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因病去世后，當年其入黨介紹人囑咐家人：替我多看總理一眼

一九七六年一月的一天清晨，北京城還籠在寒氣里，廣播里傳出的訃告聲，讓許多人久久說不出話來。中南海里無數人紅著眼眶，在天津的一間普通小屋里，一位已年逾八旬的老人聽完消息，沉默了很久，才緩緩說了一句：“去祭奠的時候，替我多看總理一眼�！�

說這話的人，不是常見史書上的開國將帥，也不是人們耳熟能詳的高官，而是周恩來五十多年前在歐洲加入共產黨時的入黨介紹人之一——劉清揚。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熟悉周恩來的革命道路，卻并不了解把他領進黨組織大門的這位女性的名字。她既不是前臺人物，也很少主動走到聚光燈下，卻在中國近現代史的幾個關鍵節點上，都留下了清晰的足跡：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旅法建黨、抗日救亡、民主聯合、新中國婦女事業……一條線串起來，竟能看到另一種角度的中國革命全景。

一、從天津少女到巴黎同路人

一八九四年，劉清揚出生在天津一個回族家庭。家境還算殷實，可她小時候的經歷，卻和許多“大家閨秀”的路數完全不同。十三歲時，天津舉行一次救國募捐大會，臺上大人慷慨激昂，臺下孩子東張西望。輪到她上臺時，這個瘦瘦的小姑娘不光把自己攢下的零花錢全掏了出來，還毫不猶豫地取下手上僅有的一枚金戒指，放進募捐箱。

按當時的習慣，一個小女孩這么“當眾出丑”，在家里難免要挨罵。但臺下不少人愣了一下，隨即鼓起掌來。有人小聲說：“這丫頭，將來怕是不肯安分�！边@種“不給自己留后路”的性子，后來在她一生中一再出現。

辛亥革命爆發后，天津一帶的青年學界風起云涌。劉清揚讀的女學堂，本來是培養賢妻良母的地方，卻在時代浪潮沖擊下，慢慢變成傳播新思想的園子。她組織同學悄悄閱讀時局小冊子，又拉著幾位相熟的女同學，成立“女界愛國同志會”，自己當會長。

那個時候，女子出門參加集會，都算破天荒的事，更別提上街請愿、靜坐抗議了。她們擠在男學生隊伍里，有人用異樣眼神打量，有人甚至竊竊私笑，她卻毫不在意。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爆發的消息傳來后，天津很快響應，學生、商人、工人紛紛行動。女界愛國同志會站到前面，聯絡多所女學，組織游行、開會、散發傳單，要求當局拒簽巴黎和約。

那段時間，劉清揚幾乎每天奔走在學校、商店、報館之間，嗓子喊啞了，鞋也踩破了幾雙。有人勸她：“女孩子，慢一點，別老沖前頭�！彼恍πΓ骸按蠹叶悸稽c，事就成不了。”

不久，天津覺悟社成立，這是以周恩來為骨干的一批青年組織起來的愛國團體。劉清揚也在其中活動，和覺悟社成員往來密切。正是這段結識，在兩三年之后，促成了她在巴黎與周恩來的再相遇。

二、歐洲的紅色火種與周恩來入黨

一九二〇年前后，中國青年“勤工儉學”赴法成風。對不少人來說，歐洲意味著“先進文明”和“機會”，對劉清揚來說，更像是去尋找一種新的出路。帶著這樣復雜的心情，她遠赴法國。

到巴黎后，她很快接觸到在當地活動的旅法中國青年，加入了正在醞釀中的旅法共產主義小組。這個小組由張申府等人發起，是中國共產黨在歐洲最早的前驅組織之一。劉清揚并不是掛個名字，她在其中承擔了不少具體事務：聯系新到的勤工儉學生，組織學習小組，翻譯、傳閱資料，安排討論會。對那時許多青年來說，馬克思主義的許多概念都很新，往往需要有人一點一點解釋，她便成了這樣一位耐心的“講解人”。

