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的一場細雨把香港的天空刷出灰白色。熙攘的啟德機場候機區(qū)里，一位中年男子推著兩只舊皮箱，神情里帶著難以言說的猶豫。臨登機前，他輕聲嘀咕：“回去吧，一切得有個了斷。”這個人叫李才旺，自1965年那次震動軍內外的“轟-6偏航事件”后，他已經(jīng)離開故土二十一年。

故事的起點得回到1965年9月。當時的空軍某轟炸機團正在豫東基地進行常規(guī)編隊訓練。按計劃，機組三人——領航員李才旺、機長李顯斌、通訊員廉寶生——需要完成一次長航計時飛行。起飛十分鐘后，李才旺察覺羅盤方位角與預定航線出現(xiàn)大幅差異。經(jīng)驗告訴他，這不是簡單誤差，于是他通過內部通話提示：“航向一二零，重校。”沒有回應，他只得寫字條遞到座艙前部。李顯斌抬眼掃過，面無表情，隨手將紙條揉成一團。

異樣的沉默令李才旺背脊發(fā)涼。機外云層被螺旋槳切成羽毛狀，空曠而冰冷。他再次核對地圖，發(fā)現(xiàn)飛機正以接近巡航速度朝臺灣本島方向推進。他意識到大事不妙，拔出隨身手槍頂在機長座椅后頭盔上，“立刻返航！”誰料槍機空響，撞針根本失效。李顯斌早有預謀，猛地轉身反手一槍，子彈擦過李才旺左臂，血染儀表板。

機艙里的異常很快驚動了尾艙的廉寶生。這名河北小伙兒連呼叫地面，“呼號071請求指示，座艙失聯(lián)！”無線電卻被切斷。他沖到駕駛艙，卻只看到滿面鮮血的李才旺，被迫按住傷口示意冷靜。飛機在低空俯沖，臺北松山機場的跑道燈帶拉開成一線。落地瞬間，機尾重重擦地，機體劇震，廉寶生被甩向艙壁，脊柱當場折斷。強忍劇痛，他掏槍自盡，“我不當叛徒！”成為在場兩岸人員共同的驚愕呼聲。

降落后，臺灣當局當夜將李顯斌、李才旺送往“政戰(zhàn)學校”審查。兩人被貼上“反共義士”標簽，獎金、名車、安家房一并送上。外電大篇幅渲染，仿佛戰(zhàn)果輝煌。可在臺北松江路的軍官招待所里，李才旺清楚，滿屋的鮮花不過是囚籠偽裝。他的腿傷未愈，卻被要求在電視上夸贊“自由民主”。深夜，他曾對警衛(wèi)低聲說：“我只想回家。”對方冷冷回了一句：“先立功，再談回家的事。”

之后的歲月，他在臺灣空軍象征性地掛名，又被安排做宣傳素材。八年后，退役手續(xù)辦妥，他獲準赴美“深造”。帶著妻兒落腳洛杉磯，一切從頭。加油站夜班、唐餐館端盤子、華人超市理貨，活計換了又換。薪水糊口有余，卻買不來心安。一次深夜收工，洛城霓虹迷離，他對同事感慨：“睡夢里，總聽見螺旋槳聲。”

時間進入八十年代中期，大陸改革開放，僑刊上頻頻出現(xiàn)“回歸正途、寬大處理”的政策解讀。李才旺偷偷搜羅相關報道，一遍遍琢磨措辭。1986年春，他繞道港澳，遞交了回國請求。國家安全部門在深圳口岸將他接走，幾天的細查與筆錄后，結論初步明確：被裹挾、非主謀、主動歸國。

隨后，調查組奔赴豫東舊址、采訪當年同機人員、調取塔臺錄音。證據(jù)指向李顯斌單獨策劃，經(jīng)過周密預謀，包括提前破壞同伴武器。1991年，李顯斌持假身份潛返福建探親，落網(wǎng)后被依法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消息保密多年，直至案卷公開才浮現(xiàn)。

至于廉寶生，他在臺灣被倉促安葬，頭七那天，島內報紙仍在宣揚其“殉國”。李才旺供述真情后，總政治部批準為烈士恢復名譽，1993年秋，烈士骨灰迎歸家鄉(xiāng)，鄉(xiāng)親敲鑼打鼓，老母親捧骨灰盒泣不成聲。

李才旺的處理辦法，軍地雙方經(jīng)過反復研判：取消軍籍，不追究刑責，由地方安置。西南某航空工廠正缺資料翻譯，李才旺的俄語、英語俱佳，人事部門幫他辦了合同制技術員編制，分配兩居室宿舍。新同事好奇，卻沒人追問往事，只在食堂私語一句：“那老李，懂導航，不簡單。”

中年以后，他常被邀請給青年職工講解航電設備維修，字里行間回避了戰(zhàn)機、回避了叛逃，只談座艙儀表與飛行安全。有一次小伙子問：“李師傅，當年您上天怎么不怕？”他沉默幾秒，說：“怕。可職責在身，不能亂來。”

2007年冬，李才旺因舊傷并發(fā)癥病逝，終年七十。遺囑里，他只寫下一句：“把我葬在烈士廉寶生旁邊，我們總算回了隊伍。”幾方手筆落俊秀有力，似乎仍帶著當年在指揮臺上勾畫航線的勁道。

縱觀這段曲折，軍事史學界普遍認為：李才旺的命運，折射了一九六零年代軍隊管理的漏洞，也印證了八十年代國家政策的人性溫度。對于任何武裝力量而言，內部穩(wěn)定勝過一切；而對個人來說，抉擇稍有偏差，往往就是二十年漂泊。值得一提的是，李才旺的回歸，讓那個被塵封已久的真相得以厘清，也讓烈士案件獲得了遲來的昭雪。這種遲到的正義，雖慢，卻終究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