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評論 x 黃平

地緣科技

vol. 3 no. 3

「平」論

2026/04/08

April

AI的“物理安全”，才是一切人工智能得以實現的前提。

第3期

總第3期

編者按

PREFACE

當亞馬遜中東數據中心突遭伊朗無人機襲擊，多家美國科技巨頭也被列入后續打擊名單時，這標志著全球有史以來首次針對商業超大規模云計算服務商實施的實體軍事打擊已然發生。在現代軍事對抗中，數據中心已從單純傳遞信息的“管道”異化為支撐情報與決策的“大腦”，AI基礎設施正實質性地演變為大國博弈的新型“軍事基地”。

在此波譎云詭的戰事變局下，本文深度剖析了中美AI競爭的地緣政治底層邏輯。文章犀利指出，面對AI極強的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屬性，中國AI出海必須將“去政治化”作為首要戰略原則。我國應探索出一條“民企牽頭、國資背書”的新型全球化路徑，堅定以市場邏輯主導海外生態布局，同時輔以國家資本的智慧介入來對沖重資產投入的地緣風險。這為我國在復雜大國博弈中贏下AI時代下半場提供了極具前瞻性的破局思路。

01

AI基礎設施已經成為

新的“軍事基地”

數據中心首次成為

軍事打擊對象

3月，亞馬遜宣布其位于中東地區的三處數據中心遭到無人機襲擊，造成嚴重業務中斷。具體而言，襲擊直接命中其位于阿聯酋境內的數據中心，位于巴林的設施則因附近無人機爆炸受到波及。隨后，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進一步將蘋果、谷歌、Meta、微軟等18家美國企業列入打擊名單，威脅摧毀這些企業在該地區的辦公室和資產——理由是：它們通過人工智能與互聯網通信技術，持續為美以在伊朗境內的間諜活動和軍事行動提供支持。

這是全球有史以來首次針對商業超大規模云計算服務商實施的實體軍事打擊，標志著人類戰爭形態正式邁入“AI時代”。

回顧歷史，科技基礎設施從未在戰爭中缺席，但其角色經歷了深刻演變。二戰期間，無線電通信樞紐等是主要的戰略打擊目標，交戰各方將大量精力投入無線電通信的偵聽與加密對抗；冷戰時期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通信樞紐與雷達設施是核心打擊目標；90年代以后的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打擊清單進一步延伸至通信基站、互聯網骨干節點乃至衛星地面站——摧毀通信，即摧毀敵方的神經。在信息化戰爭時代，攻擊目標首選的是指揮控制系統和通信網絡。

然而，AI時代的數據中心與過去的通信基礎設施有著質的區別。過去的通信基站是“管道”，負責傳遞信息；而今天的數據中心是“大腦”，不僅存儲海量數據，更承載著實時情報分析、目標識別、無人機調度、作戰決策輔助等核心軍事功能。在這個意義上，打掉數據中心，就等于讓一支現代化軍隊失去大腦。這種不可替代性，使得數據中心成為比傳統通信基站更加致命的戰略靶標。

阿聯酋在建最大數據中心模型，該項目屬于中東版“星門計劃”（圖源：華爾街見聞）

AI基礎設施的軍事化

近年來，美國和以色列在軍事行動中對AI的應用已達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巴以沖突爆發后，微軟、亞馬遜、谷歌等科技公司持續為以色列軍方提供云計算與AI系統支持。AI系統被用于篩選情報、識別目標、引導打擊，中東媒體甚至將谷歌和微軟的服務直接稱為“一鍵轟炸”。

在這一背景下，數據中心在伊朗眼中早已不是“商業設施”，而是直接支撐美以軍事和情報活動的戰爭節點。打擊邏輯因此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既然這些設施在戰爭中為敵方提供算力，它們就不應享有商業設施的豁免。

展望未來，AI對軍事的深度嵌入將沿兩條軌道加速推進：其一是數字AI（以大語言模型為代表），將從輔助決策走向主導決策，深度介入戰略規劃、情報研判與輿論戰；其二是物理AI（以自主無人系統、具身智能為代表），逐步在戰場上替代人類完成偵察、打擊與后勤保障任務。兩者融合，將催生真正意義上的“AI戰爭”形態。而支撐這一切的算力底座——數據中心，其戰略價值將呈指數級躍升。率先摧毀對方的AI基礎設施，將如同二戰中奪取制空權一樣，成為未來戰場勝負的根本。

