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右翼勢力在南澳選舉中斬獲21%首輪得票率，韓森的一國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蠶食傳統(tǒng)政治版圖

澳大利亞政治正經歷一場劇烈震蕩。 曾經被邊緣化的一國黨正以驚人速度崛起 ，在最新民調中一舉拿下28% 的初選投票率，僅落后工黨1個百分點，而自由黨/國家黨聯(lián)盟則以21%的支持率跌至第三位。

01 工黨政府的內外交困

阿爾巴尼斯政府正面臨執(zhí)政以來最嚴峻的挑戰(zhàn)。最新新聞民調顯示，工黨的首輪投票率已暴跌至31%，遠低于2023年大選后的36%。

在經濟層面，持續(xù)的通貨膨脹和生活成本壓力正在侵蝕選民對工黨的信任。更重要的是，中東局勢的惡化加劇了澳大利亞國內的政治分裂。工黨政府迅速表態(tài)支持美國對伊朗的打擊行動，這一立場在澳大利亞國內引發(fā)了巨大爭議。

工黨的支持率下滑有其深層次原因。自2022年上臺以來，阿爾巴尼斯政府在氣候變化、原住民之聲公投等議題上采取了相對進步的立場，但這些政策并未有效轉化為經濟紅利。與此同時， 疫情后的移民激增——僅2025年凈長期抵澳人數(shù)就達480,520人，創(chuàng)下歷史新高—— 引發(fā)了民眾對住房、基礎設施和就業(yè)壓力的廣泛焦慮 。

02 極右翼勢力的政治收割

一國黨從1996年首次進入國會至今已有30年，到如今成為聯(lián)邦政治中不可忽視的力量，韓森的政治策略始終如一： 利用民眾對主流政黨的不滿，以簡單化的民族主義敘事收割選票 。

在最新南澳大利亞州選舉中，一國黨一舉拿下21% 的眾議院首輪得票率，在上議院更是達到23%，使其有望至少拿下兩個上議院席位。這一數(shù)字對澳大利亞政治格局具有里程碑意義——這是自一戰(zhàn)以來，極右翼政黨首次在澳大利亞州級選舉中取得如此突破性的成績。

前國家黨領袖戴維·利特普勞德坦言，聯(lián)盟黨在2025年大選慘敗后“基本上廢除了所有政策”，這“為寶琳·韓森走進來創(chuàng)造了一個真空”。

03 路線的根本差異

工黨政府的戰(zhàn)略選擇：多元平衡的務實路線

面對動蕩的國際局勢，阿爾巴尼斯政府試圖在美中之間尋求平衡。一方面，澳大利亞與印尼簽署《雅加達2026條約》，深化與東南亞最大經濟體的防務合作；另一方面，工黨與自由黨聯(lián)合成立秘密國防委員會，加速推進AUKUS協(xié)議。

在經濟領域，工黨政府剛剛完成與歐盟的自由貿易協(xié)定談判。根據(jù)新協(xié)定，幾乎所有澳大利亞礦產品出口將享受零關稅進入歐盟市場。同時，澳大利亞與歐盟還建立了關鍵礦產戰(zhàn)略伙伴關系，旨在保障鋰、稀土等戰(zhàn)略性資源的供應鏈安全。

一國黨的替代方案：激進親美與排外民族主義

若一國黨上臺，澳大利亞的外交政策將出現(xiàn)根本性轉向。 韓森公開宣稱“美國有事就是澳洲有事” ，批評工黨政府在中東沖突中“被動等待”，主張澳大利亞應主動向特朗普政府提供軍事援助。

在移民政策上，一國黨主張將年度移民配額降至13萬的“凈零移民”水平，并對移民進行文化和價值觀篩選。這一政策引發(fā)了經濟學家的強烈警告，認為將“對預算和經濟造成災難性打擊”。

04 礦業(yè)格局的潛在沖擊

澳大利亞出口總額的54.8%為大宗商品，其中鐵礦石占22.8%、煤炭19.2%、天然氣12.8%。與此同時，澳大利亞還是全球最大的鋰礦供應地，在2024年包攬了全球約36%~46%的開采份額。鐵礦石和煤炭等礦產作為澳大利亞出口的支柱產業(yè)，其命運與政治走向密切相關。

從以往經驗來看，政權的更迭對澳大利亞資源出口短期影響相對有限： 無論哪個政黨執(zhí)政，澳大利亞對鐵礦石和煤炭的出口依賴短期內難以改變 。西澳礦產與能源商會指出，資源行業(yè)過去二十年投資1.7萬億澳元，已成為“國家生活水平的基礎”。

但中期風險不容忽視。一國黨若上臺執(zhí)政，可能帶來三重沖擊：

一是投資環(huán)境惡化。 一國黨的反移民立場可能限制礦業(yè)所需的技術工人引進。西澳礦產與能源商會警告，澳大利亞正“迅速失去與競爭對手的同步能力”，稅收、能源成本和審批時間均在侵蝕產業(yè)競爭力。

二是貿易關系重塑。 歐盟自貿協(xié)定建立的關鍵礦產合作框架可能因一國黨的保護主義政策而受損。該協(xié)定不僅實現(xiàn)了零關稅，還建立了“基于規(guī)則的明確框架”，支撐了長期市場準入。

三是靈活性受損。 一國黨的激進親美立場可能使澳大利亞在中美博弈中失去戰(zhàn)略靈活性。當?shù)氐V業(yè)協(xié)會多次強調，澳大利亞需要“可預測的、開放的貿易”來維持其作為“可靠長期供應商”的地位。

05 十字路口的澳大利亞

工黨政府與一國黨的支持率僅差1個百分點，這本身就說明了澳大利亞社會的不安與分裂。在生活成本壓力、移民焦慮和國際局勢動蕩的疊加影響下，選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拋棄傳統(tǒng)政治陣營。

新上任的國家黨領袖馬特·卡納萬提出了“超級澳大利亞”的競爭性民族主義議程，強調“更多澳大利亞嬰兒、更多澳大利亞燒烤、更多澳大利亞一切”。這種敘事的流行，本身就是主流政治向右轉的明顯信號。

從歷史經驗看，極右翼勢力的崛起是經濟困境、文化焦慮和地緣政治動蕩共同作用下的產物。對于資源出口依賴度極高的澳大利亞而言，究竟是選擇繼續(xù)深化與亞洲和歐洲的經濟融合，還是轉向激進民族主義和單邊親美路線，將直接影響其未來數(shù)年乃至數(shù)十年的國運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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