一九二一年春，周恩來從國內輾轉來到法國。他早在天津覺悟社時期就和劉清揚有所交往，此番在巴黎重逢，兩人都已站在新的立場上。周恩來很快參與到旅法小組的學習討論中，接觸更加系統的社會主義理論。張申府負責整體理論引導，劉清揚則在日常交往中，和周恩來談得很多。

據當時一些回憶材料所述，周恩來提出的問題常常很細致，比如如何把理論和國內的學生運動、工人運動結合起來，以及在國情復雜的情況下，黨的組織應當怎樣安排。不少討論，是圍著一盞昏黃的燈，幾個人坐在一起，邊喝廉價咖啡邊說到深夜。劉清揚沒有“教學生”的架子，更像一個并肩前行的伙伴，或許正因為如此，這個學習小組的氣氛格外熱烈。

旅法小組內部經過認真討論和審查程序之后，于一九二一年春同意周恩來參加組織，并向國內黨中央報告。這件事在當時并不算什么轟動大事，可它意味著，周恩來在歐洲這塊土地上，走進了中國共產黨早期海外組織的體系。介紹人的名單里，有張申府，也有劉清揚。

這一細節，后來在許多中共黨史資料中被提及，卻往往一筆帶過。但從當時海外組織的實際運作情況看，女性成員能參與吸收骨干黨員，說明她在組織中獲得了足夠的信任和話語權，而不是被簡單地安排做“后勤”。

三、跨國網絡與政治轉折

旅法小組的發展，并不局限于巴黎市區的幾間簡陋寓所。一九二一年后，隨著留歐中國人向德國等地流動，黨的海外工作也開始向其他區域延伸。一九二二年前后，一批成員被派往德國，從柏林開始設立旅德小組。張申府、劉清揚等人與這條線有密切聯系，一邊保持同巴黎的聯絡，一邊圍繞在歐華工、學生展開工作。

對當時的中國共產黨而言，這種跨國布局并不是“鋪攤子”，而是出于現實需要。中國革命要想尋求理論資源、了解世界工人運動的經驗，又缺乏穩固的合法渠道，這些散布在巴黎、柏林、里昂等地的小組，就成了重要橋梁。通過信件、刊物、口頭傳達，一些關鍵信息回到上海、廣州等地，又從國內反饋到歐洲，使得早期黨的思想、策略在一個更大的空間里流動。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樣一張跨國網絡中，女性身影并不多見，而劉清揚正是其中的一個樞紐。她既能同中國青年學生打成一片，又能和當地進步人士交流，一面參與組織會議，一面安排生活和聯絡，兼顧“里子”和“面子”。這種綜合能力，在后來她返回國內后的多黨聯系和婦女工作中，被不斷放大。

一九二三年冬天，劉清揚和張申府結束旅歐生活回到國內。此時，國內政局已發生顯著變化。中共一大、二大相繼召開，與國民黨的合作正在醞釀中。孫中山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中國革命進入新的階段。

張申府受派到國民黨中央工作，劉清揚則積極參與婦女運動和社會團體工作。她既強調婦女解放，又很重視讓婦女運動與國家民族大局相結合，在演講中時常點出：“婦女不只是家庭里的角色，也是社會的公民�！边@類說法，在當時算是相當新鮮。

然而，歷史并未沿著某條單一軌道前行。隨著國共合作內部矛盾加劇，到一九二七年前后，局勢急轉直下。清黨風暴席卷而來，大量共產黨人遭到追捕。劉清揚此時已經懷孕，在多重壓力之下，被迫脫離黨組織，轉向國民黨體系內部活動。有觀點認為，其中既有安全考量，也有對當時黨內路線斗爭的復雜感受。

不管怎樣，她并沒有從公共生活中抽身，而是以另一種身份繼續在婦女界、救濟界工作。這樣的身份轉變，在今天看來頗為微妙，卻在當年并不罕見。許多知識分子、社會活動家，在國共激烈對立的年代，以“黨外人士”的身份在夾縫中謀求空間，有人逐漸遠離革命，有人則在關鍵時刻又重新站回民族救亡的前線。

