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19世紀英國首相帕默斯頓勛爵的這句名言，在2026年的春天，再次回蕩在歐洲大陸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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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2日，奧地利國防部發布了一則簡短聲明，卻再次震動了北約。

聲明稱，奧地利已多次拒絕美國使用其領空對伊朗進行軍事行動的請求，包括運輸機和其他后勤支援飛機。

奧方直言，這場由美以發起的戰爭“損害了奧地利的經濟利益及歐洲與世界和平”。

這并非孤立事件。自2026年2月底美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以來，一場“集體拒絕”正在北約內部蔓延。

從伊比利亞半島到波羅的海沿岸，多個歐洲盟國以不同形式、不同理由，對華盛頓的軍事行動說了“不”。

這不禁讓人想起半個多世紀前的那場危機——1973年，面對阿拉伯國家的石油禁運，歐洲同樣選擇了自身的生存利益，而非對美國的無條件支持。

歷史仿佛在輪回，但這一次，裂痕更深，動因更復雜，后果可能也更深遠。

一、奧地利拒絕：一個象征性的轉折點

奧地利的拒絕，看似是一個中立國的常規外交決策，實則具有強烈的象征意義。

作為歐盟成員國和北約的伙伴國，奧地利并非北約正式成員，但其領空位于歐洲心臟地帶，是連接南歐與中東、東歐的重要空中走廊。

拒絕美軍使用其領空，不僅增加了美軍后勤補給的復雜性與成本，更傳遞出一個清晰的政治信號：即便是與北約關系密切的歐洲國家，也無法認同這場缺乏國際法基礎的單邊軍事行動。

二、七國拒援：北約內部的“集體不服從”

奧地利的拒絕只是冰山一角。一場范圍更廣、形式更具體的“拒援”行動，早已在北約歐洲成員國中展開。

西班牙的行動最為堅決。

3月30日，西班牙政府決定對參與美以對伊朗軍事行動的相關飛機關閉領空，并拒絕美國使用其境內的羅塔和莫龍-德拉弗龍特拉軍事基地。

西班牙政府明確將這場戰爭定性為“單方面發起且違反國際法的戰爭”，其拒絕是對這一原則立場的直接實踐。

法國則做出了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決定：

拒絕允許裝載軍用物資、飛往以色列的飛機飛越其領空。作為歐洲防務自主的旗手，法國的這一舉動，與其推動“戰略自主”的長期訴求一脈相承。

意大利拒絕了美軍飛機在飛往中東前降落在西西里島錫戈內拉空軍基地的請求。

意大利國防部長強調，任何超出既有雙邊協議框架的軍事用途，都必須獲得特別許可。

這實際上是對美國“理所當然”使用盟友基地心態的一次程序性回絕。

在裝備支援上，波蘭的拒絕尤為突出。

面對美國要求其調遣一套“愛國者”反導系統部署中東的請求，波蘭國防部長明確表示，該系統旨在保護波蘭領空及北約東翼，部署不會改變。

這表明，面對來自東方的現實安全威脅，歐洲國家已將資源優先用于本土防御，而非域外冒險。

在政治與軍事參與層面，兩大歐洲領頭羊的表態定下了基調。

德國總理默茨直言“這不是北約的戰爭”，并批評美國在發動打擊后通過媒體“喊話”要求軍事支持的做法“令人無法接受”。

英國首相斯塔默同樣劃清界限，明確表示“英國不會卷入擴大化的戰爭”。

最終，北約作為一個整體，由秘書長馬克·呂特在3月2日宣布，北約不會以集體名義參與美以對伊朗的軍事行動。

從個體到集體，從南到北，一種基于共同利益判斷的“集體不服從”已然形成。

三、利益之殤：歐洲拒絕的理性計算

歐洲國家的集體拒絕，絕非意氣用事或簡單的反美情緒，而是基于冷酷的利益計算。

美以的軍事行動，從多個維度直接且嚴重地損害了歐洲的核心利益。

首先，是直接而劇烈的經濟利益沖擊。

沖突導致全球能源“咽喉”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嚴重受阻，國際油價與天然氣價格應聲飆升。歐洲作為全球最大的能源進口地區之一，首當其沖。

據國際能源署（IEA）及歐盟統計局（Eurostat）的追蹤數據，沖突爆發后，歐盟天然氣進口成本短期內上漲約70%，嚴重加劇了本就居高不下的通脹壓力，迫使歐洲央行在經濟增長與物價穩定間陷入更艱難的政策權衡。

