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磯谷廉介一個方案，如何讓蔣介石有亡國亡黨的震驚？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基于1934年來的日蘇相互牽制戰略，也基于對英美遠水難救近火的判斷，在實際的外交努力上，蔣介石此時最注重的不是英美，而是在既不聯日又不聯俄的基本方針下，從正反兩面打（蘇聯牌）。

1、“蘇聯牌”的用法

正打（蘇聯牌），是嘗試說服蘇聯與中國共同抗日。受蔣介石之命，7月4日，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未及預約就訪問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在介紹察哈爾局勢后，以（日本的下一個目標就是滲透至綏遠，然后開始進攻蒙古人民共和國）為由，征詢蘇方是否打算同中國簽訂互助條約。但鮑格莫洛夫一邊表示蘇聯愿意改善對華關系，一邊卻又以國民政府迄今拒絕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和拖延對貿易條約的回答為由，拒絕了孔的提議。

反打（蘇聯牌），則是試圖以（共同防俄）為籌碼和日本達成某種妥協。對蔣介石來說，這是把王寵惠訪日時未能嘗試的方案重作嘗試。根據（最重視防俄的是日本軍部）之判斷，在具體實施上，蔣介石以日本大使館武官磯谷廉介為交涉窗口，由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出面秘密談判，軍政部長何應欽等人也密切參與，詳細過程隨時報告蔣介石。

陳儀與磯谷的會談于7月起在上海進行，日方一開始就把矛頭直接對準了蔣介石和國民黨。

據7月3日陳儀發給蔣介石的電報，磯谷的觀點可歸納為四點：

（1）中國自聯俄容共采用蘇俄黨制以后實行革命外交，由打倒帝國主義而專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軍隊學校同受熏陶，凡二三十歲智識階級成見遂深。縱的方面以黨之組織層層強制，橫的方面以各種工會利誘威脅，以致一般民眾無從實現其自由意志。……
（2）日本請求取締排日以來，中國政府亦曾有文告布達官民，然黨之強制實現已深入各界，若不從根本改善，收效極微。
（3）改善黨的組織及工作，惟蔣委員長有此力量，應請蔣委員長為兩民族前途計迅下斷然決心。
（3）應求蔣委員長暫返南京或上海，日本政府可派重要代表來華與蔣委員長開誠面談一切。

日本的外交官則向陳儀點明：“日本軍部對國民黨甚為悲觀，認為國民黨存在一日中日即一日無親善可言，故主張應予打倒。然若能徹底改革，回復孫總理時最初組織國民黨舊態，以誠意謀兩國親善亦無問題。惟斡旋此事之力惟委員長能之耳。”

要言之，日本的對華要求核心有兩條：其一，徹底改造國民黨；其二，蔣介石須直接出面。對此，中方從（先其所愛，微與之期）的策略出發，決定以（共同防俄）與（經濟、文化合作）來換取日方的讓步。

因此，在7月25日的第四次會談中，陳儀向磯谷出示了這樣一份《中日友好條約之綱領》（以下簡稱（7月綱領））：

中日兩國為共存共榮保持東亞永久和平起見商定原則如下：

（1）雙方應以誠意互相尊重對方之獨立與主權并行政之完整。（2）任何一方不得有破壞、侵害對方及庇護禍害對方者之行為。

甲、軍事問題：

（1）以防俄為兩國之共同目的。
（2）為達成上項目的起見，器材技術資源應互助之。
（3）上海塘沽兩協定應即撤廢。

乙、經濟問題：

（1）以平等互惠貿易平衡為原則。
（2）中國所需要之工業品在價格與其他國相等或較低廉時，盡量購買日本國產品。
（3）日本所有需要之工業原料盡量向中國購買。中國所產工業品，日本亦依照上項原則向中國購買。
（4）中國政府以自力對于財政金融產業有所設施時，日本以善意的精神盡力協助之。
（5）日本對中國投資，如條件相宜，中國盡量容納。
（6）需謀兩國工業之協調。
（7）求兩國經濟之互惠發展，日本應率先拋棄不平等條約。

丙、文化問題：

（1）關于昌明東方文化發揚儒教思想，雙方應有共同之努力，以確保東方精神之特點。
（2）兩國國民間關于增進學術文化合作之團體及事業，雙方政府均予以鼓勵及扶助。

在陳儀出示的上述中方“7月綱領”中，最需注目的有兩點：

其一，未涉及“滿洲國”問題；其二，明確地打出了共同防俄的旗幟。

這兩點，在2月王寵惠訪日時，前者是王寵惠曾要求討論的，后者是王寵惠因日方拒談“滿洲國”而故意保留不談的。與王相反，現在，針對華北事變后的新危機，中方的“7月綱領”除刻意回避“滿洲國”問題外，還正式以共同防俄為突破口，爭取日方改善對華政策。由于事涉蘇聯，無論對外還是對內影響都極其微妙，因此，陳儀在磯谷讀完“7月綱領”后，即行收回。

