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鄭州通往蘭考的數(shù)十公里鄉(xiāng)道上，白發(fā)老農(nóng)拄著磨亮的棗木拐杖，農(nóng)婦懷中緊摟著尚在襁褓的嬰孩，青壯年工人胸前還沾著未干的機油印子——整整十萬人，不約而同跪伏于道路兩側(cè)，淚如雨下，目送一輛素凈靈車緩緩駛過，車輪碾過黃土，也碾過整座縣城沉甸甸的心。

前言

張欽禮這一生，早已與蘭考血脈相融、筋骨相連。1962年焦裕祿調(diào)任蘭考縣委書記，張欽禮時任縣長，二人并肩立于風(fēng)沙最烈處，結(jié)為肝膽相照的生死搭檔。彼時的蘭考，究竟何等光景？

狂風(fēng)卷著沙塵撕扯屋檐，堿霜覆滿田埂如雪，內(nèi)澇積水常年不退似湖——風(fēng)沙、鹽堿、內(nèi)澇“三害”如三把鈍刀，日日凌遲百姓生計；地里不見一穗麥粒，村村響起逃荒梆子聲，餓殍橫臥溝渠，連狗都不愿多看一眼。

焦裕祿強撐咯血之軀，領(lǐng)著張欽禮一頭扎進沙窩子、泡進泥水溝，逐個風(fēng)口丈量風(fēng)向，沿條條流沙標記走向，繞著洼地尋找活水源頭。兩人裹著補丁摞補丁的舊棉襖，在漫天黃沙中跋涉，褲管磨破、鞋底穿洞，腿上汗毛被粗糲沙粒生生刮盡，只余紅腫滲血的皮肉。

白天踏遍全縣145個村莊，夜晚圍坐于昏黃搖曳的煤油燈下推演方案；餓極了掰半塊硬如石塊的高粱饃就著涼水咽下，困倦了用井水潑面提神，再接著干。

張欽禮緊隨焦裕祿腳步，率先揮鋤種泡桐、引渠治風(fēng)沙、筑壩修水利、翻耕改堿地。他騎一輛鏈條銹蝕、車鈴失聲的“永久牌”舊自行車，年均行程超兩萬公里，走遍蘭考每一寸土地：王家屯缺糧三斗，李家坳孩子發(fā)高燒三天未退，西崗村南坡那片板結(jié)地若深翻兩尺加草木灰可增產(chǎn)兩成……這些細賬，他全記在泛黃小本子上，更刻在心底深處。老百姓常說：“他跟老焦一個樣，眼里裝著千家灶火，唯獨照不見自己半寸影子。”

焦裕祿病逝那日，張欽禮撲倒在墳前泣不成聲，額頭抵著新壘的黃土，聲音嘶啞卻字字鑿地：“你沒干完的活，我接著干！蘭考一日不脫窮帽，我張欽禮絕不挪動半步！”

接棒苦干改蘭考

焦裕祿離去后，張欽禮毅然扛起治沙興農(nóng)的大旗。他不擺陣仗、不貼標語、不搞匯報展，只埋頭做一件件看得見、摸得著、咬得動的硬事。

他力主實施引黃淤灌工程，帶領(lǐng)十萬民工挑筐抬土、夯堤筑壩，硬是將26萬畝白茫茫鹽堿灘，蛻變?yōu)槲忠扒Ю锏母嚯榱继铮蝗嫱菩修r(nóng)桐間作模式，在沙荒地上織就綠色經(jīng)緯，累計營造林地56萬畝，既鎖住風(fēng)沙咽喉，又讓每戶年均增收三百元以上。

牽頭興建縣社兩級工廠60余座，涵蓋農(nóng)機修配、糧油加工、柳編編織等門類，讓六千余名農(nóng)民在家門口端穩(wěn)“鐵飯碗”。全縣糧食總產(chǎn)由1962年的6000萬斤躍升至1976年的3.2億斤；昔日“逃荒縣”，竟在1976年首次向國家交售公糧3000萬斤，倉廩實而民心安。

他身為一縣主官，卻嚴守清貧本色。組織配發(fā)的蘇制吉普車，他先后兩次親手賣掉，所得款項悉數(shù)購回泡桐苗、化肥袋與救濟糧；自己棲身于四壁透風(fēng)的土坯房，衣襟肘部打著四方補丁，子女與農(nóng)家娃一道赤腳插秧、蹲灶臺蒸紅薯、啃玉米餅子充饑。

他心中裝著整片蘭考大地。文革風(fēng)暴最猛烈時，他頂住層層高壓，果斷釋放被錯誤關(guān)押的干部群眾1207人；逐一復(fù)核材料，恢復(fù)4000多名黨員組織關(guān)系；親赴焦裕祿舊居選址，主持重建焦裕祿紀念館，一磚一瓦皆由他親手過問。