02

中美AI競爭最終取決于

“安全”而非技術

數據中心宕機的

經濟損失和社會影響

數據中心被摧毀所引發的經濟損失，遠不止于設施重建費用，而是一場沿產業鏈和社會網絡向外不斷擴散的系統性沖擊。

從直接損失看，數據中心的宕機成本以“每分鐘數千美元”計，而對于承載整個區域海量數據流量的超大規模云計算中心而言，損失規模與普通數據中心根本不在同一數量級——更不用說由此引發的業務中斷、合同違約與客戶流失等連鎖損失。對金融市場的沖擊同樣驚人。襲擊消息傳出后，全球數據中心概念股與云計算板塊遭遇劇烈震蕩。市場猛然意識到，此前對數據中心風險的討論幾乎從未涉及物理安全——這一認知的突然更新引發大規模預期重定價。在社會層面，中東多國服務中斷期間，金融機構線上平臺直接宕機，電商平臺全面癱瘓，在數字支付高度普及的海灣國家，部分民眾甚至無法完成日常消費結算。

更深遠的憂慮指向未來。隨著AI深度嵌入金融、醫療、能源、交通等全行業，數據中心早已不是科技公司的服務器機房，而是全社會的數字神經中樞。一旦宕機，將不再只是某幾家企業的業務中斷，而是城市醫療失靈、金融市場休克、能源調度紊亂的系統性災難。AI基礎設施的安全，將逐步上升為與電網、水務、金融體系并列的國家戰略安全議題。

中美誰能提供安全和穩定？

過去數年，國際社會對“AI安全”的討論，幾乎清一色聚焦于數字維度——數據隱私、算法偏見、網絡攻擊防御。然而，伊朗對亞馬遜數據中心的實體打擊終結了這場精致的討論：AI的“物理安全”，才是一切人工智能得以實現的前提。

物理安全的本質是地緣政治問題，歸根到底取決于“國籍”。一個數據中心能否安然運轉，取決于其背后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與敵對勢力的分布。美國曾是戰后國際秩序的主要設計者和主導者，但如今不僅主動破壞多邊規則體系，更在中東對伊朗等國采取超越國際法邊界的單邊軍事行動。更深層的問題在于：美國的全球控制能力已大不如前。試問，十年前、二十年前，哪個國家敢對美國的軍事基地和數據中心動手？此次美以伊戰爭，美國海外數據中心成為伊朗重點打擊目標，充分暴露了美國實力的相對衰退——伊朗的導彈和無人機，已經給出了最清晰的答案。

更本質的是，美以伊戰爭給世界上了一課：AI的穩定，遠比AI的先進更重要。對全球南方國家而言尤其如此——它們對AI的需求高度聚焦于應用層：電子政務、醫療輔助、金融普惠、教育平臺，既不需要頂尖算力，也不需要最前沿的模型。它們真正需要的，是一個最基本也最關鍵的保證：基礎設施不會因一場地區沖突而被炸毀，服務不會因此說斷就斷。在這一維度上，正如美國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在多個場合反復強調的，不同于美國，“中國在過去40年里沒有參加過任何戰爭”，且與絕大多數國家保持著穩定、非對抗的外交關系——這種比較優勢是系統性的、結構性的，也是短期內難以復制的。

美國總統特朗普于4月7日宣布與伊朗達成為期兩周的停火協議（圖源：美國之音）

03

中國AI全球化布局的

重要機會窗口

布局哪里:

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

美以伊戰爭不只是一場地區沖突，更像是一塊試金石，將哪些地區最迫切需要“非美國”AI替代方案照得清晰無比。

可以預見，中東和伊斯蘭世界的安全形勢將進一步復雜化，區域動蕩的長期化已成結構性趨勢。客觀而言，美國對中東的影響力是任何國家難以比擬的，美國AI對中東的滲透也是全方位的。但美以伊戰爭之后，中東國家渴望尋找替代方案以平衡風險的意愿正急劇上升——中國AI很可能成為他們最現實的選擇。

穆斯林和阿拉伯市場的體量與成長性同樣令人矚目，未來將成為AI全球市場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穆斯林世界的人口規模巨大且增速驚人，目前穆斯林人口已突破20.4億，預計到2050年，這一數字將進一步攀升至約27億，占全球總人口的30%。根據權威機構預測，2015年至2060年間，全球穆斯林人口增速將達70%，是同期全球人口增速的兩倍以上。更重要的是，穆斯林人口的分布呈現出真正的全球尺度：除中東和北非外，東南亞是另一個核心聚集地——印度尼西亞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馬來西亞亦是東南亞伊斯蘭經濟的重要支點，南亞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國，以及中亞、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共同構成了一個橫跨多大洲的超大規模市場。阿拉伯世界的人口規模雖然不大，但經濟體量和增速較快，是全球增速最快的消費市場之一。

