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周前，我寫了一篇，依據(jù)我在伊朗旅行的觀察，探討了宗教對這個國家的深遠影響。最近，在智庫評論平臺“Project Syndicate”上讀到一篇引人深思的文章——《為什么是美國而非伊朗面臨權力傳承危機》（ Stephen Holmes，"Why America, Not Iran, Has a Succession Problem"，Project Syndicate，2026年4月），覺得有必要就宗教與政治的關系再多講幾句。

作者斯蒂芬·霍姆斯是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是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學界頗具影響力的學者。他在文中指出，華盛頓對斬殺伊朗高層領導人一事報以掌聲，這種反應“無意中暴露了一個憲政假設”：認為領導人就是政權，權威依附于個人，殺了人就等于摧毀了體制。

文章最后還帶有一絲諷刺：在特朗普執(zhí)政期間，美國自身的政治體制正在走向個人集權化，反而是美國更像一個“斬首有效”的國家。

霍姆斯的分析是敏銳的，但他的視角仍局限于政治學框架，停在了制度層面。

霍姆斯的邏輯對某些個人集權國家或許成立，但用在伊朗身上，則有可能造成誤判。

伊朗自建國之初便將制度延續(xù)性嵌入了政治架構，領導人的死亡并不會導致政權瓦解。

有一個更深的維度他沒有觸及，這也正是華盛頓對伊戰(zhàn)略長期忽視的盲區(qū)，即伊朗政治體制之所以堅韌，不僅因為它制度化程度高，更因為它的根基是宗教，是什葉派伊斯蘭文明本身。

政治制度之下，是宗教的地基。

1979年伊斯蘭革命建立的伊朗共和國，其憲法核心是一個獨特的神學政治概念：*velayat-e faqih*，即“法基赫監(jiān)護制”。這一制度規(guī)定，國家的最高權威凌駕于民選政府之上，它不來自世俗選票，而來自對伊斯蘭法的精通與對真主的順服。最高領袖不僅是政治首腦，更是宗教領袖。這意味著，政權的合法性從根本上說是神學的。

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西方的戰(zhàn)略思維習慣于將“國家”與“宗教”、“政權”與“社會”視為可以切割的兩個領域，以為打掉政權高層，社會自然會重組。但在什葉派伊朗，這種分離根本不存在。

清真寺、宗教學校（Hawza）、巴斯基民兵網絡——這些機構深入社會的每一個毛細血管，將國家權力與龐大的傳統(tǒng)民眾基本盤編織成一個有機整體。

政治體制與宗教的社會認同之間，不是單純自上而下的維穩(wěn)與控制，而是相互滲透、彼此支撐的共生關系。

伊朗近年來雖然出現(xiàn)的了世俗化的傾向，尤其是年輕一代，但總體上，這樣的變化仍然未能成為主流。

還有一點值得再提一下，就是什葉派特有的“苦難神學”。

什葉派的起源，本身就是一場政治失敗與宗教殉道的故事。公元680年，先知穆罕默德之孫侯賽因在卡爾巴拉以寡敵眾，壯烈犧牲。

這一事件成為什葉派神學的核心敘事：領袖被殺不是終結，而是殉道；殉道不是失敗，而是信仰的最高證明。

伊朗特有的什葉派神學傳統(tǒng)綿延千年，塑造了什葉派信眾面對壓迫時特有的精神氣質——越是被打壓，越是能激發(fā)內部的凝聚力。

2020年，伊朗高級將領蘇萊曼尼在美國無人機空襲中身亡。伊朗官方隨即將其塑造為新時代的殉道者，數(shù)百萬民眾自發(fā)走上街頭哀悼。這場空前的葬禮與其說是政治動員，不如說是宗教儀式的自然發(fā)生。“斬首行動”沒有引發(fā)政權崩潰，反而成了強化政權與信眾之間宗教紐帶的催化劑。

至此，我們可以對霍姆斯的分析作一個補充：霍姆斯的結論是，斬首無效，因為伊朗是高度制度化的政權——這是一個政治學的結論。但更底層的答案是：斬首無效，因為政權與其社會基本盤已通過宗教融為一體。攻擊領袖就是攻擊信仰，只會激發(fā)而非瓦解信眾的認同。這是一個文明論的結論。

西方決策者長期將“政教分離”視為現(xiàn)代政治的普遍原則，并以此為默認前提去理解其他國家。這一前提在伊朗語境下失效。

伊斯蘭革命之父霍梅尼，當年正是從宗教社會運動中直接孕育出了一個全新國家。哪怕有一天，伊朗現(xiàn)有的政治架構在某種極端壓力下發(fā)生變形，什葉派深厚的宗教網絡與社會認同，依然能重新生成新的政治形態(tài)。

講明白這一點，并非是要為伊朗政權辯護，而是陳述一個基本的認知事實：讀不懂宗教與政治的共生關系，就讀不懂伊朗；讀不懂伊朗，就永遠制定不出有效的戰(zhàn)略。華盛頓傳出的那些掌聲，恰恰暴露了這種文明認知上的致命盲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