，東線濡須、西線江夏防線固若金湯；

- 內政上，武昌作為都城，經駱統等賢臣治理，吏治清明、民力恢復、山越歸服。

據正史紀年：

- 224年，鄧芝使吳，吳蜀復盟，曹丕二征無功；

- 225年，曹丕三征，冰封長江撤軍；

- 226年，曹丕駕崩，曹叡繼位，吳蜀信使頻仍；

- 228年，石亭之戰大勝，曹魏不敢輕舉妄動。

至黃武七年冬，武昌城內旌旗整肅、商旅云集，吳蜀使節往來如常，邊境烽火漸息。這場歷時五年的外交博弈與鐵血戰事，不僅守住了東吳江山，更讓武昌（鄂州）成為三國時代舉足輕重的戰略名城。駱統身處這一歷史漩渦核心，以外交之才維系邦交、以仁政之舉安定地方、以教化之德培育人才，在鄂州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其功業與這段波瀾壯闊的史實，一同載入青史，流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