但是，對于中方的這一方案，磯谷的反應極其冷淡。據何應欽在會談當天給蔣介石的電報，讀完“7月綱領”后，磯谷仍堅持其7月初提出的要求，毫不讓步地說：

“此種原則為兩國計實屬至當，但現在已談不到。此系第二步工作。現在日本所希望者，即國民黨對內對外政策之一變，將各種妨害親善之秘密團體徹底解散。蔣先生為國家計，必須先具此翻然改計之決心，然后將滿洲事變、上海事變作一結束，負政策錯誤之責任。俟此二事辦妥再議實行親善，方能首尾一貫，行之有效。”

同日，何應欽和陳儀就此再次致電蔣介石解釋說：

“日軍部對我國所懷疑者，蓋認所言一切徒為具文而無事實之表現，尤其認定我國民黨之組織系仿俄國式黨之政策，為排日，對內為一黨專政，故中日問題之癥結所在，尤其重在國民黨內外政策改善一點。”

2、磯谷廉介的對案

因為7月25日僅作了口頭答覆，到了8月10日，磯谷又通過中間人把作為對中方“7月綱領”書面對案的“中日直接交涉要領案”轉到中方。在這份文件中，幾谷詳細羅列了在中日“共同防俄”以前，中方必須先行做到的“第一步”的具體項目。

據陳儀給蔣介石的電報，其中譯文如下：（可能因為時間太緊迫，這是一篇帶日語腔的譯文。另外，為了照顧蔣介石的心情，磯谷原文中的“偽滿洲國”通通被譯成了“偽國”）

（一）中國對于滿洲、上海事變，表示以全責任直接交涉而圖解決之意志。
（二）為期交涉之成立，鑒于中國之現勢，應請委員長親自出任。
（三）兩事變之原因為國府在粵時所采之容共政策。至現在雖將共產主義除去，而其政策不問對內對外，確認其尚有存在，鑒于該政策有阻礙中日國交且紊亂東亞和平，請一律斷行更正。
（四）(1)舍去政策之一國一黨主義；(2)國民黨之組織一律撤銷；(3)更正以黃埔軍校出身之軍人為基干組織之中央軍。(4)解散其所組織之一切秘密團體，使根絕其違反中日親善之內面策動，并禁止妨害中日提攜精神之一切行為。
（五）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勃發以來日滿間成立之諸條約協定，中國以秘密文書致于日本，予以一律是認。
（六）中國漸次努力，以求釀成中國承認偽國之空氣。正式承認偽國時期即實行第八項之時期，同時中國與偽國開始交涉。求達以上諸項為目的之中日直接交涉時，中日用秘密文書使中國默認關于偽國之內治外交之程度為止。
（七）兩事變成立之停戰協定加以更正補修，以協定精神維持華北上海兩地將來安寧秩序。

（八）以上依直接交涉確認已實現時，中日兩國以政府名義為確立東亞和平以相互平等之精神締結軍事、外交、財政、產業、文化各種條約，使其實現互相援助協力之實質。

很明顯，視“共同防俄”為日本之“最愛”的中方，原以為只要以“共同防俄”再加上“經濟、文化合作”，就可換得日方對國民黨政權統治下的中國的相當讓步，但在磯谷所代言的日本軍部的對華目標中，防俄僅是“第二步”，在此之前，中方不僅要由蔣介石直接出面負滿洲事變、上海事變“政策錯誤之責任”，承認“偽滿洲國”，更要按日本的要求對國民黨作自掘墳墓式的所謂改革。不言而喻，接受磯谷作為“第一步”所羅列的那些先決條件，不啻是蔣介石的下野、國民黨的毀滅和以“黨治”為國本的國民政府的解體。

蔣介石及國民政府所受到的震驚無以言表。因為，在此之前，日本的對華侵略重在攫取中國的領土和權益，而非摧毀國民黨及推翻國民政府。易言之，它著眼于侵害中國的主權，而并不公然否定國民黨的政權。而對蔣介石、國民黨及黨治下的國民政府來說，只要能把國民黨的政權維護下來，國家主權上的損失終有恢復的一天，因此并非致命傷。但現在磯谷所提示的先決條件，毋庸置疑地提醒蔣介石和國民黨：日本軍部的對華目標已不滿足于攫取中國的主權，而且同時要打倒國民黨的政權了！這對蔣介石及國民黨來說，無疑是一個極大的沖擊。

還在剛剛獲悉磯谷對中方“7月綱領”口頭答覆的7月30日，蔣介石就在日記中憤怒地寫道：“倭以要求本黨改組與承認偽滿為其最后目的，亦為我國之制命傷。蒙此侮辱，何以為生？”據此，蔣驚嘆“今日所受之恥辱與國家所遭之險惡可謂極矣。”

在收到磯谷8月10日的書面對案后，蔣介石更在8月的“本月反省錄”中驚嘆：“倭駐滬武官磯谷私提亡國條件，閱之羞憤已極。而敬之（何應欽）、公俠（陳儀）視以為常。痛心欲絕，嗟乎！人心之死至此，安得不使寇仇污辱無忌乎！”