四、抗日烽火中的“獄中母親”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救亡”幾乎成了全國有良知者的共同語言。劉清揚在此前幾年雖然不再是中共黨員，卻很快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尤其在北平、天津一帶，動員婦女參加游行、募捐、宣傳，并嘗試建立更制度化的救護組織。

隨著抗戰全面爆發，她組織或參與了多個戰時救護隊，奔走于前線與后方之間。她努力聯系紅十字會、教會醫院以及各類婦女團體，發動城中居民為傷員籌集藥品、衣物。戰場上轟鳴的炮火，和簡陋手術室里傳出的呻吟聲，幾乎成了那幾年的底色。

很難忽視的一點是，她同時還是兩個孩子的母親。既要照料家庭，又要組織救護工作，精力被拉扯到極限。有人勸她：“有孩子在身邊，就別老往火線邊湊了�！眲⑶鍝P的回答很干脆：“孩子需要母親，前線也需要人。”

隨著抗日形勢惡化，敵偽勢力對愛國人士的監視日漸嚴密。在一次行動中，她被當局逮捕，關入監獄。那段獄中生活，資料記載并不算多，但有兩個細節流傳下來，令人印象很深。

一是“獄中的母親作”的書包。當時她的兩個女兒還小，即將上學，卻沒有像樣的書包。她在監獄里想辦法弄到布料和針線，利用有限的時間，一針一線為女兒縫了兩個小書包。在書包背面，她繡上孩子的名字，又特意加了一行字：“獄中的母親作”。

這行字，既樸素又刺目。它把一個母親無法陪伴在孩子身邊的愧疚、堅守信念的倔強，一并壓進短短幾個字里。對孩子而言，可能只是一個書包；對歷史而言，卻是那一代革命女性命運的縮影。

二是她在獄中面對白色恐怖的態度。審訊時，有軍官威脅利誘，企圖從她口中掏出其他救亡人士的信息。她并不多言，只反復強調：“我是中國人，愛國不是罪�！边@話落在當時的環境里，不帶任何修辭，卻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

出獄后，她沒有選擇“洗手不干”，仍舊參與抗日救亡，尤其在廣州、武漢、香港等地，通過婦女組織、學校、慈善機構，建立起一條條為前線服務的“后勤線”。期間，她參與發起戰時兒童保育工作，為戰爭中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提供基本照顧和教育。這種工作看似瑣碎，卻是戰爭社會動員中極關鍵的一環。

有研究者認為，正是像劉清揚這樣一大批婦女骨干，把“照看孩子、救護傷員、安置難民”這些傳統上被視作家庭事務的工作，推向更廣的社會層面，讓它們變成一種制度性安排。這種經驗，在新中國成立后被吸收進國家治理體系中，演化成婦聯、民政、紅十字等多方面的工作基礎。

五、民主同盟與新中國婦女事業

抗戰接近尾聲時，中國政治格局又到了一個拐點。一九四四年，中國民主同盟成立不久，開始吸納大批知識界和社會活動人士。劉清揚在這一背景下加入民盟，厚積多年社會工作經驗，使她很快成為其中的重要成員。

一九四五年，重慶召開民盟會議，她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并兼任婦女委員會主任。這一職務，既是一種政治信任，也是在提醒人們：婦女問題，不再只是邊緣議題，而是各方都必須認真對待的領域。在會議上，她多次提到，婦女參與公共事務不是“錦上添花”，而是現代國家建設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種看法，和早年她在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時期的主張一脈相承。

從更大的視角看，劉清揚在這一階段的身份頗具代表性。她不是中共黨內干部，卻在許多關鍵場合，與共產黨人保持密切合作；既參與反對專制、追求民主的斗爭，又注重婦女教育、社會福利的制度化建設。這樣一類人物，在當時的民主黨派中并不少見，共同構成了后來多黨合作、政治協商格局中的重要一翼。

一九四九年后，新中國成立，國家政權架構逐步完善。劉清揚被邀請參加全國政協會議，隨后在全國婦聯等機構擔任職務，從事婦女干部培訓、兒童保育、紅十字救護等方面工作。她從革命者走向建設者，同時又保持了民盟人士的身份，參與國家層面的協商。