德國、意大利等制造業大國已因此下調經濟增長預期。這場戰爭讓歐洲家庭和企業的能源賬單飛速膨脹，直接掏空了他們的錢包。

其次，是復雜而嚴峻的安全利益風險。

歐洲的安全議程已經滿負荷運轉。烏克蘭危機仍是歐洲家門口最緊迫的威脅，消耗著巨大的政治、軍事和經濟資源。此時卷入另一場中東戰爭，意味著戰略資源的致命分散。

更深遠的是，沖突外溢風險極高：可能引發新的大規模難民潮，重演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的噩夢；可能刺激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勢力再度活躍，威脅歐洲本土安全。

支持美以，等于將歐洲置于這些風險的直接打擊范圍之內。

最后，是根本性的政治與戰略利益受損。

美國在行動前未與歐洲盟友進行充分協商，這種“越頂外交”嚴重侵蝕了跨大西洋互信的基石。

歐洲感到自己不再是平等的伙伴，而是被隨意驅使的“工具”。

同時，歐洲多國認為，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軍事行動，動搖了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這一秩序是歐洲在二戰后竭力構建并賴以維護自身安全與繁榮的基石。

支持這樣的行動，無異于自我否定。

四、秘書長的使命：傳聲筒還是調停者？

在此背景下，北約秘書長馬克·呂特計劃于4月初訪問美國與特朗普會晤，其角色顯得格外微妙且艱難。

他的使命具有雙重性，本質上是在傳遞聲音與尋求妥協之間走鋼絲。

一方面，他必須成為歐洲集體意志的“傳聲筒”。他需要向特朗普清晰無誤地傳達：絕大多數歐洲國家認為伊朗沖突“不是歐洲的戰爭”；歐洲對特朗普頻繁質疑北約根基、甚至威脅退出聯盟的言論深感憂慮；歐洲的核心安全關切仍在東翼，無力也無意承擔中東的戰爭義務。

另一方面，他更核心的任務是扮演“調停者”，尋求最低限度的妥協以穩住聯盟。呂特需要防止“退出北約”從政治威脅變為制度現實。

他必須在伊朗問題上與美國保持某種形式的“協調”，同時確保北約整體不被拖入戰爭。

呂特本人以務實甚至有些“親美”的風格著稱，此前曾因贊賞特朗普的對伊行動而招致歐洲批評。他的訪問，最終目標可能是達成一種脆弱的交易：歐洲在口頭上或非核心領域滿足美國部分要求，以換取美國對北約集體防御條款（第五條）的再次口頭承諾。

然而，這種妥協的空間正在急劇收窄。歐洲的拒絕已從私下抱怨升級為公開行動，美國的單邊主義也毫無收斂跡象。

秘書長的穿梭外交，難以彌合日益擴大的戰略鴻溝。

五、歷史的回響：1973年的石油與2026年的選擇

當前北約內部的這場危機，并非沒有先例。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贖罪日戰爭）期間，幾乎完全相同的一幕曾真實上演。

當時，埃及和敘利亞對以色列發動突襲。美國為支援以色列，發起了名為“五分錢救援行動”的大規模空運。

然而，除了葡萄牙（允許使用亞速爾群島的拉日什機場）之外，所有西歐北約成員國——包括英國、法國、西德、意大利、西班牙、希臘——集體拒絕了美國。它們禁止美國運輸機飛越其領空、使用其基地或港口為以色列轉運物資。

驅動那次“集體不服從”的核心動力簡單而致命：石油。

阿拉伯產油國宣布對支持以色列的國家實施石油禁運和減產。

當時歐洲80%以上的石油依賴中東進口。對“經濟血液”被切斷的恐懼，壓倒了對盟友的義務。

歐洲國家為了確保石油供應，不僅拒絕支持美國，甚至在外交上向阿拉伯國家傾斜，要求以色列撤出所占領土。

半個世紀后，驅動歐洲說“不”的邏輯內核依然未變：對核心生存利益的維護。

但2026年的劇本更為復雜。能源安全仍是關鍵因素，但已與行動合法性危機、戰略自主訴求、安全風險外溢、聯盟信任破產等多重動因深度交織。

1973年的拒絕，是冷戰格局下對單一經濟威脅的應激反應；

2026年的拒絕，則是在多極化世界中，一個更加成熟、卻也更加焦慮的歐洲，對自身命運的一次綜合性戰略抉擇。

從1973年到2026年，從石油禁運到能源危機與秩序崩塌，歐洲兩次在關鍵時刻選擇對美國說“不”

清晰地揭示了國際政治中一個殘酷而永恒的真理：聯盟的本質是利益的結合，而非價值觀的圣盟。當共同威脅消散或利益嚴重背離時，聯盟的裂縫便會顯現。

如今，北約正站在這樣一個歷史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