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I去“蒸餾”巴菲特思考方式，然后呢

有信息增量嗎？信息的質量知易行難望遠鏡與方向盤

最近，AI 屆 “整活” 越來越多，先是 “同事.skill” 刷屏，用 AI 復刻那個已經離職的同事，號稱連那種甩鍋味都能一模一樣。接下來又是對各種大師比如喬布斯、芒格等的蒸餾，問這些 “蒸餾” 后的 AI 大師，回答似乎還真是一套一套。

于是就有朋友突發奇想，是不是用這種蒸餾的大師，比如蒸餾的 “巴菲特”，就能幫我們股票決策了？

這是個好問題，正好最近還真看過那些 AI 蒸餾的 skill，就來分享一下。

當我們討論 “蒸餾” 大師的時候，到底是在討論什么？

本質上，是在濃縮大師的思維方式。

下圖是 Alchian 花生最近寫的專用蒸餾大師 skill 的核心理念，可以看到核心就是 “提煉思維框架”。

其實，這件事兒，在沒有 AI 的時代，早就有無數人做了，所以采用那么多類似《巴菲特之道》的書層出不窮的出現，只不過那時候一切得依靠寫書者，而如今你只要舍得花錢只要能找到足夠多原生的第一手或高質量二手素材，就能自己提煉。

這套東西，對于我們觀察一些新崛起成功人物時，比如 Deepseek 的梁文鋒之類，的確會有很大幫助，尤其是依托類似 Claude 4.6 Opus 這種頂級模型，對只字片語的洞悉能力，恐怕遠勝過普通人。

但對于巴菲特這種已經被研究了幾十年的大師，已經被大量人力完成 “蒸餾” 的大師，增量恐怕就極為有限了。

更何況，以當下頂級大模型的語料庫，或許你直接輸入 “你是巴菲特，請回答” 或許都能有足夠好的質量，無需額外再 “蒸餾” 多此一舉。

更重要的是，當我們要完整一項決策的時候，不是只有思維模式就夠的，很多場合更核心的其實是輸入的信息，以及各類局限條件。

看巴菲特的傳記，你會發現他在收購企業的時候，對于企業原本的管理層能力、誠信等各方面是極為看重的，所以相比唾手可得 (也是眼下大模型最擅長處理的) 財務報告，巴菲特更偏重與管理層的交流，聽他們對商業模式的看法，看他們對企業的熱誠程度，諸如此類。

毫無疑問，這是一種極為高要求的復合能力：能聽懂對方是否專業，需要的是足夠專業的商業能力 (別忘了巴菲特是正經 MBA 畢業，師從格雷厄姆)；能夠看出對方的誠信、熱忱，需要洞悉人心的能力，需要的是大量的訓練或者天賦；至于從各種非交談的細微處看出常人看不出的東西，同樣難度不低。

這些東西，顯然是大模型 “蒸餾” 的思維方式做不了，需要你提供的。

但這恰恰是普通人最難的地方，很難獲得這種第一手的資料。

雖然現在視頻播客崛起，許多企業的高管愿意接受動輒三個小時乃至五個小時的訪談，倒是一定程度打破了信息差，但考慮到播客終究帶有表現性質，且聽眾無法即時互動，顯然信息質量終究無法與巴菲特親自調研的那種相比的。

其實如果細究信息，不僅僅是在做當前決策時輸出的信息，也包括支撐你思考的常備信息的局限。

“能力圈” 是巴菲特非常強調的概念，這個概念本身其實就凸顯了，各種歸納的巴菲特思維方式，是不能包打天下的 —— 即使是原版巴菲特，也只是局限在自己熟悉的商業模式 (信息儲備) 下運作。正如其在 1996 年 “致股東的信” 中所言，能力圈的大小并不重要，然而，知道其邊界至關重要。

雖然理論上大模型窮盡了人類已有的高質量文本資料，似乎在能力圈上不應該有約束，應該比巴菲特更無所無能，但我始終覺得所謂的 “窮盡” 是一種幻象。

人類社會的運作，包括商業機構的運作，有大量并沒有落于文字的隱形信息，比如某家企業高層與高層關系如何，比如某個企業家在人前與人后的差別，諸如此類。其實你只要想想，在 “蘿莉島” 信息被披露之前，相關的內容作為 “隱形信息” 早就在當事人之間傳播，但對于公眾、大模型，卻是未知的。

雖然這是一個非常極端的例子，但的確有大量的信息是 “隱形” 的，很多時候科層制下，高層的決策能力優勢，其實就是依托于對于這類隱形信息的壟斷。

在討論 “蒸餾” 巴菲特時，對于投資市場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就是：知易行難。

巴菲特的價值投資，當然是非常龐大的一個體系，但核心還是：別人瘋狂我恐懼，別人恐懼我貪婪。

這個思維方式簡單嗎？

非常簡單易懂。

好實施嗎？

難如上青天。

就像 2024 年七八月，A 股估值那么低，市場哀嚎一片，你貪婪了嗎？

就像巴菲特面對當下的美股，可以儲備天量的現金倉位，巍然不動，你做得到嗎？

還有一層容易被忽略的問題：蒸餾出來的思維方式，是一張靜態的快照。

但巴菲特本人不是靜態的。早年他是格雷厄姆的忠實信徒，專撿煙蒂股；后來受芒格影響，轉向 “合理價格買好公司”；再后來重倉蘋果，又是一次自我迭代。這些轉變不是某一天頓悟的結果，是幾十年持續吃虧、反思、修正的過程。

蒸餾能提煉出他在某個階段說了什么、怎么想的，但那條從 A 走到 B 再走到 C 的路徑 —— 為什么變、什么時候變、變的時候內心有多糾結 —— 這些東西很難被壓縮進一個思維框架里。

而投資恰恰是需要不斷迭代的。市場環境在變，你的本金規模在變，你的人生階段也在變。一套凍結的思維模式，哪怕是巴菲特的，也沒法替你應對這些變化。

更別提，蒸餾的素材有截止日期，但市場沒有。巴菲特的優勢之一，是他幾十年建立起來的信息網絡 (尤其是高質量人際網絡) 在持續給他喂新鮮的輸入。蒸餾出來的 “巴菲特”，只能用過去的認知回答今天的問題。

這或許才是用巴菲特的思維方式輔助投資決策太難的事情。

說了這么多，倒也不是要全盤否定 “蒸餾” 這件事。

好的蒸餾，的確能幫你把一位大師幾十年的思考濃縮成一套追問清單：這門生意的護城河在哪里？管理層值不值得信任？市場為什么給了這個價格，你憑什么覺得它錯了？這些追問本身是有價值的，它能讓你在做決策之前，多想幾步。

但追問清單是望遠鏡，不是方向盤。

望遠鏡幫你看得更遠，但往哪個方向開，油門踩多深，什么時候踩剎車 —— 這些事情，沒有任何一個AI大師能替你決定。因為他不知道你在虧損 30% 的夜晚是睡得著還是睡不著——別說AI不知道，你在做風險評測時的面對虧損 30% 的 想法，恐怕也與親身經歷時迥異。

1965 年，一個叫 Ralph Nader 的年輕律師出版了一本書，叫《Unsafe at Any Speed》，核心論點是：再好的公路和交通規則，也救不了一輛設計有缺陷的車。這本書催生了美國整個汽車安全立法體系。

投資的道理有點類似：再好的思維框架，也救不了一個不了解自己的駕駛員。你的風險偏好、你的認知盲區、你在壓力下的真實反應 —— 這些才是那輛車本身。

蒸餾大師，拿到的是一張更好的地圖。但地圖不會替你開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