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證明，邊地從事畜牧業(yè)的牧主，內地的富商乃至一般地主和上層大官僚，都從戰(zhàn)爭中得到了好處，因此，他們支持這種戰(zhàn)爭，他們有將這種戰(zhàn)爭持續(xù)打下去的強烈愿望。

誰發(fā)了戰(zhàn)爭財？

文 | 謝天佑

秦漢以來，漢族長時間為匈奴問題所累，武帝雄心勃勃想在自己手上解決它。元光二年(前133)，在馬邑主動向匈奴發(fā)動進攻，這一打，就欲罷不得，自此以后一直斷斷續(xù)續(xù)打個不停。征和四年(前89)，武帝下輪臺罪己詔，漢王朝才算主動宣告停止對匈奴的進攻。

開戰(zhàn)之初，武帝年僅27歲，戰(zhàn)爭結尾，他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可以說武帝與匈奴打了一生的仗。這樣長期的戰(zhàn)爭，不可避免地對中國歷史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僅就西漢時期來說，戰(zhàn)爭帶來的后果也是明顯的。

人們在評論這一戰(zhàn)爭時，除了肯定它對促進中華民族的融合起了有益的作用，往往是指責它給當時社會帶來了極大的損耗。那么，戰(zhàn)爭有沒有給社會帶來補償呢？有沒有人發(fā)了戰(zhàn)爭財呢？

在桑弘羊等人看來，武帝打匈奴，不僅是要擴大疆土和“徒奮怒”，而且是為了保衛(wèi)生產和發(fā)展生產，如桑弘羊說：“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zhàn)，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為蔽捍也。”

在桑弘羊看來，戰(zhàn)爭固然使“緣邊之民”有沒身之累，卻給內地創(chuàng)造了安寧(“恬臥”)的生產環(huán)境，盡管這種環(huán)境并不十分安寧，還為沉重的戰(zhàn)爭負擔所困擾，但畢竟抵擋了戰(zhàn)火向內地的蔓延，因此，不能不說桑弘羊的看法有合理因素。

然而，桑弘羊等人不僅看到戰(zhàn)爭的政治意義，而且覺察到它的經濟價值。

例如御史說：“內郡人眾，水泉薦草，不能相贍，地勢溫濕，不宜牛馬；民跖耒而耕，負檐而行，勞罷而寡功。是以百姓貧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負輅于路，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車。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為園圃，卻羌、胡以為苑囿，是以珍怪異物，充于后宮，騊駼駃騠，實于外廄，匹夫莫不乘堅良，而民間厭橘柚。”

這是談的內地情況，至于邊郡的情況，御史大夫在另處作了補充，他說：“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國，皆內拒匈奴，斷其右臂，曳劍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廣用，長城以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睹其計之所過也。”

又說：“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騾驢馲駝，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內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為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

根據以上所引材料，我們就大略可知戰(zhàn)爭對誰有經濟價值。歷史證明，邊地從事畜牧業(yè)的牧主，內地的富商乃至一般地主和上層大官僚，都從戰(zhàn)爭中得到了好處，因此，他們支持這種戰(zhàn)爭，他們有將這種戰(zhàn)爭持續(xù)打下去的強烈愿望，桑弘羊的觀點反映了這種愿望。

漢武帝到了晚年不想再打了，而桑弘羊毫無收場的意愿，武帝一死，他又提出要主動向匈奴出擊。他說：“蓋舜紹緒，禹成功。今欲以軍興擊之，何如？”又說：“功業(yè)有緒，惡勞而不卒，猶耕者倦休而困止也。”桑弘羊全然忘記武帝晚年對他后繼者的告誡，還打著“先帝”的旗號，要大家最后完成“先帝”未竟的事業(yè)，不然，就是因“惡勞”而“功虧一簣”了，這種意愿，難道不夠“強烈”嗎?

主戰(zhàn)在民間的代表就是卜式。卜式是河套人，“以田畜為事”。武帝從匈奴手中奪取了河套地區(qū)，為他經營畜牧業(yè)提供了較好的和平環(huán)境。他與弟分家產，“田宅財物盡于弟”，“獨取畜羊百余”，“入山牧，十余年，羊致千余頭”，他享受到武帝擊退匈奴的好處，所以積極支持對匈奴的戰(zhàn)爭，上書武帝表示愿出“家財”的一半“助邊”。

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愿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使者曰：‘茍，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jié)，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

卜式主動資助的行為一時不易為人所理解，不是別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太竭誠了。然而，他的竭誠不是無緣無故產生的，是因對匈奴作戰(zhàn)的勝利給他帶來了巨大的物質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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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經濟政策與經濟思想史稿》

謝天佑 著

廣西師大出版社·大學問2026年3月

本書是一部揭示秦漢經濟底層邏輯的學術專著。作者以秦漢時期的經濟政策與經濟思想為核心線索，從人物性格、政治博弈、地理環(huán)境等維度，聚焦秦漢時期商鞅、司馬遷等人的經濟思想，深入剖析重農抑商、鹽鐵官營等政策，揭示政府干預與市場調節(jié)的永恒博弈。同時，通過對“自然經濟論”的辨析與反思，試圖破解中國古代社會“超穩(wěn)定”之謎，追問其為何長期循環(huán)而難有質的飛躍。本書既是一部深入經濟肌理的思想史，也是一部視角獨特的社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