誰家斷炊，他卷起褲管送米上門；誰戶遭災(zāi)，他挽起袖子幫著搶收搶種；百姓登門辦事，從未見過冷臉閉門，只聽他朗聲說：“我是蘭考百姓選出來的官，不是當官的百姓，辦事就得敞開門、捧真心。”

突遭橫禍判 13 年

正當蘭考初現(xiàn)生機之際，一場毫無征兆的劫難驟然降臨。1978年10月16日清晨，張欽禮正站在引黃灌淤主干渠工地高坡上指揮截流，幾輛警車鳴笛沖入現(xiàn)場，當眾將他戴上手銬帶走。

1979年12月，商丘地區(qū)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張欽禮犯有“文革期間嚴重錯誤”“虛構(gòu)夸大焦裕祿先進事跡”“擅自扒開黃河大堤致群眾受災(zāi)”“打擊迫害革命干部”等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

這些指控，樁樁皆為無中生有。引黃灌淤工程使26萬畝鹽堿地重獲新生，卻被歪曲為“蓄意淹沒百姓家園”；他整理出版《焦裕祿同志事跡報告集》，真實還原戰(zhàn)友足跡，反被誣為“政治造假”；至于所謂“扒堤決口”，實為科學(xué)分洪保下游千村萬寨，圖紙至今存于省檔案館。

他依法提出申訴，卷宗石沉大海；他在法庭據(jù)理力爭，話音未落即被制止。一位把命都豁出去建設(shè)蘭考的人，一夜之間被釘上“反革命分子”的恥辱柱。

押解當日，數(shù)千蘭考民眾涌至縣城東關(guān)路口，哭喊著撲向囚車，雙膝重重砸向凍土。張欽禮隔著鐵窗望見那一張張溝壑縱橫的臉、一雙雙通紅含淚的眼，只平靜說道：“我問心無愧，對得起蘭考的天，對得起百姓的地。”

獄中牽掛蘭考人

十三載鐵窗歲月，張欽禮受盡非人煎熬，可心尖上始終懸著蘭考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

他在監(jiān)舍窄床上鋪開舊報紙，托前來探視的老鄉(xiāng)悄悄帶回辣椒籽、花生仁、優(yōu)質(zhì)麥種，并反復(fù)叮囑：“泡桐根要深扎三尺才抗風(fēng)，麥壟得留足通風(fēng)間隙防霉變……”他寫給鄉(xiāng)親的信箋，通篇不見一字訴苦，只問：“東壩頭新栽的桐苗活了幾成？堌陽公社今年小麥揚花早不早？張莊孤寡老人劉嬸的藥錢湊齊沒有？”

蘭考百姓更未曾將他遺忘。東壩頭村四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揣著自家烙的芝麻燒餅、炸得金黃的馓子，徒步三天三夜趕到開封監(jiān)獄。因無通行證明，他們就在高墻外青石階上長跪不起，寒風(fēng)刺骨，淚水結(jié)霜，連執(zhí)勤武警都背過身去悄悄抹淚，最終破例準許探視十分鐘。

每逢春節(jié)、中秋，鄉(xiāng)親們翻山越嶺送來新磨的面粉、手納的布鞋、曬干的槐花蜜；有人步行四十里只為看他一眼、聽他一句“身子骨還硬朗”，臨別時總被他塞回一把紅棗：“甜嘴就行，別費心。”百姓私下傳誦：“張縣長是清水里泡大的官，骨頭縫里都透著干凈，他哪有什么罪？”

刑滿釋放回蘭考

1990年冬，七十三歲的張欽禮走出監(jiān)獄大門，須發(fā)如雪，步履蹣跚，一身陳年舊疾纏身。組織安排他赴鄭州干部療養(yǎng)院休養(yǎng)，他婉言謝絕；老同事想為他申請廉租房，他也執(zhí)意推辭。他望著豫東平原的方向，聲音低沉卻堅定：“我喝蘭考的水長大，吃蘭考的糧成人，死了也要埋進蘭考的土里。”

回到故土，他仍住在漏雨的三間土坯房中，晨起掃院、午間鋤地、傍晚教孩童識字。七十有三的年紀，仍堅持步行走訪各村，為村民聯(lián)系醫(yī)生、調(diào)解宅基地糾紛、指導(dǎo)果樹嫁接技術(shù)。

山東籍婦女張娥罹患頑固性淋巴結(jié)核，他親自陪同赴鄭大一附院掛號求診；兩戶鄰居因宅界爭執(zhí)多年，他冒雨踩著泥濘登門勸和；南彰鎮(zhèn)百畝麥田突發(fā)赤霉病，他連夜查閱農(nóng)技資料，次日便帶著防治方案趕往田頭。

他還是當年那個張欽禮：不收百姓一分錢酬勞，不嘗百姓一口熱飯，鄉(xiāng)親硬塞來的雞蛋、粉條、新織的土布，他統(tǒng)統(tǒng)原封退回。他說：“我能活著回來，看見蘭考的樹綠了、路寬了、娃娃們上學(xué)不用赤腳了，這就夠了。”