更重要的是，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擁有高度獨特的宗教、文化與語言生態：阿拉伯語是超過4億人的母語，伊斯蘭教法、宗教知識與文化習俗均構成高度特殊的AI應用場景，這一市場對專門服務于本地語言與文化的AI大模型存在迫切且尚未被滿足的需求。這恰恰是美國科技巨頭不愿意做、也不擅長做的事情——它們習慣于用一套所謂普世的英語世界邏輯覆蓋全球。相反，深度在地化、精準匹配市場需求，正是全球化程度較高的中國科技企業多年出海實踐中鍛造出的核心能力。

誰來布局:

民企牽頭，國資背書

人工智能是比以往任何技術都更具地緣政治色彩和意識形態屬性的科技產品。AI的訓練數據從哪里來、價值觀如何對齊、模型輸出什么內容，都折射出開發者的文化立場與政治邏輯（詳見地緣科技「平」論第1期）。正因如此，去政治化是中國AI出海的首要原則。央國企直接主導的AI出海，無論技術多么先進，都將在高度敏感的地緣政治生態中天然攜帶“國家意志延伸”的標簽，容易引發目標國的警覺與抵觸。即便是華為、字節跳動這樣的民企，也難以完全繞開這一標簽——這是大國博弈時代無法回避的現實。

因此，中國更需要強調AI出海的市場屬性。事實上，中國AI產業的底色本就是市場驅動的——它由民營互聯網巨頭引領，在競爭中生長，而非在計劃中誕生。華為、字節跳動、阿里巴巴等民企，既是中國AI最重要的技術力量，也擁有央國企所不具備的全球化運營經驗與本地化能力。中國AI的全球化布局，理應由這些企業牽頭，以市場邏輯而非國家邏輯向外延伸。

然而，去政治化并不意味著國家角色的缺席，而是要求國家力量以更具智慧的方式介入。AI基礎設施的全球布局涉及重資產投入與高度的地緣政治風險，單靠民企資本遠遠不夠。國家資本（而非國有企業）應以有限度的項目參與方身份介入——一方面填補基礎設施重資產投資的資本缺口，另一方面為項目提供政治兜底與風險保障，使民企在復雜地緣環境中能夠更大膽地推進布局。“民企牽頭、國資背書”可能是去政治化與抗風險能力之間的最優解。

2026年3月，千問AI眼鏡在中國家電及消費電子博覽會舉辦國內首場產品發布會（圖源：新華社）

怎么布局:

中外合資，以技術換市場

互聯網時代，美國科技巨頭依靠先發優勢在全球實現了近乎壟斷的滲透，幾乎無需讓利于任何市場。這一時代有其特定的歷史條件：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在美國和西方的全力背書下被包裝為"普世價值"，為資本的全球流動掃清了意識形態障礙；另一方面，美國的實力與霸權足以壓制一切潛在的競爭對手，任何國家都難以對美國科技巨頭的壟斷說“不”。然而，這一時代已經過去。美國實力的相對衰落，疊加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的全面抬頭、數字主權意識的普遍覺醒，全球化的底層邏輯已完全顛覆——“贏家通吃”的資本邏輯正在讓位于“互利共贏”的政治邏輯，“讓利”已成為跨國企業全球化布局不可回避的核心原則。

具體而言，應以在地化合資為基本模式：中國企業提供大模型技術、供應鏈能力與工程化能力，以此換取目標國的市場準入；以合資公司的形式在當地落地，引入本地合作伙伴的資本、市場網絡與文化理解。這一邏輯并不陌生——恰如數十年前外資汽車企業以“技術換市場”進入中國，催生了一汽大眾、廣汽豐田等合資車企，在讓利于中國市場的同時，也完成了自身在全球最大汽車市場的深度扎根。今天，中國應以同樣的方式走向世界，以技術換市場，以合資換根植，邏輯一脈相承。

唯一的區別在于，在AI時代，“市場”的價值遠不止于現金流和品牌。數據與應用場景，才是決定AI競爭勝負的關鍵要素。數據的獲取高度依賴規模化的市場應用——只有當模型被數以億計的真實用戶在真實場景中反復使用，才能積累覆蓋多樣化需求、多元文化語境、多種語言習慣的高質量反饋數據，進而驅動模型的持續迭代與精進。從這個意義上說，市場本身就是技術。

因此，中國AI在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的布局，不只是為了開拓一個新的商業市場，更是要構建一個覆蓋數十億人口、橫跨多種語言與文化的AI生態；不只是為了拓展用戶規模，更是要在中美AI競爭中積累難以被復制、無法被替代的核心資產。

本文作者

黃平：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助理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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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 伍子堯

排版 | 許梓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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