由陳儀出面的反打蘇聯牌就此無奈收場。

3、“聯蘇制日”外交戰略的形成

紙包不住火，在中日雙方以反蘇為籌碼秘密談判期間，一直擔心“中日合作反蘇”的蘇聯，也正在利用華北的新事態開展針鋒相對的活動。據日本“中國駐屯軍”的諜報，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于7月19日抵達天津，在蘇聯領事館的內部會議上說，“華北事件后，日本已在華北為所欲為，而歐美的對日壓力卻今不如昔。因此，我們要不惜一切手段使中國民眾理解：現在惟有借助蘇聯的力量才能救中國。”

7月25日起，蘇聯掌控下的共產國際在莫斯科舉行第七次代表大會。以此為契機，蘇聯為避免陷入與德日兩大敵國的兩線作戰，開始調整全球策略，號召建立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而在中國，則是要促進國民政府走向抗戰以在亞洲牽制住日本。蘇聯大使館的對華工作隨之更形活躍。

7月29日，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根據唐有壬的密報致電日本外務省說：鮑格莫洛夫現正竭力加緊做中方要人特別是立法院長孫科等人的工作，企圖以日本的侵華和蘇聯的進步為說詞，在中國制造親蘇派。外務省接電后批示：“俄國正圖通過大陸（滿洲國、蒙古、中國）同日本全面抗爭。帝國應在決定對策的同時，研究宣傳方針（蘇聯對中國大陸的赤化狀況）。”

8月1日，須磨通過內線獲得了一份由“蔣派軍人”送達國民政府五院院長的重要文稿，立即將它急電廣田。

該文稿題為〈河北問題的起源與英美蘇之態度――中蘇聯合制約某國不無可能〉，其中寫道：

日本雖有外務與軍部之二重外交，然在大陸政策上終歸一致。此次河北問題僅是其遂行野心之初步。日本目前覬覦察哈爾、山西和綏遠，今后更將染指山東，扼我咽喉，進而南侵津浦沿線及與此并行之沿海地帶。試觀英美對此事態度：英采實利主義，必不置其在華南12億投資于險境而干涉華北；至于美國，僅看其輕易通過菲律賓獨立法案，即可知其對遠東熱情如何。惟有蘇聯因對日對英都難合作，此際我應先同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進而謀軍事經濟方面之協作。如此則不難牽制某國。

上述日方諜報基本準確地反映了華北事變后中蘇關系的新動向。從中方檔案來看，在陳儀磯谷進行秘密交涉之際，隨著日方提示的先決條件露出風聲，國民政府內部聯蘇制日的呼聲確在增長。

譬如，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王柏齡致電蔣介石說：

日寇肆虐，能與之爭我土地者，只有蘇俄。目下對俄即欲作軍事上之行動，與德軍事同盟，意在牽制歐洲各國，德又利日擊俄之東，彼可向俄西進，德且因此得到恢復軍備，與英海軍約成。綜上情形，職以為：（一）與俄密結軍事同盟；（二）整頓軍備，海軍潛水艇陸上空軍為主；（三）俟日俄戰到相當時期，我抄日后，恢復故土；（四）目下極力忍耐；（五）對德從商業上與以最惠條件，使其感到日之排斥；（六）英美法意等國，日德所惡者我親善之，彼時對遠東戰爭參加與否，不作倚靠。

另外，在7月24日舉行的中政會第四六七次會議上，針對日方要求取消國民黨黨治的傳聞，與會者義憤填膺，有人指出：“政府由黨產生，取消黨治，無異取消政府。如果實有其事，不特民心浮動，就是黨內也會流血的！”

而蔣介石本人也在獲悉日本軍部的先決條件后，比較形勢變化下的日蘇兩國，于8月3日寫道：

倭寇與我至今已無遷就余地亦無再有遷就之必要。有以十五年遷就忍耐于俄共者以對今日之倭寇未始非計為言者，此實錯誤，以時與勢皆相反而不相成也。蓋當時求遷延時日以謀其勢之成者，俄共也。故彼對我力求和緩，則我亦可以和緩應之，而且當時其主動在我，亦可由我隨時破裂也。今則我處被動而彼處主動，我求和緩而彼求急進，決不能操之在我。故為今之計，只有自強自立，奠定最小之基礎，以備最后之周旋，則或有以柔克剛之一日也。

在這種認識下，蔣介石在由陳儀延續對日交涉的同時，已經暗中命令駐蘇武官鄧文儀親赴新疆調查已成為中蘇關系主要障礙的新疆問題的真相，以為重構中蘇關系取得第一手根據。

至于在國民黨高層，主張對日強硬的要人們為阻止汪精衛重返中樞推行屈服政策，在8月7日舉行的中政會第四六九次會議上，“均主張設置‘外交委員會’，以免外交大權之集中一人，并主張汪辭外交部長兼職”。8月20日，深受蔣介石信任的德國軍事顧問團長法肯豪森也在其“應付時局對策”中建議蔣介石聯蘇制日。

在日本逼迫和蘇聯促進的雙重作用下，“聯蘇制日”已呈一呼百應之勢。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關于歷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