在新體制中，她的工作方式有明顯變化。早年的街頭請愿、密室會議，變成了制度內的調研、會議、文件。有人會覺得這種轉變“平淡”了許多，但對一個國家來說，這種“平淡”正是長久穩定所必需的。她在不同地區講課、培訓，跟基層婦女干部交談，強調學習文化、掌握技能，也不斷提到“婦女要有獨立人格，才談得上承擔責任”。

這段人生經歷，折射出中國近代女性的一條重要軌跡：從被動接受安排，到主動投入革命，再到參與制度化建設。劉清揚身上較少驚心動魄的“傳奇”故事，卻多了一份持續而穩定的力量。

六、革命友誼與晚年的那一句話

說到劉清揚，不少史料都會提到她與周恩來之間的革命友誼。兩人在旅法時期的并肩工作，是一個起點。此后幾十年，中國政局翻覆多次，他們各自在不同位置上奔忙，聯系也時有中斷，但彼此之間的互相尊重與信任，卻一直延續下來。

一九四九年前后，隨著新中國政權的逐步建立，一些早年黨外友人陸續與周恩來等老同志重逢。關于劉清揚與周恩來在這一時期見面的細節，公開資料并不多，但可以確定的是，周恩來對于這位曾經在旅法時期為黨組織操勞奔忙的女同志，始終抱有深厚感情。在安排統一戰線、民主人士工作的過程中，他多次強調要尊重這些人長期的社會貢獻。

在統一戰線的格局下，劉清揚既保持民盟的身份，又積極配合新政權的婦女工作安排，某種意義上成為黨與民主黨派之間的一個重要紐帶。對她而言，這也是一種延續早年“跨黨合作”經驗的方式。與二十年代那種驚濤駭浪式的政治斗爭相比，這一時期更多的是在公共政策、社會治理層面探討合作，這種變化，實際上反映了整場革命由奪取政權轉向鞏固和建設的歷史邏輯。

時間到了七十年代，劉清揚已經是耄耋老人，身體每況愈下。周恩來在長期超負荷工作和疾病折磨下，同樣日漸消瘦。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國務院發布訃告：“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因病在北京逝世。”全國各地自發的悼念活動持續了很久。

在天津，劉清揚得知消息后，沉默良久。親人看著她，輕聲問：“要不要進京吊唁？”她望著窗外，緩緩擺手：“年紀大了，身體也不中用了，路上怕撐不住。”停頓片刻，她補了一句：“你們要去，替我多看總理一眼�！�

這句話，說得不重，卻壓著幾十年的記憶。它既是一個老人在生命晚年的簡單托付，也是早期革命者之間某種無言的交代。當年在巴黎昏黃的燈下一起討論革命前途的青年，如今一個已化作靈柩，另一個坐在北方的小屋里，靠回憶維系著那段共同經歷。

從歷史眼光看，這一句“多看一眼”，并不是什么驚天動地的話。然而，它恰好呈現出革命者共同體內部那種樸素、持久的情感紐帶。周恩來的一生，幾乎與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的整個發展過程重合；劉清揚的一生，則見證并參與了這一過程中許多被忽視的細節。她既是周恩來入黨時的介紹人之一，也是后來統一戰線格局下的重要婦女工作者。兩條人生軌跡，在不同節點交匯，勾畫出近現代中國另一道不那么顯眼，卻同樣堅實的線條。

從天津十三歲少女的募捐戒指，到巴黎旅法小組里那盞昏黃的燈，再到牢房里繡著“獄中的母親作”的書包，最后是對總理“多看一眼”的叮囑，這些看似零散的片段，連在一起，就能看出一個人在時代洪流中怎樣保持定力，也能看出中國革命在各個層面——政黨、社會、家庭——之間復雜而緊密的聯系。

劉清揚一生的行止，沒有什么刻意張揚，卻在關鍵處從不退縮。她既不以“老資格”自居，也不把早年經歷當作資本，只是在不同階段做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正因為如此，當人們提到周恩來入黨介紹人這個身份時，她那句“替我多看總理一眼”，才顯得格外沉穩而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