十萬百姓跪相送

2003年歲末，張欽禮確診晚期肺癌。住院期間，蘭考自發(fā)前往探望者逾兩千人次，眾人排隊捐出賣糧款、賣豬錢、棺材本，他全部拒收，只留下一句：“治病的錢，兒女已湊齊。”

2004年5月7日，張欽禮在鄭州病逝，享年七十七歲。彌留之際，他留下三條遺愿：喪事一切從簡；不發(fā)訃告、不設(shè)靈堂、不收奠儀；骨灰撒入蘭考泡桐林下，與焦裕祿長眠一處。

可蘭考百姓怎能讓他走得如此寂靜？

消息傳出，全縣慟哭失聲。田埂上的農(nóng)人扔下犁鏵奔向縣城，集市中的攤販拉下卷閘門直奔殯儀館，耄耋老人讓子孫用平板車拉著趕路，年輕母親背著孩子蹚過三道河……無人召集、無需通知，十萬顆心朝著同一個方向奔涌——只為送張縣長最后一程。

5月17日清晨，靈車自鄭州啟程返蘭。原本三十分鐘的車程，竟耗時五小時零八分。

鄭州至蘭考沿途近百里公路兩側(cè)，人潮如海、黑壓壓望不到邊，保守估算逾十萬人。靈車駛至東壩頭段，不知哪位老漢率先雙膝觸地，剎那間，呼啦啦——十里長街，萬人齊跪，哭聲匯成驚雷滾過原野。

有人端來一碗清水、一碟小蔥拌豆腐，哽咽道：“清清白白一輩子，就送您這碗‘清白飯’”；有人高舉焦裕祿泛黃照片，仰天長號：“老焦啊，你的好兄弟先走一步了！”還有人攥緊靈車扶手不肯松手，一遍遍嘶喊：“張縣長，再看看咱蘭考吧！”

白發(fā)蒼蒼的老人跪著哭，襁褓中的嬰兒被母親抱著哭，黝黑脊背的莊稼漢捶地痛哭……十里長街，萬眾俯首；天地同悲，日月失色。連過往貨車司機也主動停車熄火，摘下安全帽，默默佇立良久。

墓前百碑頌恩情

張欽禮下葬之地，無鼓樂喧天，無領(lǐng)導(dǎo)致悼，墓碑僅鐫五字：“張欽禮之墓”，素樸如他一生。

可蘭考百姓不愿讓英雄沉默入土。他們要用石頭說話，用刻痕銘記。

有人傾盡積蓄購來青石，請老石匠徹夜雕琢；有人扛來廢棄橋墩石板，跪在院中親手打磨、描紅、鐫字；拾荒老人掏出積攢三年的廢品錢，退休教師捐出養(yǎng)老積蓄，普通農(nóng)婦賣掉陪嫁銀鐲……一塊、兩塊、十塊……短短五年間，墓園悄然矗立起百余方石碑，蔚然成林。

每塊碑文皆出自百姓肺腑：“百姓永遠的父母官”“蘭考永不褪色的青天”“不敢忘，不能忘，不會忘”。其中一方斑駁石碑，出自一位拾荒老漢之手，上面刻著：“張縣長，您可能不記得我了。可我記得——1960年寒冬，您把我快凍僵的兒子抱進縣委辦公室烤火，又塞給我三塊錢買藥。您救的不只是我兒一條命，是我們?nèi)胰说拿　！?/p>

這些石碑，沒有公章印記，沒有華麗駢文，卻比任何青銅鼎銘更鏗鏘，比所有史志記載更滾燙。

直至生命終點，張欽禮的組織關(guān)系仍未恢復(fù)，人事檔案仍標注“刑滿釋放人員”。

但在蘭考百姓心中，他早已獲得最高規(guī)格的平反——那十萬長街長跪，是十萬顆心共同簽署的無字赦令；那百方百姓石碑，是億萬雙手合力鑄就的永恒豐碑。

結(jié)語

何謂好官？不在官階高低，不在權(quán)柄輕重，而在百姓心頭是否留有一席之地，在鄉(xiāng)音俚語中是否常被喚起名字。張欽禮既無顯赫頭銜，亦無特殊待遇，甚至背負過牢獄之災(zāi)，可百姓卻以最古老、最莊嚴、最滾燙的方式送別他，以最樸素、最執(zhí)著、最深情的方式紀念他。

紙上的判決或許隨歲月泛黃消隱，但人心深處的口碑，歷經(jīng)千年風(fēng)雨亦不蒙塵。那一片碑林，不僅豎立于蘭考焦裕祿紀念園旁，更深深扎根于十萬百姓血脈之中，無聲昭示后來者：莫忘此人——張欽禮，一位將畢生熱血、全部忠誠、整個靈魂，毫無保留獻給蘭考大地與父老鄉(xiāng)親的人民公仆。

歷史可以塵封卷宗，卻永遠無法覆蓋民心所向；時間能夠模糊墨跡，卻永遠不能抹去那百塊石碑上未干的淚痕與未冷的體溫。