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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天,關于美伊和談的消息亂成了一鍋粥。特朗普在“空軍一號”上言之鑿鑿地說伊朗同意了停火計劃的大部分內容,還說要運20船石油過來。可伊朗那邊,總統佩澤希齊揚、外長阿拉格齊、議長卡利巴夫輪番露面,說出來的話卻模棱兩可,既沒承認也沒否認。更詭異的是,那位3月8日剛被選出來的新任最高領袖穆杰塔巴·哈梅內伊,自從3月12日讓電視臺播音員代讀了一份書面聲明后,就再也沒有露過面,也再也沒有發過聲。
這就引出了一個極其現實的問題:伊朗現在到底誰說了算?
從表面上看,伊朗的決策機制是有清晰法律框架的,根據伊朗憲法,最高領袖是國家最高權威,統領軍隊、掌控外交大局、對核問題等重大事項擁有一票否決權。總統負責日常行政,外長負責外交執行,議長協調立法,按說這個結構很明確,穆杰塔巴是最高領袖,他就是話事人。
但問題在于,這位話事人消失了。不是說他真的沒了,而是他選擇了不露面,這種“隱身最高領袖”的狀態,在伊朗伊斯蘭革命四十多年的歷史上從未出現過。霍梅尼時代,精神領袖頻繁發表講話,直接指揮兩伊戰爭,哈梅內伊時代,雖然也深居簡出,但重大時刻總會露面發聲。可穆杰塔巴自上任以來,連一張新照片都沒有流出過,更別提公開講話了。
李紹先先生的判斷是有道理的——這首先是安全問題,美以的情報能力和定點清除手段在過去一個多月里已經充分展示,哈梅內伊就是在開戰之初遇害的,作為新任領袖,穆杰塔巴如果頻繁露面,等于把自己暴露在狙擊手和導彈的射程之內。在這種戰爭環境下,最高領袖的“物理消失”本身就是一種自我保護策略。
但這只是表層原因。更深層的原因在于,穆杰塔巴本就不是一個擅長拋頭露面的人,他是哈梅內伊的次子,多年來一直低調行事,從未擔任過重要的公開職務,也極少在公眾場合發言。他3月12日那份書面聲明,措辭嚴謹、邏輯清晰、戰略意圖明確,但就是不愿意自己念出來,這種“幕后操盤手”的角色定位,和他的父親截然不同,也和他自己長期以來的行事風格高度吻合。
那么問題來了:一個隱身的最高領袖,如何指揮一場正在進行的戰爭?從伊朗過去三周的實際行動來看,決策鏈條并沒有斷裂,無論是軍事反擊的節奏、外交談判的姿態,還是對美以的回應方式,都保持著一種內在的邏輯一致性。這種一致性恰恰說明,有人在系統地做出決策,而不是靠總統、外長、議長三個人臨時拼湊。很有可能是穆杰塔巴通過極少數最信任的人,把指令傳遞出去,再由佩澤希齊揚、阿拉格齊、卡利巴夫這些人去執行和表達。
這就形成了伊朗當前極為特殊的權力格局,決策權高度集中在隱身的穆杰塔巴手中,執行權和表達權分散在三位露面的人物身上,特朗普說自己在和“權威人士”談判,這個“權威人士”大概率指的是阿拉格齊和卡利巴夫,因為他們是最直接的和談接觸對象。但任何實質性讓步,都必須經過穆杰塔巴點頭,阿拉格齊可以談,但拍板的人不在談判桌上。
這種模式有它的合理性,在戰爭環境下,核心決策者的隱身可以有效降低被斬首的風險。同時,讓總統、外長、議長站在前臺,既能讓伊朗在外交博弈中保持一定的靈活性,他們可以說“我需要回去請示”,也可以說“領袖不會同意”,也能在萬一談判破裂時,不至于讓最高領袖直接承受外交失敗的聲譽損失。
但這種模式也有顯而易見的風險,當一個國家的最高決策者長期隱身,外界,甚至包括國內的一些政治力量,會逐漸失去對決策鏈條的信任,特朗普現在顯然被這種“找不到真正話事人”的局面搞得很煩躁,他一方面在炫耀伊朗同意了,一方面又在威脅奪取哈爾克島,這種矛盾姿態恰恰說明他對伊朗到底誰會最終拍板沒有把握。
回到最初的問題:伊朗現在到底誰是話事人?答案是清晰的,穆杰塔巴·哈梅內伊。但這個答案同時又是模糊的,因為這位話事人選擇了用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在掌權,他隱身幕后,通過安全渠道傳遞指令,讓三位前臺人物去執行和表達,自己則像一盤棋局背后的棋手,看得到棋路,卻看不到人。
在美以擁有強大定點清除能力的今天,這種安排或許是最理性的選擇,但它也讓本就難以預測的伊朗決策,變得更加撲朔迷離,對于試圖與伊朗談判的對手來說,最大的難題從來不是伊朗說了什么,而是永遠不知道那個最終拍板的人,到底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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